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種族主義騷亂是如何釀成的
7月29日，英國英格蘭西北部紹斯波特鎮發生一起持刀襲擊事件，一名17歲男性嫌疑人闖入小學生舞蹈課堂行兇，殺害了三名小女孩，並造成多人受傷。此後，網絡上開始流傳兇手是移民、穆斯林的虛假消息(事實上嫌疑人出生在英國，父母是來自盧旺達的基督徒)，引發了英國13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
非營利性媒體《對話》(The Conversation)上的一篇文章(UK riots: five essential reads on what triggered a week of violence)集納了五篇相關學術評論，提供了理解這一事件的五種視角：中年激進分子，縱容伊斯蘭恐懼症蔓延的政治精英，種族主義者虛假的“男子氣概”，未經討論的英格蘭民族主義，以及內部團體邏輯的虛僞性。
首先，在此次騷亂中，許多四五十歲的男子被拍到叫喊着種族主義口號，好像這些可怕的言論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受到歐盟資助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在進行“中年激進化”調查時遇到過這樣的人。這似乎是一種有毒的代際特質：這個年齡的人不是數字原住民，在成年後才自學了互聯網的使用方法，卻沒能掌握在充斥着假新聞的網絡環境中分辨是非的能力。然而，與更年輕、更精通互聯網的一代相比，這些人在他們的社區中也更有影響力。所以，他們既容易被陰謀論所蠱惑，又具備傳播陰謀論的能力。加上中年人往往在文化上被忽視，他們的被排斥感和鼓勵感讓互聯網的邊緣地帶變得更具吸引力，在這裏他們被邀請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憤怒。
第二種視角來自蘭卡斯特大學犯罪學副教授克里斯·艾倫(Chris Allen)，他對英國的伊斯蘭恐懼症進行了長達25年的研究，在他看來，此次騷亂無疑是伊斯蘭恐懼症的一個例證。他指出，自本世紀初以來，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移民情緒一直是英國極右翼的慣用伎倆，但政客們卻避而不談伊斯蘭恐懼症，而是將暴力事件描述爲“極右暴行”和“反移民抗議”。從2000年代初在地方議會選舉中取得空前成功的極右翼政黨英國民族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開始，2009年至2018年間出現的一些極右翼街頭運動也呈現出類似的意識形態軌跡。這些團體以“捍衛(defend)”爲概念來闡述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背後則是一種捍衛“我們的”國家、生活方式和文化不受外部敵人威脅的願望。今天，英國極右翼把穆斯林和移民(尤其是來自中東的難民)作爲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種混爲一談並非發生在真空之中，很多政治精英都是共謀。正是因爲多年來各派政治家都不願明確討論伊斯蘭恐懼症(一些主流政治人物如鮑里斯·約翰遜甚至利用仇穆言論謀求個人政治利益而沒有受到追訴或譴責)，相當一部分英國民衆逐漸開始接受伊斯蘭恐懼症和妖魔化移民的看法，最終釀成了此次大規模騷亂。而政客們假裝伊斯蘭恐懼症不存在的時間越長，極右翼分子就會覺得他們有更多的權限來肆無忌憚地使用暴力。
第三，此次紹斯波特鎮持刀襲擊事件中，三名死者都是小女孩，這給了極端民族主義者將自己粉飾成婦女兒童的保護人的機會。在極右翼集會中，經常可以看到寫有“拯救我們的孩子(save our kids)”的標牌。恐怖主義研究專家伊麗莎白·皮爾森(Elizabeth Pearson)指出，白人至上主義建立在特定的性別和種族威脅敘事之上——這種思想就是納粹口號“兒童、廚房、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之下的暗流，它明確地將女性和男性分置於家庭內外。
在這次騷亂中，我們看到了舊式種族主義和現代“男性空間”修辭——號召男性爲捍衛“他們的”人民而戰——的危險合流。皮爾森提到了兩個“男性空間”的代表人物， “湯米·羅賓遜”(Tommy Robinson，真名爲Stephen Yaxley)和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羅賓遜被追隨者視爲強壯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他在襲擊事件發生後號召男性們成爲一支“專注、強壯、健康、隨時待命的英國抵抗力量”;泰特則以厭女著稱，認爲西方男性受到的來自女權主義的壓迫摧毀了核心家庭，他自認爲是阿爾法男性、最優秀的戰士和導師，在襲擊事件發生三天後發佈的視頻中宣稱只有“像我這樣的男人”纔會站出來反對襲擊“小女孩”的人，而政治家只會對此視而不見。皮爾森指出，像泰特和羅賓遜這樣主張用更多的男性暴力來對抗男性暴力只會形成惡性循環，但已經有一些男性在嘗試塑造一種積極的男子氣概來對抗這種有毒的男子氣概。男性性別學者也在與衝突地區的和平活動家合作，改造我們對男子氣概的理解，倡導一種能夠對抗政治暴力而不是其他男性的男子氣概。
第四，此次騷亂主要集中在英格蘭地區，北愛爾蘭也有發生，但騷亂沒有蔓延到蘇格蘭和威爾士。考慮到長期以來英國政治中不斷惡化的英格蘭民族主義問題，這一地理上的細節對於理解這次騷亂的發生至爲關鍵。拉夫堡大學的兩位研究者指出，作爲聯合王國的英國首先且主要是英格蘭的產物，歷史上，英格蘭王室先是將權力擴張到英倫三島，而後纔是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而英格蘭也是維持大英帝國主要的推動力量，這就意味着對於大英帝國的崩潰帶來的英國世界地位的下降，英格蘭的感受最爲深切。與此同時，英國內部關係的變化是英國憂鬱的另一面，絕大多數英格蘭人同時認爲自己是英國人，而大多數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並沒有強烈的英國身份認同。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都有自己的政府和議會，而英格蘭沒有專門處理其事務的行政機構，這讓很多英格蘭人尤其是在地理和文化上都遠離倫敦這一權力中心的英格蘭人深感不滿。因此，可以合理推測，英格蘭人作爲一個強大的多數羣體，經常覺得自己在英國這個國家中被忽略和忽視，這種異常現象能夠從一定程度上解釋此次騷亂和抗議浪潮。
最後，布里斯托大學心理學與包容性研究副教授尼魯法·艾哈邁德(Nilufar Ahmed)從心理學視角對這場騷亂進行了分析。她指出，就在今年5月，一名14歲的黑人男孩被一名白人男性用劍刺死，彼時並沒有抗議者以“保護兒童”爲名在全國範圍內動員起來，白人男性羣體也沒有被看作是兒童安全的威脅。媒體對於不同種族的罪犯的區別對待由來已久，無論白人罪犯犯下多麼惡劣的罪行，都會被看作是由精神健康問題或是行差踏錯造成的個人行爲，而當罪犯是外來者時，就會被看作是整個羣體的代表。艾哈邁德指出，“這種自動心理反應解釋了爲什麼人們會將自己和內部團體(in-group)視爲複雜而流動的羣體(例如，並非所有白人都是罪犯)，而將外部團體(out-group)視爲同質且固定的羣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可能導致一些人將所有黑人視爲危險分子，將穆斯林視爲恐怖分子，將尋求庇護者視爲投機者，將難民視爲‘搶走’工作和醫療資源的羣體，從而爲對外部團體的厭惡甚至仇恨找到理由。”在資源匱乏時期，這種內/外團體的偏見會簡化和加劇，從而被用來證明釦留外部團體的資源是合理的，外部團體替罪羊爲當權者提供了推卸責任的可靠方式，而這就是過去14年間英國發生的事情。保守黨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削減和經濟的動盪製造了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和深度貧困，但在政治上卻便利地將資源匱乏的原因歸咎於少數尋求庇護者。當無情的替罪羊政治策略和所有人在特定社會條件下都會產生的心理偏見相吻合，就製造出了區分“我們”和“他們”的、容易滋生暴力的環境。近期的騷亂向人們展示了當社會被這樣定義時可能產生的後果。
除了上述五個視角，網絡虛假信息是釀成此次騷亂無可爭辯的重要因素之一。《衛報》日前刊登的一則評論文章就將矛頭指向了馬斯克和X。該文作者喬納森·弗雷德蘭(Jonathan Freedland)指出，雖然直接的罪責歸屬於參與騷亂的暴徒，但這類事件總是緣起於一個謊言。1144年，諾維奇市一名叫威廉的12歲男孩被發現死亡，矛頭立即錯誤地指向了該市的猶太人。隨後的幾個世紀裏，謀殺兒童的誹謗被反覆用在猶太人身上，通常是大屠殺的前奏。相隔近一千年的兩個事件的共同點在於，謊言一旦傳播開來，就會造成嚴重破壞。而現在，謊言的傳播只需要幾秒。
紹斯波特鎮謀殺案的消息剛剛傳出，有關嫌疑人身份的虛假信息就開始在互聯網上流傳，並在社交網絡上病毒式傳播。這一事件並不是極右翼官方團體組織的，而是個人的、獨立的、匿名的行爲，每個人各行其是，但總的結果卻是朝着同一個方向的集體運動。讓這一現象規模化的是那些“超級分享者”，這些擁有大量網絡追隨者的大人物是謊言傳播的節點，“羅賓遜”和泰特就是這樣的人物。當“羅賓遜”被禁止使用X(前推特)和其他主流平臺時，他只能使用Telegram等較爲小衆的平臺，在那裏他的影響力受到了限制。而當他回到X之後，他一下子進入了數千萬人甚至數億人的手機。讓“羅賓遜”和一大批極右翼煽動者回歸主流平臺的人正是馬斯克。在買下X之後，他就決定將其變成一個種族主義和仇恨的安全空間，甚至他自己也是極右翼超級分享者之一。他在X上發帖稱“英國內戰不可避免”，對於本就已經十分焦灼的局勢而言無疑是火上澆油。在弗雷德蘭看來，對這一問題的理想解決方式是，所有政客、記者和有影響力的人集體脫離X，利用其他地方作爲即時新聞和觀點的全球交流平臺。但目前爲止面臨着集體行動的難題，即便是厭惡X的政府也不想在它還是一箇中心論壇的情況下離開。因此，學校應該教授信息甄別課程，讓孩子們學會避免假新聞。還需要有約束力的網絡安全立法，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沒有Airbnb的世界
在里斯本，旅遊業的飆升已將數萬套公寓轉變爲Airbnb短租房，迫使普通租戶搬離。禁止在住宅樓內進行短期租賃的全民公投可能會改變這一局面。研究者Richard Matoušek在《雅各賓》進行了剖析。
António Melo在里斯本的阿爾法瑪區生活了整整七十一年。然而，當房東將建築物賣給一家旅遊住宿公司後，他們拒絕續簽他的合同。Melo說：“我隨時擔心被驅逐，[但是]我無處可去。”他的故事在這座擁有54萬居民的葡萄牙首都中已變得司空見慣，這裏每天有三到四萬名遊客湧入。年長的居民被迫離開他們一生都居住的社區。根據里斯本大學地理學家Ana Gago的實地研究，“這種流失阻止了我們在本地社區內維持生活，這是一種暴力”。
阿爾法瑪區的居民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的兩萬人銳減至如今的一千人。與其他主要歐洲城市相比，生活成本的上升相對較晚且迅速。然而，葡萄牙的工資卻是西歐最低的。對里斯本尋求住房者來說，情況極爲嚴峻。但一些居民正在反擊，動員起來，迫使當局舉行全民公投，以阻止Airbnb等企業對住房的侵蝕。
當前的危機始於大衰退，當時債權人以援助葡萄牙債務爲條件，要求其實施緊縮措施，並放鬆經濟管制以吸引外資。葡萄牙政府被譽爲“好學生”，與希臘相比，葡萄牙大力推行這些措施。里斯本大學的Simone Tulumello解釋說，這意味着重點放在了快速見效的“低附加值發展活動上，而旅遊業則是其中的金蛋”。政府還推出了“黃金簽證”，爲那些支付50萬歐元購置房產的投資者授予歐盟居住身份，並推出了一項非永久居民計劃，鼓勵歐洲房產投資者。
市政廳也大力推廣“里斯本品牌”，直到它登上多個排行榜，併成爲歐洲熱門的旅遊勝地，吸引了大量遊客、數字遊民和創業者。許多名人，最著名的包括麥當娜，也紛紛移居到這裏。
本地房產所有者和外國投資者迅速注意到這一趨勢。Tulumello說：“隨着里斯本的繁榮以及自我認知的轉變，人們意識到：‘好了，現在租房意味着賺大錢’。”
許多房東利用新的國家租賃法，輕鬆驅逐租客，將他們的房產轉爲高收益的度假租賃。從2014年起，他們只需填寫一張在線表格，便可自動獲得旅遊出租登記號。到2020年，市內已有兩萬套住宅登記爲旅遊出租房：在某些街區，這一比例達到了60%。
儘管開展了大規模的建築和翻新計劃，里斯本在十年內淨失去了六千套住房，旅遊住宿是主要原因。Tulumello表示：“[市議會]一方面在翻新，另一方面卻在失去居民。他們完全失敗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儘管葡萄牙的勞動和工資市場停滯不前，住房市場卻開始反映全球消費能力。全市範圍內長期經營的本地企業紛紛轉型，以迎合遊客和外籍人士的需求。
瑪麗亞——一位在恰亞多街區生活了七十八年的居民——感到使用本地企業的選擇減少了。她談到那些取代了老鄰裏商店的早午餐咖啡館時說道：“我感到羞愧，不知道該如何點餐。”
地理學家Agustín Cocola-Gant說：“生活正在消失。”
面對這一切，國家和城市政府要麼否認存在問題，要麼繼續推動房地產投資。相比之下，柏林、巴黎和倫敦限制了房東短期出租房屋的天數，而巴塞羅那和紐約則限制了新的旅遊租賃登記，里斯本當局直到去年才採取類似行動。
但也出現了另一種政治反應。隨着疫情消退，遊客人數迅速達到創紀錄的水平，社會運動的力量也在積聚。這包括在2022-2023年間成立的新的活動組織，如Vida Justa(正義的生活)、Porta a Porta(門對門)和Casas Para Viver(生活的家)，這些組織是一個由百餘個組織組成的聯合平臺。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引發了政府的一些承諾，但實際行動寥寥無幾。事實上，在2021年裏斯本市選和2024年全國選舉中，權力轉向了社會民主黨。一位學者告訴我，這與前任社會主義政府不同，社會民主黨“甚至不承認有問題存在”。現任市長、社會民主黨成員卡洛斯·莫埃達斯表示：“我認爲我們離過度旅遊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應繼續押注旅遊業，押注高質量旅遊。”
其中一個原因是，現在有相當數量的選民將他們的資金投入了房產，因此市議會非常希望維持房價的上漲，儘管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最近的醜聞表明，資本與政黨之間的密切聯繫往往壓倒了選民的利益。
此外，將里斯本視爲國家職位培養基地的政治文化，阻礙了近年來在巴塞羅那、紐約、巴黎、倫敦和柏林中顯現的更爲自主的市政廳政治。
一羣對政治共識的惰性感到沮喪的活動家和學者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新組織：住房公投運動(MRH)。MRH的靈感來源於柏林2021年全民公投，該公投迫使市政府通過強制購買令將大房東的物業國有化。MRH正在努力讓里斯本市舉行一場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投，決定是否禁止在居民建築物中進行短期租賃。
MRH的成員背景多樣，涵蓋了專業人士、失業者、租戶、房主以及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選民。這表明里斯本的住房危機和旅遊化問題不僅影響了最脆弱的羣體，還影響了中產階級和一些更富裕的居民，反映了問題的普遍性和緊迫性。
MRH希望通過公衆和媒體的壓力，迫使市議會不得不接受人民的聲音。如果一切順利，公投將於2025年春季舉行，屆時里斯本市民將投票決定是否永久禁止在居民建築物中進行短期租賃。這將成爲一項開創性的法律，可能會引發全國範圍的運動，進而打破在選舉投票箱中的僵局。
西班牙的狀況是類似的。西班牙城市是歐洲的頂級旅遊目的地之一，但其受歡迎程度使居民的住房變得越來越負擔不起。據《衛報》報道，巴塞羅那這個西班牙的熱門旅遊目的地，已宣佈到2028年將禁止向遊客出租公寓。這一齣乎意料的激進舉措旨在抑制飆升的住房成本，使城市對居民更宜居。
這座城市的左翼市長Jaume Collboni在6月表示，到2028年11月，巴塞羅那將取消目前批准的10101套短期租賃公寓的許可證。這意味着“從2029年開始”，如果沒有意外，“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旅遊公寓將從巴塞羅那消失”。
Collboni表示，巴塞羅那是西班牙外國遊客訪問最多的城市，短期租賃的繁榮導致一些居民無法負擔公寓租金。過去十年間，租金上漲了68%，購房成本上漲了38%。住房問題已成爲不平等的推動因素，特別是對年輕人而言。
各國政府對旅遊業帶來的經濟利益非常看重——西班牙在全球訪問量最大的國家中名列前茅——但隨着一些地方的居民被高房價排擠，士紳化現象和房東對有利可圖的旅遊租賃的偏好在整個歐洲日益成爲熱門話題。過去十年中，地方政府已經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羣島、里斯本和柏林等地宣佈了對短期租賃的限制。
西班牙的社會主義住房部長Isabel Rodriguez表示，她支持巴塞羅那的決定。“這關係到爲保證可負擔住房的獲取所作出的所有必要努力”，她在X上發佈。擁有大量巴塞羅那房源的度假租賃平臺Airbnb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巴塞羅那的旅遊公寓協會Apartur在一份聲明中表示：“Collboni正在犯一個錯誤，這將導致(更高的)貧困和失業。”協會補充說，這項禁令將引發非法旅遊公寓的增加。
酒店業將從這一舉措中受益。2015年至2023年期間，巴塞羅那由極左政黨執政，當時禁止在城市的熱門地區新建酒店，但Collboni已表示，他可能會放寬這一限制。“這些1萬套公寓將被城市居民使用，或者將在市場上出租或出售”，Collboni在談到這項措施時說道。巴塞羅那市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禁令生效後，將保持“強有力”的檢查制度，以發現潛在的非法旅遊公寓。
近年來，城市內不再允許新的旅遊公寓。市政府自2016年以來已下令關閉9700套非法旅遊公寓，並回收了近3500套公寓供本地居民作爲主要住房使用。但這並未阻止前往這座城市的遊客數量持續增加——這座城市以其美麗時代建築、博物館和海灘聞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旅行限制解除後。
幾家地方協會呼籲於7月6日舉行一次示威，口號是：“夠了!讓我們停止旅遊業!”此次集會緊隨幾個月來在西班牙其他旅遊熱點，如加那利羣島和馬略卡島，舉行的類似示威活動之後。
對此BBC也發佈了報道(作者Laura Hall)，探討隨着巴塞羅那宣佈禁止短期租賃，全球主要城市爲遏制Airbnb和其他短租平臺所做的決定將如何改變人們的旅行方式?
巴塞羅那並不是唯一一個嚴格監管甚至全面禁止短期租賃的城市。自2023年9月起，在紐約市，如果你沒有在市政府註冊並且在有人入住時不在公寓裏，那麼將公寓出租爲短期租賃是非法的——這一變化也是爲了緩解城市的住房危機。柏林早在2014年就禁止了Airbnb和短期租賃，並在2018年重新將其納入嚴格監管;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許多沿海城市，包括聖塔莫尼卡，短期租賃要麼被禁止，要麼受到嚴格限制。
這一切都是更廣泛主題的一部分：在全球範圍內，Airbnb——該公司佔據了短期租賃市場的50%以上——以及其他平臺，包括VRBO、Booking.com和Expedia.com，正在受到審查，同時人們也在探討旅遊業到底是爲誰服務的，遊客和當地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在哪裏。
自2007年推出以來，Airbnb一直是旅遊業的重要顛覆者，提供在全球各地城市的靈活租賃住宿，並承諾提供酒店無法比擬的“像當地人一樣生活”的體驗。近年來，品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反對，因其被指責推高房價並影響到當地居民，他們覺得自己被迫與不受監管的酒店爲鄰。但在沒有短期租賃市場的情況下，人們在旅行中會得到什麼，又會失去什麼?
《泰晤士報》的旅遊編輯兼酒店專家Lucy Perrin說：“短期租賃讓你有機會住在更真實的地方。它通常是一種不那麼冷冰冰、更具當地特色的體驗，價格顯然也更實惠。它們往往更適閤家庭、團體和更冒險的旅行者。那些尋找安全保障的人，知道自己會得到什麼的人，往往會選擇住在酒店裏。”很明顯，將短期租賃從旅遊市場中移除將導致遊客的住宿價格上漲。
問題是：禁止或限制短期租賃是否真的能降低房價或影響住房存量?哈佛商業評論對紐約市禁令影響的研究表明，在這種情況下，短期租賃並不是高房租的最大原因，監管而不是禁令會爲城市和當地居民帶來更好的利益。紐約市禁令的一個明顯結果是酒店房價上漲至創紀錄的每晚300美元。
在旅遊密集的目的地，當地居民經常被高房價排擠，不得不住在大篷車裏或者每天通勤數小時去上班，而與此同時，當地的城鎮卻被度假出租所佔據，部分時間內無人使用，而這些房屋本可以造福當地居民。這並不是導致住房危機的唯一問題——停滯不前的工資，特別是公共部門工人的工資，以及有限的房屋建設計劃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