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高考結束，到2024年北大畢業，湖南女孩鍾芳蓉的身上一直被貼着各種各樣的標籤：留守兒童、小鎮做題家、全省文科第四、北大、考古女孩、敦煌女孩。鍾芳蓉知道，這些標籤都是別人的需要，她自己並不需要，也從不主動去靠近，任憑外界喧囂，她只是靜靜地度過了大學四年的時光，然後再次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從湖南的小城耒陽，到北京、北大，再到敦煌，這個普通女孩一步一步走向全新的世界，也一點一點掌控着自己的人生。
靜靜地
去年10月下旬的一個週末，我和鍾芳蓉相約去看明代城牆遺址，那是我們第二次見面，趕上北京的秋天，最好的時候，天空蔚藍，秋風溫煦，進入遺址前買票，鍾芳蓉把學生證給了售票的工作人員，隔着窗口，那位售票員打開學生證，揚起了聲音：「呦，北京大學。」
鍾芳蓉聽到，沒什麼反應，這個標籤已經在她身上貼了三年多，比她反應大的，永遠是身邊的人——關於她的故事，從一開始就是這樣。
4年前高考，在沒有空調的考場裏，鍾芳蓉和其他考生一邊流汗一邊考，鍾芳蓉形容，「考得昏頭昏腦」。所以當高考的分數出現在手機屏幕時，鍾芳蓉就有點意外了，676分，比平時穩定的成績還高出了十來分，那是下午，她在老家的村裏，睡了午覺後才查的分，她的排名被屏蔽了，她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有點懵，但很平靜，沒有慶祝的打算。
後來，高中學校的校長帶着一隊人馬，帶着鞭炮趕到了鍾芳蓉的家裏，學校的宣傳老師也來了，握手、擁抱、大合影，煙花在夜空中綻放。學校以前文科考出來最好的成績是武漢大學，而在2020年的夏天，湖南省最後一屆文理分科的高考，學校歷史性地有兩名文科同學被北京大學錄取，特別是鍾芳蓉，她考到了湖南省文科第四名。
「北京大學」、「留守兒童」、「湖南省文科第四」、「報了考古專業」，這些標籤一個又一個被貼在了鍾芳蓉身上，有關她的新聞點擊量迅速超過4億，新華社、《人民日報》轉發了她的事蹟，中央電視臺也來了。鍾芳蓉的父母從廣東請了假，匆匆趕回家接受各種採訪。
但鍾芳蓉卻選擇「躲」了起來，現在，她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場面，父親打電話喊她上二樓，沒有任何知會，她什麼都不知道，一上去，一臺臺黑色的攝像機擠滿家裏的客廳，「至少十幾臺吧，都看不到沙發了」。
那是鍾芳蓉第一次見到攝像機，那些要用三腳架立起來的大塊頭嚇到了她，她一句話沒說，馬上轉頭下樓，進去自己的臥室，把門反鎖，誰也不見，她害怕，不知道如何應對，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平常，她就是個話很少的人，陌生人跟她說話，她的腦袋都會空白。她的一位高中同學回憶，那時候的鐘芳蓉，可能一天說的話不超過十句。但鍾芳蓉知道自己爲什麼突然紅遍全網，「主要因爲我是留守兒童，還能考上北大，又報了一個完全不賺錢的考古專業」。
北大2020級新生開學那天，仍有記者去北大校園尋訪鍾芳蓉，這讓鍾芳蓉有點不適。她並不喜歡被關注，也很敏感，她能感覺到，學院裏有些同學會對她有種隱隱的「不滿意」，她沒有具體說出這種微妙氛圍的例子，但她說她很能感受到，初次見面，因爲她的「聲名」，部分同學是不太喜歡她的。所以，在新生班會上，鍾芳蓉沒有去競爭任何的班級幹部，即使當了學生幹部，能加學分，能離獎學金更近，但鍾芳蓉什麼都沒做。
相處了一段時間後，那種「不滿意」慢慢消失了，同學們都能感覺到，這個不斷出現在熱點新聞中的女孩，和那些沸沸揚揚的「聲名」沒什麼關係——她身形小巧，在人羣中一點也不耀眼，總是很安靜，完全沒有很多北大學生的那種「領導力」，聚餐去哪裏，喫什麼喝什麼，她會先問身旁的人，尊重對方的想法。大家一起出去遊玩，她會用相機拍很多照片，只要跟她說一句，回頭發一下。回頭了，鍾芳蓉就馬上會發過來，「不像其他很多同學，回頭就不記得了。」她的大學同學說，和她相處很舒服，讓人感覺很安穩。
她就是一個安安靜靜、普普通通的女孩，她叫鍾芳蓉，這三個字前面，不用加任何標籤。
新世界
第一次和鍾芳蓉見面，我們約在北大的未名湖邊。這是整個北大校園中，她最喜歡的地方——春天的湖邊，是梅花、桃花、迎春連翹，再晚些時候，二月蘭就開了;到了夏天，湖邊綠意圍繞，柳樹桃樹丁香樹，樹樹沁人;秋天，暑氣褪去，天高雲淡;而冬天的第一場雪，鍾芳蓉也是一定要來湖邊的，有時候整個寢室也會集體遊湖。
鍾芳蓉說，自己常在半夜來這裏散步。未名湖承納了她的許多心情，作業寫不出來了，她去逛湖，某門課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最後分數沒有很高，有些不甘心，她去逛湖，有時候，只是單純的沒事可幹，也去逛湖。
從湖南耒陽來到北京，來到北大，一些差異、不適應，這都是鍾芳蓉需要面對的客觀存在。
績點之外，很多同學都各有特長，醫學部的同學很會寫代碼，建立了自己的網站，歷史系的同學是簽約攝影師，還有的同學是輪滑大師。曾經，鍾芳蓉也有自己的課外興趣，她喜歡畫畫，初中時，美術老師問她要不要跟着學，她很想，但是媽媽否決了，那意味着一個學期要多出600塊錢的課外支出。
還有一些處事方式，有的同學一進校就會有意識地去建立「關係網」，比如大家聊到戀愛，有同學會力薦朋友首選數院的男生，因爲這位同學在修經濟雙學位，如果和數院的男同學談戀愛，對方或許可以幫她解答各種題目。每每遇到這種狀況，鍾芳蓉都會覺得，自己反應好像比別人慢，「別人說一句話，可能意思有點多，我就要反應好一會兒，才能聽懂。」
她還做過一次北大湖南招生組的志願者。她和老師們一起去到長沙，招生組在入住的酒店裏擺了「攤子」，方便同學前來諮詢，在她高考過的省份，她被認了出來，鍾芳蓉很高興，但招生的工作遠比她想象的複雜。
她聯繫了一個算是老鄉的學妹，學妹考進了湖南省文科前十，說想來北大學社會學，鍾芳蓉很開心，對接了社會學的同學爲她解答各種問題，後來學妹又說想學心理學，鍾芳蓉還是很開心，又找了大量心理學專業的資料和課程供學妹參考。
鍾芳蓉跟學妹嘔心瀝血地交流了好幾天，時刻在線，有問必答，希望能爲北大攬下學妹，但後來，鍾芳蓉才知道，學妹在跟她諮詢前已經跟清華簽了約。
外面的世界好大好複雜，她不止一次地感慨，但那終究是「外面」，是一個新的世界。
北京大學的學生寢室沒有門禁，24小時，學生隨時進出，我驚訝於這點，鍾芳蓉也驚訝，她以爲所有大學都是這樣的。她選修了戴錦華教授在百年講堂開設的電影課，在百講的暗光課堂中，鍾芳蓉聽戴老師講了很多部電影，第一部講的是韓國電影《詩》，她第一次知道一部電影的敘事是如何構建的，「有那麼多蜿蜒曲折」，懵懂中，她能感受到一種難以說清的力量——上大學之前，她從來沒在電影院看過電影。
她還特地選了一門《動漫欣賞與實踐》的課，因爲這堂課上，老師會教授一些畫畫的基本技巧。在北京，在北大，鍾芳蓉終於可以追求曾經的愛好。同學們都熱衷參加一些社團，她不喜歡社交，但也有選擇，她加入了北大貓協，貓協的人平時不用見面，只有一個羣，羣裏安排「值班」，大家各自按照被安排的時間去喂流浪貓，用時下流行的網絡用語——北大貓協，簡直是I人的天堂。
鍾芳蓉還記得，初到北大上的第一堂課，任課老師就開玩笑說，不想來上課你就請假，請假的理由呢?比如暗戀的同學來找你了，那當然要趕快請假去見。還有的老師會直接說，課上不會考勤和點名，上了北大，最重要的是什麼?站在臺上的教授問，然後自己回答：當然是談戀愛啊，這是大學最美好的事情。
這樣的瞬間給鍾芳蓉的衝擊巨大，畢竟，就在它們發生的不到一年前，她正被高中的學校送往河北衡水中學「訓練」，她在一個復讀班，150人左右的大班級，教室裏，同學的關係遠遠比不上面前的書重要，每個人都在爭分奪秒地學習。她記得，有個女同學只是塗了下脣膏，被班主任知道後，在全班同學面前被狠狠批了一頓——在那裏，任何與學習無關的事情，都不被允許。
但在北大，一切都不同了——在這個來自小鎮的女孩面前，新世界的大門被一點點打開了。
命運的巧合
鍾芳蓉第一次走進北大的校園，是在2017年。那年秋天，她剛上高中，學校例行在國慶假期帶領成績好的學生來北京研學。她跟着同學走了很多的路，曬了足夠的太陽，每天暈頭轉向。在北大，那麼多學院，她只拍了考古文博學院的照片，那時，她才高一，不知道什麼是高考志願，也沒看到樊錦詩老師的書，更不太知道考古是個什麼專業。
這似乎是命運的巧合——三年後她走進考古文博學院，成爲這裏的學生。報高考志願時，鍾芳蓉想過考古、歷史、哲學這幾個專業，她覺得，這些專業不用太跟人打交道，「我是個內向的人。」她總是這樣結論自己。但是歷史、哲學需要看很多很多的書，她不想總是在看書，而考古似乎不太一樣。她曾看過一本介紹馬王堆的書，大概有印象——考古需要下地「挖」，身體要切實勞動。後來，她又偶然間看到了央視的《國家寶藏》節目，她記得那一集講到了婦好墓，是個女考古學家的介紹，她莫名受到了一種吸引，覺得那應該是個好工作。
真正接觸到考古後，她才知道這是一門怎樣的學科。
考古不是純粹的人文學科，這是鍾芳蓉最深的感受之一，考古系的學生還要學習很多「理科」技術，CAD建模、PS、全景製圖軟件等等，還有年代測定，成分分析等屬於古DNA科技考古的知識，且考古文博學院還是北大人文院系唯一需要學高等數學的學院，這門課程需要期中、期末閉卷考試，「那學期很多人痛苦不堪」。
還有「下工地」，考古界習慣把開挖的遺址稱爲「工地」。根據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教學方案，每屆學生到了大三，都要下「工地」實習一個學期——這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親自制定的，也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自1957年開展田野實習以來的傳統。實習時，老師必須親自帶隊，和學生在「工地」同喫同住，手把手指導，不能只是把學生交給地方考古隊的技工。
大三一整個學期的實習被稱爲「大實習」，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小實習」，但無論怎樣的實習，考古工作都是乏味和重複的，同時還需要極大的細緻和耐心。鍾芳蓉說，在外實習，白天六七點鐘起牀做事，晚上做總結，很辛苦，對於女生，「下工地」也不能有任何打扮，美甲、裙子、首飾，這些會在「挖土」時帶來極大的不方便。
她詳細講述了2023年的暑假在洛陽龍門石窟實習時的工作：幾大蛇皮袋的陶片，倒出來，按照時代分，時代下面按照陶質陶色分，紅色、灰色、黑色等等，分完顏色，還要觀察陶片的紋飾，再按照陶片的大、中、小，把可以拼在一起的陶片拼好。分出來的一堆堆陶片，還要稱重量，做統計，把裏面能辨認出器型的、具有時代典型特徵的挑出來，再次統計，再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陶片上面寫上單位堆積號，後面還有繪圖、寫器物卡片等等。
上述步驟，也只是開了個頭，後續還要拍照，用CAD畫圖等等，在鍾芳蓉看來，這份工作就像大部分工作，重複、重複、再重複，但每個階段都不一樣，每個人的經歷也不一樣，能發掘出來什麼，在整理階段找到什麼都是一種未知的驚喜，她說，這就是考古迷人的地方，就像人生，「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在高考完「走紅」的那個夏天，對於鍾芳蓉的選擇，也有很多質疑的聲音，不少人認爲鍾芳蓉真正到了北大之後會後悔，後悔自己那麼好的高考成績居然選了考古專業。上大學後，她主動離開了公衆視線，靜靜地上課、在寢室看書，考試前通宵複習，期望能拿到更好的成績，關於自己的專業，關於自己的感受，一向寡言的鐘芳蓉很少對外表達什麼——整個大學期間，她都保持着一種低調與謹慎，她很怕自己隨口說的一句話，又被當成熱點標題到處傳播，也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代表了北大，代表了考古文博學院。但在很多交流的瞬間，我都能感受到，對於自己的選擇，她從未後悔。
一個有趣的例證是，曾經有男孩向鍾芳蓉表白，她本來有些好感，兩人開始在微信上聊天，聊到考古專業，男生髮表自己的見解，他覺得考古是一項技工活兒，重點是會「挖」，不需要什麼研究能力，講着講着就開始講盜墓，講自己從文學和影視作品中看到的那些盜墓的人，有多麼多麼厲害——這是鍾芳蓉最大的雷區，她曾經受邀註冊了微博賬號，發言不多，但關於考古和盜墓的關係，她非常鄭重地在微博上公開說過：那是深仇大恨的關係，盜墓對考古是致命的打擊，極大地破壞了文物的歷史價值。
那段聊天沒能再進行下去，鍾芳蓉回覆對方：「互刪吧，別聊了。」
關於鍾芳蓉的專業選擇，最初的質疑聲中，一個很主流的觀點是「窮」，「這註定不是一個大富大貴的行業」，還有人說，「到就業的時候就哭了，分分鐘教你做人」。但鍾芳蓉說，她理想的工作就是人際關係簡單，不用過多地面對人，處理和人的關係，至於金錢，她沒有特別的慾望——說這句話時，她已經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讀了三年書，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鍾芳蓉帶我去北大勺園食堂，喫這裏最著名的黃燜雞飯，她說：「我這個(考古)工作吧，除了沒錢又苦之外，其他的就都還好。」我愣住了，看着她，食堂好多同學，吵吵嚷嚷，我重複了她的話，我們都笑了。
選擇
說起大學四年，鍾芳蓉還會常常提起自己在考古文博學院遇到的老師。
她記得新生入學時，學院爲同學們分配了生活導師，鍾芳蓉和另外兩個同學的生活導師是學院的前任院長，院長每個月都會請她們喫飯，在北大南門、西門，不同的餐桌上，院長邊喫邊談那些考古的趣事，挖到的驚喜，沒有半分院長的架子。
韋正是鍾芳蓉的學年論文導師，和學生們喫飯時，他會提議讓年紀最小的學生坐主位，鍾芳蓉恰好是年紀最小的那個，於是就坐在主座上，和老師們聊日常生活，開玩笑，討論學術。鍾芳蓉說，這幾年，她跟着韋正老師去過龍門石窟，去過雲岡石窟，參觀過的展覽太多了，故宮的展，絲綢之路展……和所有考古文博學院的老師一樣，韋正總是希望學生多實踐，到現場去。
或許，正是這種注重實踐、要求老師必須親自帶學生「下工地」的教學傳統，使得在考古文博學院，師生關係尤其緊密——在北大的所有學院中，考古文博學院幾乎是最「小巧」的那個，現有教師44人，還不如哲學宗教系的教職工多。早些年，考古文博學院本科招生大概只有十幾人，鍾芳蓉這一屆，一共招生46人，師生比例基本達到1：1.在這裏，對於老師而言，學生們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不只是上課點名時的一個個名字。
今年5月的一個上午，我在北大紅一樓見到了韋正。見面之前，他曾非常細心地問我，是否需要幫忙預約入校，如有需要，韋正的原話是，「有勞發身份證號碼和手機號」。之後，他甚至告訴我具體的地鐵路線，「乘坐4號線到北京大學站，西北口出」。
見面當天，韋正比我們約定的時間來晚了一些，他說着不好意思，剛下課，學生還圍着他探討了幾個問題。他穿得很素樸，戴着眼鏡，黑頭髮努力在白頭髮中間擠出來。韋正的本科和碩士都是在南京大學考古系讀的，碩士畢業後工作了幾年。後來，別人告訴他，去北京吧，去讀北大考古系的博士，北京好玩兒，韋正就考了過來，導師正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2002年，韋正博士畢業，留校任教。
交流中，韋正說得最多的也是——實踐。他說，自己從宿白先生那裏學習到了考古學科最重要的就是「實踐性」，「宿白先生常說，考古學的生命在田野。」韋正說，考古學科首先是動手，如果不會發掘，研究大概率也不可能深入，對學生來說，田野實習是個試金石，「你試過之後，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歡。」
鍾芳蓉自然是喜歡的那一類，儘管她也曾產生過深深的自我懷疑。那是去山東實習，開掘工作很不順利，遲遲沒有進展，這讓鍾芳蓉非常困惑，「工地」裏，自己一錐子一錐子下去，地下到底是什麼?這跟坐在冬暖夏涼的教室學習課本的定論知識有很大的不同，實際的考古工作需要想象，不同的設想結論產生不一樣的挖掘方向。這是所有新手都會面臨的難題。那時，她常常問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適合考古?」最終，還是考古的迷人之處幫她解了惑，她相信並認可韋正對於考古之於個人意義的那段描述，「學會欣賞，欣賞文物，欣賞一種遠去的生活，欣賞別人的人生，這個過程，讓自己心能靜下來，就是最大的功用。」
也有人不喜歡。陳慧桐和鍾芳蓉同期入學，她就覺得考古很無聊，去「工地」就是挨曬，看着學長學姐在地裏挖，給泥土分層，她什麼都看不出來。課堂上，老師講器物和類型學，講遺址，講地裏出了多少骨頭，多少碎陶片，講臺上，老師強調透物見人，「但對我來說，通過一個不知道啥年代啥人用過的陶碗，去推斷這個時代的人的整體風貌，這個過程太曲折了，我其實見不到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只能見到自己腦補臆想出的人，我還暈車，每次外出(去工地)坐大巴都想吐」，沒等到大三的秋季大實習，陳慧桐就早早地轉了系。
對離開考古專業的學生，韋正也表示充分理解，去尋找自己喜歡的專業，這是每個學生最基本的權利，也是最重要的個人選擇，「最主要還是得喜歡，不然你很難在這兒。」
除了很早就轉系的學生，還有一些學生會選擇在大三跨專業保研到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其餘學生，也都會在大實習前後，思考未來的去向。通常，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生，絕大多數會選擇在本院考研讀研，個別同學會選擇出國，選擇直接工作的同學並不多，因爲很多考古研究所、省級博物館，招聘的起始門檻都是碩士研究生。
這也是擺在鍾芳蓉面前的現實難題。她爲這件事情考慮了差不多一個學期，她想讀研，畢竟碩士學歷也意味着在工作上有更多選擇。本科期間，受困於疫情防控，很多出國交換的項目被迫中止，現在，那些交流項目在逐漸恢復，讀研也意味着可以出去看看。她的績點也足夠保研，但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讀研兩年，學費要8萬，而北大考古專業只有專碩沒有學碩，學校也不再給專業碩士提供學生宿舍，這就意味着，如果讀研，她需要在被稱爲「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附近租房兩年，還要再花費四五萬。
當年高考後，她獲得了一些獎金，來自學校的、政府的，還有一些當地企業的資助，整個本科期間，鍾芳蓉都沒有花爸媽的錢，但家中還有上高中的弟弟，就讀的正是她當年的那所中學——她當年的出圈爲那所中學帶來了巨大的廣告效應，學校的學費也水漲船高，鍾芳蓉高中時期，一年的學費不到1萬，現在，弟弟每年的學費需要近4萬。
鍾芳蓉算了筆賬，弟弟還要讀一年高中，之後還有大學，如果自己繼續讀書，家裏會面臨很大的經濟壓力。從小到大，姐弟倆的學費、生活費，多半都是父親手工打傢俱，一個櫃子一個櫃子打出來的，如今父親49歲了，她不想父親再那麼辛苦。
決定工作後，擺在鍾芳蓉面前的選擇之一就是敦煌，每年，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崗位都會招收一名本科畢業生，在所有可選的選項中，這也是最合鍾芳蓉心意的那一個——鍾芳蓉的本科畢業論文方向是佛教考古，而敦煌正是佛教考古的理想之地。
2024年7月8日，根據甘肅省文物局發出的官方通知，鍾芳蓉位列石窟考古崗位面試第一名，將前往敦煌研究院工作。
掙脫
今年春節前，鍾芳蓉放假回到湖南老家，我去那裏見了她一面。當時，湖南中南部地區剛剛下了一場暴雪，天氣陰冷，寒氣從地面襲來，南方沒有暖氣，家裏取暖的設備只有客廳的電暖器，鍾芳蓉就在被窩裏看着英文文獻。
對於我的到來，她的父親有點意外，在他看來，鍾芳蓉的熱度應該已經過去了，如今，考古工作的工資還沒有他這個只讀到小學六年級、在傢俱廠打工的中年人多，而家裏親戚在聊到鍾芳蓉時，口吻也多有遺憾——經濟、金融，「搞那個纔好」。
但現在的鐘芳蓉已經不太在乎這些評價了。當時，聊起即將結束的大學生活，鍾芳蓉說，大學之於她的意義，不只是見識了更廣闊的世界，她也因此在物理距離上遠離了原生家庭，讓曾經那個被忽視、被壓抑的女孩一點點舒展開來。
在家裏，鍾芳蓉是長姐，她有個小四歲的親弟弟，還有三個和弟弟差不多年齡的表弟表妹，父母們都出去打工了，小學時，鍾芳蓉就負責帶領大家，主要負責不讓他們離開視線，不讓他們打鬧。有那麼幾次，鍾芳蓉記得，爺爺奶奶去了鎮上的集市賣菜，中午還沒回來，她就給弟弟妹妹們下麪條喫。
小時候，只有快過年的時候，鍾芳蓉的父母纔會從廣東回來，她喜歡他們回來，會站在家門口的小道上早早地等候，但等到父母真的走進視線時，她甚至都不好意思喊句「爸爸媽媽」。從小跟着長大的爺爺奶奶，她感覺奶奶更喜歡錶妹，因爲表妹嘴甜，會喊人，而鍾芳蓉，什麼都藏在心裏。
到了要讀六年級時，因爲村裏的小學沒有六年級，鍾芳蓉不得不進城，去到縣城的寄宿制學校讀書。鍾芳蓉的媽媽也在她上初中不久，從廣東的工廠回到了家鄉，在縣城開了一家鞋店，「留守」了十幾年，母親終於回來了，這原本應該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但回憶起來，鍾芳蓉並不覺得美好。因爲店面的選址過於偏僻，鞋子的款式也不時髦，店裏一直處於虧損的狀態，媽媽心情總是不好，沒有好的臉色。有時，鍾芳蓉和弟弟鬧矛盾，媽媽也會發很大的脾氣。
印象深刻的記憶是關於一個存錢罐。
6歲時，做木匠的父親送給鍾芳蓉一個存錢罐，木質的，房屋的形狀，鍾芳蓉開始存錢，一塊的、一塊的、五塊的、十塊的，一百塊的，這錢一直存了快十年。
有一天，存錢罐被弟弟發現了，被砸開，裏面有一千多塊錢，弟弟請同學喫零食、玩，不到一個月，全部用完。鍾芳蓉非常憤怒，她想打弟弟，但是，一向護着弟弟的媽媽先行一步，把弟弟暴打了一頓，隨後，又打了鍾芳蓉，罵她爲什麼要存錢，有什麼資格存錢。媽媽也罵了爸爸，問他爲什麼要給鍾芳蓉做一個存錢罐，讓她存錢?
總之，媽媽的鞋店開了兩年，鍾芳蓉在青春期中痛苦了兩年。後來，爸爸媽媽的關係也越來越差，常常把離婚掛在嘴邊。
在鍾芳蓉的記憶中，她高考後的那個夏天是父母關係最好的時候，家裏來了很多記者，還有央視的要拍片子，要拍一家人在一起，要拍一家人一起喫飯。那個時候的飯桌是融洽的、圓滿的。
鍾芳蓉說，從小，她就習慣順着父母，不太說話，很少表達自己的意見，她知道，她說話沒有用，媽媽會說，「你這麼小你知道什麼?」大部分事情上，父母極少徵求她的意見，時間久了，連媽媽罵她，鍾芳蓉也不反駁了，如果回應，會被認爲是「頂嘴」，會招來更狠的辱罵。得到過誇獎嗎?鍾芳蓉說：「不會誇獎，過年的時候，說幾句，(說)我成績好，很少。」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大一那年暑假。有個廣東人找到她父母，自稱是廣東這邊鍾氏家族的「代表人」，他說自己在深圳開了公司。爸媽很是相信這位代表。鍾芳蓉大一的暑假，代表喊鍾芳蓉去他在深圳的公司實習，鍾芳蓉不願意，媽媽罵了她一通，說人家是好心，你不要不懂感恩。媽媽的話說得狠，讓人難過，鍾芳蓉沒辦法，最後去了。
那個暑假，在代表人的公司，鍾芳蓉每天的工作就是安靜地坐着，就像小時候，村裏沒有幼兒園，鍾芳蓉上的是學前班，就是在教室坐着，沒有老師上課，坐到小學生放學了，她就可以回家了。
那時候，鍾芳蓉工位上的電腦沒開過機，也沒有人給她分配任何工作，她不太知道這家公司的具體業務，坐滿8個小時，人家下班了，她也下班。代表人也曾帶鍾芳蓉出差，給她灌輸——女孩最好的歸宿就是考公務員，再嫁個好老公。
晚上的飯局上，代表人讓鍾芳蓉站起來，舉起酒杯，學習敬酒，再讓鍾芳蓉發表感言，今天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收穫、有什麼感悟。鍾芳蓉不得已，站起來，對着一圈人發表感言，然後坐下，安靜地喫菜。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月，鍾芳蓉回了北京，「什麼都沒鍛鍊到」。在深圳的日子，鍾芳蓉和母親大吵了一架，後來有段時間，她一直沒有理會媽媽，她終於開始表達自己的不滿，進行一些反抗。
在更開闊的世界，她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成長樣本，她的自我逐漸生長出來，開始漸漸明白，過去自己以爲正常、大家都這樣的成長經歷，其實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跡，甚至傷害——原生家庭真的會非常深刻地影響一個人，但這並不代表這個人什麼都做不了。
大學四年，高考後獲得的獎金幫鍾芳蓉支付了學費和生活費，她還用省下來的生活費去了很多城市，上海、蘇州、廈門、西安、貴州等等，住青旅、學習攝影，旅途中她會拍很多照片，裝滿了整張存儲卡。她喜歡二次元，這讓她釋放了更多的自我，她會穿着黑色鑲白邊的洛麗塔裙子逛街，會去參加漫展，儘管很害羞，還是主動去和「魈」(讀音「xiao」，一聲，一款遊戲的角色)合了影。
在湖南老家的臥室裏，她打印了幾百張平時拍的照片掛在牆上，還專門爲漫畫人物的手辦和模型買了一個展示櫃——沒有人再幹涉她的愛好，因爲，這一切都是她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的。
終於，大學要畢業了，鍾芳蓉給爸媽打電話，問他們，要不要來畢業典禮?從小到大，爸媽從來沒參加過鍾芳蓉任何的畢業儀式，甚至家長會都很少去。這次，本科畢業工作了，他們認爲這是女兒人生中最後一次畢業典禮，還是來一下吧。他們也從沒想過她是否還有繼續讀書的可能。
畢業典禮當天，在北大百年講堂，鍾芳蓉代表考古文博學院的本科生進行畢業致辭，爸媽就坐在臺下。她還算平靜地念完了稿子，「這幾年在考古學習中的探索與努力，實習中每一次的挖掘與發現，都讓我們對考古學與歷史和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她說，旅途繼續，願大家都能在旅途中「懷抱着好奇與勇氣，去探索未知，去實現理想」。典禮結束後，她又帶着爸媽打卡了北大的每一個遊客點，未名湖、博雅塔、圖書館，她給他們拍了很多照片。他們還是那樣，相顧無言，第二天就回湖南老家了——但鍾芳蓉已經不是曾經那個聽到他們要離婚，就愁到失眠，瘋狂長白頭髮的小女孩了，她的世界已經與從前完全不同了，而通往新世界的每一個選擇，無論是北大、考古，還是敦煌，都是這個女孩自己的決定。
遼闊的
2024年7月3日，畢業典禮兩天後，鍾芳蓉去交還學士服，辦畢業手續，那天，她有了一種真的要畢業了的感覺。此時，距離去敦煌報道還有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她還可以擁有一個長長的暑假。
其實，這個暑假從大四就開始了。大四開始時，她和同學組了一個「大四玩遍北京」的羣，打算走遍北京及其周邊的「名勝古蹟」，她去了古北水鎮、妙應寺、魯迅博物館、西什庫教堂，看了很多展覽，還一個人跑去常州參加了音樂節，只爲看周深的現場演出。我問鍾芳蓉，周深什麼地方最吸引你?她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是：「他也是個留守兒童。」周深的故事，鍾芳蓉記得很清楚，他先是被獨自留在了湖南老家，後來纔跟着父母到了貴州，學了不喜歡的專業，出國，孤單的一個人，最終回到了喜歡的音樂上。上大學後，鍾芳蓉成了周深的忠實歌迷，一直想去現場聽周深的演出，直到大四，這個願望終於實現。
還有太多太多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時間總是不夠用，一眨眼，鍾芳蓉真的要離開北京了，但心裏也沒有那麼多傷感，因爲，男朋友還在北大讀書，「我以後肯定會多回來」。
這段戀情剛開始不久，畢業前幾個月，鍾芳蓉在北大樹洞發帖招募遊戲搭子，當時，她這樣介紹自己：目前還是新手，但是在繁重的學業之外想要用遊戲來放鬆一下自己，鑽石段位，主要玩中路，女生，可開麥(主要取決於會不會影響舍友們，舍友們在就不會開)……一個人玩有點沒意思，而且也菜@如果不嫌棄的話求帶，或者我也可以帶新玩家入坑(不嫌棄我菜的話)。
很快，帖子下面有人響應，是個計算機系的大三男生。他們一起搭檔打了一段時間遊戲，很愉快，男生話不多，猜到她可能是那個「考古女孩」，但也不會問東問西，會自己默默去搜新聞。後來，他們成了戀人，男孩高高的，總是穿白色的T恤，因爲鍾芳蓉喜歡白色。他的成績很好，但從不炫耀，對很多事物都感興趣，但並不會誇誇其談，凡事會先問她的意見和感受，他們相伴度過了鍾芳蓉大四最後的時光。
離開北大後，鍾芳蓉經歷了非常忙碌的兩個月，她去了考了駕照，搬了兩次家，從北京到耒陽老家，再從老家到敦煌。在湖南，她還去參加了一個考古項目，是韋正老師介紹她去的，對於鍾芳蓉放棄保研去敦煌的選擇，韋正非常贊同，在他看來，這會幫助鍾芳蓉積攢珍貴的實踐經驗，日後如果還想繼續深造，這將是鍾芳蓉非常難得的經驗和優勢。
兩個月中，難得的清淨和悠閒還是和男朋友在一起。他們一起去雲南旅行，走過了麗江、香格里拉，還有大理。出行前，男孩專門帶了「拍人更好看」的相機，時時刷着天氣APP，期待能在梅里雪山看到日照金山。真的到了雪山腳下，兩個年輕人反而不焦慮了，他們定的酒店，陽臺一望，便是雪山，即使沒看到日照金山，鍾芳蓉也覺得很好，和喜歡的人舒服地躺着，四周靜謐，什麼都不用想，只等雲散開。
8月下旬，鍾芳蓉啓程前往敦煌，同行的還有爸媽和弟弟，她還是想帶他們去看看自己即將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特別是弟弟，這是他難得的假期，開學後他即將進入高三——在吵吵鬧鬧的童年過後，弟弟對姐姐的態度轉變很大，因爲姐姐學習好，在學校、村裏跟人聊天，弟弟會主動炫耀姐姐鍾芳蓉如何如何。但他還在青春期，對學習不是很上心，鍾芳蓉常給他打電話，鼓勵他好好學習，跟他說父母工作多辛苦，掙錢多麼不容易，本科的學歷在這個社會多麼基礎，還有一些具有吸引力性質的話：「如果你考上大學，你就可以像我一樣天天用手機。」
9月的第一個工作日，鍾芳蓉在敦煌研究院第一天正式上班，她有了屬於自己的崗位、工牌、飯卡和工資卡。敦煌研究院還給新進的員工提供了單間公寓，一個大開間，有獨立的廚房、衛生間，還有陽臺。公寓裏，有一個大大的書櫃，這是鍾芳蓉從未擁有過的，無論在老家還是在北大的宿舍，書櫃都不夠大——未來幾年，她將一點點地填滿它。
這也是鍾芳蓉第一次擁有完全獨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她說，每天下了班，她最享受的就是回到公寓，美美地躺在牀上，從公寓的窗子望出去，是一排排的楊樹，這個季節，楊樹還是綠色的，綠色的背後，是一片片黃沙和暗紅的石山——在這裏，她將再一次開啓新的生活，儘管仍充滿未知，但好在天高雲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