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貼年畫，是中國大江南北的新年習俗。年畫分狹義和廣義。廣義的年畫，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春節傳統張貼物：門神、竈神、財神、窗花、掛箋、吉祥畫、佛像、畫符……而狹義的年畫僅指吉祥納福類版畫。先看兩幅風格迥異的年畫：
兩幅年畫，主題相近，風格截然不同。前者可謂“俗年畫”，極富民俗意味，爲清末民初北方年畫典型風格;後者堪稱“雅年畫”，寫實精細，爲清代乾隆年間領風氣之先的“姑蘇版畫”。姑蘇版畫曾大量出口日本，深受日本畫師喜愛，爭相模仿，也成爲日本浮世繪由繪本插畫，質變爲所謂“一枚多色摺”，即單張套色版畫的重要契機。從插畫轉爲單張，從單色轉爲多色，是浮世繪發展成形，蔚爲大觀的重要轉折點。毫無疑問，浮世繪在形式上的兩個關鍵嬗變，都受到中國版畫的啓發。
而且，姑蘇版畫融合西洋透視法和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的嶄新風格，也催生了浮世繪的一個重要門類，即注重空間寫實透視效果的“浮繪(うきえ,ukie)”。早期浮世繪畫師，比如奧村政信，即從姑蘇版畫間接習得西洋透視法。而後來的葛飾北齋和歌川廣重，已有機會直接接受西洋畫技法薰陶。
年畫一詞的出現，其實歷史並不長，最早見於清代道光年間出版的《鄉言解頤》，作者李光庭，天津寶坻人。
這本書類似“朝花夕拾”。李光庭晚年回憶兒時鄉俗謠諺，按天、地、人、物四部分類，記述成書。此書卷四《物部上》有“新年十事”條：一，時憲書;二，門神;三，春聯;四，爆竹;五，掃舍;六，年畫;七，饅頭;八，水餃;九，辭歲;十，賀年。從新年十事可見，那時候中國北方過年和現在沒太大區別。
關於年畫，李光庭是這麼描述的：掃舍之後，便貼年畫。稚子之戲耳。然如《孝順圖》、《莊稼忙》，令小兒看之，爲之解說，未嘗非養正之一端也。(養正，相當於現今的德育。編者注。)
清朝中期，“年畫”這一名稱，仍主要在中國北方使用。南方叫什麼呢?鄭振鐸在《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引用乾隆年間的《仙莊會彈詞》：“原來蘇州人，來裏賣花紙。” 這裏所說的“蘇州花紙”，就是大名鼎鼎的姑蘇木刻版畫。
另有蘇州人士顧祿寫的《清嘉錄》，稱年畫爲“畫張”：“城中玄妙觀，尤爲遊人所爭集。賣畫張者，聚市於三清殿，鄉人爭買芒神春牛圖。”
芒神春牛圖，相當於《鄉言解頤》裏說的“莊稼忙”，和上面所舉《士農工商莊家忙》，《三百六十行》，同屬喜慶吉祥類年畫。
直到民國，南方仍普遍稱花紙，不叫年畫。魯迅對木刻的癡迷，源於從小就喜歡的《老鼠嫁女》等花紙和插圖書。魯迅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及花紙。他在參與編輯的《北平箋譜》序中說，
可見，年畫成爲全國通稱，年代並不久。年畫的內涵和外延，也極爲模糊。即便是狹義的年畫，也有南北雅俗之分。但至少，我們應把年畫和門神竈神畫區別開來，因其旨在驅邪消災祈福，有着獨立於年畫的傳承。而在吉祥喜慶類年畫中，我們也要把視野放得更寬，注意到中國版畫藝術曾在姑蘇木刻中達到令後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並且對日本浮世繪蔚爲壯觀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催生作用。
可惜的是，繼承明朝繡像插畫餘緒，在雍正乾隆年間達至巔峯的姑蘇版畫，國內少有留存。很多姑蘇版畫從浙江嘉興府平湖的乍浦港揚帆出海，被攜載至日本長崎，在異國他鄉得到珍存，流傳至今。
日本浮世繪與姑蘇版畫的這段因緣，並未受到日本人的足夠重視。直到近些年，纔有關於蘇州版畫影響於浮世繪的相關論文，以及專題介紹蘇州版畫的展覽。浮世繪原爲庶民藝術，畫師地位不高，生平資料往往付之闕如。要想基於堅實的資料，恰當論證姑蘇版畫和浮世繪的傳承關係，談何容易。但置身於更廣闊的歷史視野，我們可以斷言，中國明代絢爛而洗練的藝術和工藝，曾經海路傳到日本，被獨具慧眼，善於學習的日本江戶人廣爲借鑑。
三百年江戶文化，開花結果，根系裏有來自中國豐富養分滋潤。年畫的源流—-姑蘇版畫便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