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落下帷幕。開幕式上，裝扮成刺客信條的演員，穿過《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的場景，向法國作家雨果致敬。雨果是19世紀法國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除文學作品享有盛譽，他更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在民主革命前線奔走，被譽爲是共和國的良知。
《娜塔莎之舞》作者、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奧蘭多·費吉斯，在他講述歐洲文化共同體形成的《創造歐洲人》中，卻透過諸多歷史細節，揭示了這位偉大作家的另外一面。
作家享有版稅，要感謝他，但……
盜版業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蓬勃發展，因爲新的印刷技術使得盜版變得廉價和快速。……出版商和作家攜手呼籲出臺更有效的版權法來消滅這種盜版。他們提出了知識產權的新理念。
在法國，爭取更多保護的運動由兩個協會領導，兩者都參與了爲其成員收取版稅：成立於1829年的作家和劇作家協會和1838年成立的文學家協會，後者的成員包括維克多·雨果、大仲馬和路易·維亞爾多，巴爾扎克於當年晚些時候加入。巴爾扎克是個激烈的知識產權保護運動者(有一次，他在羅亞爾宮的一家書店櫥窗裏看到了自己一部小說的盜版，當即砸碎了書店的玻璃窗)。1834年，他發表了《致19世紀法國作家的信》，在信中主張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享有精神權利，要求法律保護思想產品，就像保護商人的棉花包或其他勞動製造的有形物品。
雨果在爲版權辯護方面沒有那麼咄咄逼人，但影響更大，因爲他被任命爲貴族院議員。1846年，他在貴族院發表了第一次演講，呼籲藝術作品與專利法下的發明應該受到同等的保護;他認爲，保護時間越長越好，因爲“對於試圖創作偉大作品的偉大藝術家來說，時間是最重要的，長久性是法律對他們的思想和財產的尊重和保證”。……
顯然，最暢銷的作家從版稅中獲得的收益最多。19世紀50年代，雨果與他的法國出版商皮埃爾-儒勒·埃策爾簽訂的合同能讓他獲得約20% 的收入(是今天標準圖書合同的兩倍)。
在法國，1832年時，出版商與已出版小說作家的數量比例僅爲2 : 1(當年152名作家的作品由73家不同的出版商出版)。在這些條件下，暢銷書作家處於很有利的位置，可以要求更高的費用或轉投到其他出版商，以尋求更好的條件。維克多·雨果知道他的價值。他與出版商討價還價。1832年，他的詩歌集《秋葉集》賺了6000法郎——這是 1828年他的《頌詩和歌謠》所獲稿酬的六倍。
他高瞻遠囑，提出“歐盟”，但……
1849年8月，維克多·雨果在巴黎的一次和平會議上發展了這個想法。前一年的民主革命使他相信，歐洲各國的不同民族將組成一個國際共和國，他在不同的時間稱這個共和國爲“歐洲聯合國”、“歐洲共和國”、“歐洲人民聯盟”和“歐洲共同體”。第二帝國的建立並沒有改變他的觀點，儘管這迫使他先後流亡到布魯塞爾、澤西島和根西島。
他對克里米亞戰爭的屠殺感到震驚——當時歐洲的“鐵路和輪船來回運送的不是作爲人類友好交流的豐厚的自然禮物，而是士兵和製造破壞的機器”——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認爲“歐洲的兄弟情誼”是對抗民族主義及其戰爭傾向的解毒劑。
但反諷的是，雨果對這種國際情誼的設想中把法國人置於主導地位。在他看來，憑藉其共和主義價值觀的國際影響力，法國註定要成爲任何歐盟的領導人。在1867年世博會巴黎指南的介紹中，他期待着在20世紀的某一天，歐洲大陸將會有一個名爲“歐羅巴”，以巴黎爲首都的“非凡國家”。巴黎也許沒能在20世紀成爲一個統一歐洲的首都，但它是雨果那代人生活的歐洲世界的中心——就像瓦爾特·本雅明所說，是“19世紀歐洲的首都”。
他在國際作家大會慷慨陳詞，同行卻稱他爲……
1878年的巴黎世博會開幕六週後，巴黎召開了國際作家大會，討論制定一項保護文學版權的國際條約的提議。來自世界各國的 200 名作家出席了大會，選舉維克多·雨果爲禮節性會議的主席，屠格涅夫爲工作會議的主席。
6月11日，在沙特萊劇院舉行的公開會議揭開了大會的帷幕。開幕的例行公事後，雨果發表了激昂的長篇演講，讚揚文學是文明的立法者，將作家大會稱作它的國際議會。他用有力而充滿激情的聲音演說，通過長時間的停頓來加強效果，讓波波里金覺得他像是一位老演員。坐在前排的代表們懷着宗教的敬畏之情聆聽着。對維克多·雨果的崇拜在法國達到了頂峯。這位作家——在拿破崙三世倒臺後才結束流亡歸來——被譽爲共和國的道德良知。留着白髮和長鬚的他扮演了國家聖人的角色。他會在克利希街的沙龍裏接受朝拜，崇拜者會前來聽取他對各種事情的意見，他的智慧之言稍後也會出現在報刊上。
屠格涅夫並不太在乎雨果——他認爲《悲慘世界》“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對雨果受到的普遍尊敬感到惱火。在像福樓拜和左拉這樣的朋友中間，他會取笑雨果的浮誇(他發明瞭一個專門的詞來形容這種浮誇：“連珠炮彈”[hyperbombifocasse])。他對1875 年造訪雨果沙龍時的故事津津樂道：
有一次我在他家時，我們正在談論德國詩歌。維克多·雨果不喜歡人們在他面前講話，他打斷了我，開始對歌德進行描繪。
“他最好的作品，”他用奧林匹斯神明的語氣說，“是《華倫斯坦》。”
“請原諒，親愛的主人[屠格涅夫插嘴說]。《華倫斯坦》不是歌德寫的。那是席勒的作品。”
“這不重要。我既沒有讀過歌德，也沒有讀過席勒，但我比那些熟讀他們作品的人更瞭解他們。”
他還喜歡講述有一次在雨果的家裏，一羣年輕的法國作家如何談論把當地一條街道以雨果的名字命名的可能性。他們一致認爲這條街太小了，不能給他帶來榮譽，開始競相提出更大的街道。最後，其中一人建議將整個巴黎改名爲雨果。雨果想了想，然後對年輕人說：“那會實現的，我親愛的夥伴，會實現的!”
他是被入葬先賢祠的第一位作家，而尼采卻視其葬禮是……
1885年6月1日，維克多·雨果的葬禮規模甚至更大。這是法國首都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國家活動之一。從得知他快要去世的那一刻起，大批人羣就聚集在了雨果位於埃羅大道的房子外。年輕的羅曼·羅蘭是衆多逃學的學生中的一員，他們加入了雨果迷的行列，其中許多是工人，等待着陽臺上的公告。自從1881年這位作家的生日慶祝活動以來，雨果的崇拜者們聚集在他家門外的街道上等待他的出現就已經成爲一種傳統。
雨果拖了五天時間纔去世。他完美地扮演了浪漫主義死亡的角色，確保要向牀邊的家人和朋友發出聲明(“我準備好了!”“是死人在跟你說話!”“如果死亡必將到來，歡迎!”等等)，他知道這些話會被登上報紙。國際媒體每天都會發布有關他病情的最新消息。
雨果去世時，政府已決定爲他舉行國葬，併入葬先賢祠。雨果曾要求被葬在窮人的棺材裏。即使在死後，他也意識到有必要把自己塑造成代表人民、與人民站在一起之人的形象。接受弔唁時，雨果的簡樸棺材被置於一個刻有他名字首字母縮寫的巨大靈柩臺上，放在凱旋門下，凱旋門披上了黑色的悼紗，周圍環繞着十幾個燃燒的火炬，並用電燈照明。莫里斯·巴萊斯將這一戲劇性的佈景比作羅馬皇帝的葬禮安排。尼采認爲這是一場“品味低劣的狂歡”。
葬禮前一天晚上，龐大的人羣聚集在凱旋門，排列在香榭麗舍大道上，爲更好地觀看前往先賢祠的葬禮隊伍佔好位置。小販們出售廉價的紀念品—臨終場景的照片、雨果的剪影、歌單、他的詩歌小冊子和作品人物的木製模型—讓這個地區開始變得像一個巨大的遊樂場。
到了早上，遊行路線上已經聚集了200萬人，比巴黎的總人口還要多，也許稍後還會有100萬人加入進來。政府擔心葬禮可能會變成工人起義，於是讓更多的警察和士兵走上街頭。最密集的人羣聚集在通往先賢祠的蘇弗洛街。在帶柱廊的入口處，19個代表團的代表致了悼詞，並在雨果的遺體被下葬之前依次將花圈放在臺階上。
雨果是被埋在先賢祠的衆多作家中的第一個。後來，左拉(1908年葬入同一墓穴)和大仲馬(2002年)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從1878年至 1940年，在第三共和國接受國葬的80人中，有四分之一是藝術界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