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會已成爲一大“酷刑”。比如下述場景，參與過的都深有體會：官腔滿滿，長篇大論，最後一致通過;全程面對PPT，講完PPT也就開完了會;寒暄一會兒，閒聊一會兒，看看時間差不多了，下次“再議”……
《哈佛商業評論》調查顯示，中國93%的會議都是低效率的：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組織者達不到預期，爲此長籲短嘆;聽會者乏味無聊，逐漸討厭和恐懼開會，甚至認爲純粹是浪費時間、形式主義、個人秀，是人類最拙劣的發明之一。
然而，對任何組織來說，開會又都不可或缺：不通過頭腦風暴，如何能產生好創意?不集思廣益，如何能完美解決問題?沒有交流和溝通，如何能在關鍵點上達成寶貴的共識?
那麼，如何破解“開會難題”?有沒有一場又重要又成功的會議，能給我們提供最有效的啓發?
美國傳記作家凱瑟琳·鮑恩的《民主的奇蹟》，正是這樣一本衆裏尋他千百度的好書——作爲現代政治文明最偉大的里程碑之一，人們更關注費城制憲會議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而《民主的奇蹟》告訴我們，它還是古今會議的最佳範本。走出本書中讓人心潮澎湃的費城會議，我們試着提煉出好會議的6大特徵。
1.權威坐鎮－好的會場需要一種無形的力量
開會需要一個氣場強大的人坐鎮，他的存在，能夠使與會者保持嚴肅，使發言人言之有物，當會議出現重大疏漏時，他可以力挽狂瀾。
費城會議中，這個人就是華盛頓。有人認爲華盛頓對憲法貢獻不大，因爲整個會議期間華盛頓只講了三次話，其餘時間都沉默不語。
但沒有華盛頓，費城會議早就散了，他就是定海神針。領導獨立戰爭以及戰爭結束後立即解甲歸田，爲華盛頓贏得巨大威望。請他出任會議主席，就是讓其個人威望爲會議提供一種穩定的氛圍。
而爲了避免這種威望影響到會議的公正，華盛頓全程保持沉默，即使有代表衝他說話——會議規定，所有代表發言，都必須面向會議主席，這就杜絕了雙方面對面辯論的可能，華盛頓成了隔絕矛盾的防火牆，確保了會議秩序。
但這種無聲，可以看做是華盛頓每一天都在給予與會代表一種提醒：所有人政治平等，人格平等，無任何特權。會議的無座次安排，即可見一斑。
法律思維中有一種“大立法者思維”，是指爲規則的制定者設立規則。顯然，讓立法者呈現出最佳的工作狀態，是華盛頓對費城會議無可替代的貢獻。正如《民主的奇蹟》一書所說，“他的沉默中蘊含着他的力量，他的坐鎮使聯邦大會不致解體，議事得以進行。”
2.閉門開會－讓全部精力都沉浸於議題
真正爲解決問題的會議，必須閉門開。首先，因爲不面向大衆和記者，與會人員不必說漂亮話、出風頭;其次，私密的環境內，大家纔敢暢所欲言，不用擔心被聽衆或媒體斷章取義。
費城會議是閉門開會的典範。會議廳前的石板路，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碎石，以減弱過往馬車的聲響。會場門口設置警衛，謝絕一切無關者出入，包括記者。當地老人說，這是三十年來最熱的一個夏天：“每吸一口氣，就得爲下一口發愁。”但會議廳門窗緊閉，窗簾遮得嚴嚴實實，連蒼蠅都飛不出去。會議從五月下旬開到九月中旬，正好是整個酷暑。而參會代表各個一身正裝，甚至還戴着厚厚的假髮，其痛苦可想而知。
外在如此，內在亦是。會議全程要求代表不向外界透露討論內容，會議記錄不許抄錄，更嚴禁公開。華盛頓在日記中對會議隻字不提，麥迪遜在給至親的信中諱莫如深。某代表不小心遺落地上一張記錄紙，華盛頓予以重炮攻擊，所有人既震驚又羞愧。
81歲的富蘭克林喜歡下午和朋友們喝杯酒，大家怕他言多語失，每次都推出幾位年輕代表去“陪”他。代表們回憶，那四個月的費城，充滿了一種“鬼鬼祟祟”的氣氛。
3.充分辯論－“說話可以不算數”
開會如果只是爲了舉手，那十萬人大會也不難開成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然而真正的會議是觀點的交鋒，即使小到幾個人，也容易變成一場辯論賽。
費城會議與其說是開會，不如說是辯論賽。不僅各州之間吵，州內部也吵作一團，典型的如紐約三人蔘會，另外兩人總是和漢密爾頓不一致。而馬裏蘭州的四個代表，經常出現2:2的僵局。
費城會議的一個創舉是，任何代表都可以“說話不算數”。已表決通過的提案，任何人都可以反悔，大會允許重新討論、重新表決，並鼓勵對任何發言及結論表達懷疑，有的議案前前後後表決70多次，這也是費城會議長達127天創下世界紀錄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正是這種不厭其煩、推倒重來的耐心，讓各項事宜的結論越來越趨於合理。
華盛頓的三不原則——不發話、不決策、不主導，是無爲而治的典型體現，是實現充分辯論的前提，因此，即使再底線的議題，都可以商量。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讓人盡情表達。
出口成章容易，出口即真理卻不容易，如果“說話必須算數”，那麼，爲了自己的臉面，錯了也就錯了，現實中，這樣“帶毒”結束的會議並不少見。
4.不批不立－沒有反對聲音，很難有正確結論
一場會議中，即使某反對意見是錯的，也會發揮平衡器的作用——敦促決策者小心翼翼。決策之後再翻盤比當面被“頂撞”，要糟糕一萬倍。因此，反對的聲音，對任何會議來說都不可或缺。
聯邦憲法的成功制定，反對者貢獻了至少一半的功勞。今天人們提到美國建國先驅，很多人想不起來喬治·梅森。然而，沒有梅森，美國憲法就不是今天的模樣。梅森正是制憲會議頭號反對派。
梅森敢於向任何權威挑戰，爲堅持自己的理念，連自身利益和自己所在州的利益都可以棄之不顧。會議決定暫緩關閉奴隸進口，梅森堅決反對，儘管他是弗吉尼亞最大的奴隸主;文本中沒有加入權利條款，因爲大家覺得“法無禁止皆可爲”，沒必要加入，梅森堅決反對，並宣佈“我寧願砍下自己的右手，也不會在這部憲法上簽字。”他當然知道，在這部憲法上簽字很有可能流芳千古。
正源於他的堅決反對，四年後，國會通過了麥迪遜起草的《權利法案》;二十年後，奴隸進口貿易也被禁止。梅森和其他代表的激烈“內鬥”，使聯邦憲法最終吸納正反兩方面意見，達至一個平衡的狀態——對政府既授權，又限制。他因此被稱爲”美國啓蒙之光”。在今天的華盛頓國會山，梅森的雕像，與世界最偉大的立法者們傲然並列。
不爲反對而反對，而爲把事情做正確而反對，這樣的反對，是會議的題中之義，是會議的靈魂。如果一場會議中沒有聽到一句反對的聲音，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失敗的或者虛假的會議。
5.妥協精神－剋制比表達更偉大
我們總覺得妥協是貶義詞，然而細想我們的生活，妥協其實纔是常態。會議中的妥協更重要，相比於兩敗俱傷，各退一步就等於各進一步。所謂的“有話好好說”，前提是誰也別指望凡事太“完美”。
1788年2月7日，華盛頓寫信給法國將軍拉法耶特：“來自這麼多不同的州，作風迥異，境況各別，偏見不一，衆代表卻能摒除歧見，聯合建立此一國家級政府的體制，此事對我來說，不啻奇蹟。”
華盛頓的感慨，真實反映了會議期間他受到的煎熬和震撼。四個月的會議，矛盾多如牛毛，尤其面對最關鍵的三大矛盾時，各方吵到會議幾乎解體：工商業州和農耕業州對稅收的爭執;南方州和北方州對蓄奴的爭執;大州和小州對議員分配方法的爭執。
瞭解到這些背景，再看後來定型的文本，能看到雙方各自“後退”而留下的深深的轍印，不能不被其中的妥協精神所感動。即使著名反對派梅森完全不同意“奴隸按3/5人口算”，但他亦未再提出動議，他清楚繼續堅持的後果。
大州、小州爭執的解決，則被稱爲史上最偉大妥協。按人口比例分配議員人數，小州不同意;按平等原則分配，大州不同意，雙方爭得難解難分。最終結果是：衆議院按比例制分配，參議院按平等制分配。兼顧雙方。
四個月的會議，每一項條文幾乎都是妥協的結果，每個人都放棄了很多原本的主張。通常我們理解的妥協，是強勢方迫使另一方讓步，1787年的費城告訴我們，政治可以這樣達成妥協。
費城會議最重要使命是制定新憲法，並把各州都留在聯邦，期間種種妥協都是通過放棄枝葉，而堅守住了原則。如《民主的奇蹟》所說，“華盛頓坐鎮主席位，妥協精神就如和平之鴿，棲息在他的肩頭。”今天，美國人已將“偉大的妥協”作爲基本公民教育，希望孩子們能夠學會以這樣的智慧，來處理各種分歧。
6.結果爲王－只要是困難，就可以克服
開會是爲解決問題，最終一定要形成有效決議。費城會議經歷無數波折，多次險些解散，不時有代表拂袖離席。後人讀代表們當年的發言，很容易看出來情勢的緊張，以及擔心會議流產的焦慮。
最嚴重的一次，會議第五週，所有動議都引起爭執，關於一院制還是兩院制、議員弱權力還是強權力、議員薪酬由誰支付，各方劍拔弩張，當觸碰到議員人數分配時，幾乎成“羣毆”態勢，整個會議無法再前進一步，似乎根本不可能會有一部新憲法，能適用於這焦灼強悍、爭鬥不休的十三州，會場壓力持續增高，氣氛暴躁而陰鬱，制憲會議分分鐘有可能鳥獸散。華盛頓後來寫信給漢密爾頓時，濃墨重彩提及了當時瀕於絕望的心情。
這時，富蘭克林要求發言。富蘭克林，費城會議中的元老，被稱爲“美國先生”。此前，他想說什麼都是寫好稿子別人宣讀，現在他站起來，親自對所有人說道：
“如果今天，我們爲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必將成爲後世的笑柄與恥辱。更糟糕的是，我們的失敗將令後人絕望，不會再有人試圖用智慧與理性來建立一個政府，而只會訴諸戰爭、征服和偶然的運氣。”
這番話，將歷史重擔一字字錘進代表的心中，提醒所有人，採用什麼方式固然重要，但避免會議流產、避免合衆國分裂，比什麼都重要。三年後富蘭克林去世，費城人爲他服喪一個月，兩萬多人送行，並給予他舉世無雙的推崇：“他從蒼天那裏取得了雷電，從暴君那裏取得了民權。”
1917年，孫中山苦於國人開會雜亂無章，親自把《羅伯特議事規則》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指出“國人之集會，烏合而已，而民衆學開會，是行民權第一步之方法。”胡適說，《民權初步》的重要性，遠勝過《三民主義》。
而在此130年之前制定的美國憲法，之所以被稱爲“上帝作坊的神來之筆”，是因爲比奇蹟更奇蹟的，是奇蹟的產生過程，費城會議通過127天的非凡表現，證明開會的的確確是個“技術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