過去兩年，經常讀幾位法學教授的文章，學習知識，也爲她們的勇氣鼓舞。
清華大學刑法學勞教授是其中一個。她目前在加拿大訪學，“是積攢了8年的學術年假”。我特別能夠理解她，因爲她有時差，如果經常關注國內問題，會有一種時空顛倒的感覺，這不是自然狀態下的“留意”，而是有意識的“堅持”。
2019年1月，她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公號文章，題目是《寫給人到中年的自己》，裏面有我特別喜歡的話，“到遠方去……”“人到中年”，已經是最好大學的教授，“遠方”是什麼，其實就是社會和公共領域。
從那時開始，她似乎有了一種公共發言的自覺，在很多事情上都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她已經抵達了足夠遠的地方，到了邊緣，也到了“危險”的地方。
法律和新聞兩個專業，有天然的公共性。新聞學教授們，都忙着寫論文，願意公共發言的越來越少，他們研究新聞史、傳播學理論，而距離新聞實踐越來越遠——相信大部分新聞學教授，都沒登錄過公號後臺。
相比之下，法學教授更有社會責任感。他們的學生，大部分都走上了公檢法工作崗位，一部分成了律師。這關乎全社會的正義，所以，面對各種不公，教授們終究良心難安。
曾和一個派出所長有所交流。他說：你不要以爲我無知，我是X大法學院畢業的，以前和你們報社的政法記者都是朋友呀——那時候，法律和新聞兩個“專業”，有過很多協作，充滿了希望。
追憶這些沒有意義，當下願意進行公共表達的已經越來越少，尤其是大學教授，只剩下最後幾位了。
有時候公衆會失憶，而且沒有良心，感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骨氣”，其實這個社會上並不缺這樣的人，你又是如何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對他們心存感激。如果不能向他們學習，至少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