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流動的匪幫首領有權力去竊取並安全地控制一塊領地，使自己成爲這塊領地上獨斷專行的人的時候，這對一個無政府社會來說會有很大的好處，而如果沒有的話，對社會來說則會有巨大的損失。要理解這種損失，我們需要先考慮長期投資對社會的好處，以及對確保專制者地位的好處究竟是什麼。
我們知道，只有在高投資率的情況下經濟纔會產生最大化的收益，而且，也只有在做出投資的前提下，人們纔會把更多的回報用於長遠的投資。因此，一個擁有長遠觀點的專制者，就會試圖讓他的臣民確信他們的資本會永遠地得到保護，不至於受到別人的偷竊，也不至於因爲專制者自身因素而被充公掉。如果其臣民擔心資本被沒收的話，他們將不會做更多的投資，從長遠來說，這將減少專制者的稅收所得。
爲了在一個既定稅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個社會必須公正地執行契約(包括涉及長期貸款的契約)，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長期的基礎上纔可以再次產生。爲了從長期契約執行中獲得好處，一個國家還需要穩定的貨幣。那些定居一處的匪幫首領就會有最大化的稅收所得，他的臣民就會在他的領地的生產中得到最大的利益。當然，這需要首領絕對採取長遠的政策，因爲只有這樣，其臣民纔會絕對相信他們的私有財產權利及契約執行會得到永遠的尊重，並且貨幣會保持其完全的幣值。
假想一個專制君主只關心一年這樣的期限裏的所得。他會從侵佔任何便利的資本資產中得到收益，而其一年所得的稅收是少於他原本獲得的稅收所得的。他會想方設法逃避執行契約，拒付債務，並且不斷髮行新幣(儘管這最終會引起通貨膨脹)以謀取眼前之利。
因此，當一個專制君主不去考慮社會的產出時，他的激勵動機就如一個住所不定的匪幫首領的行爲一樣。正如人類進步的一個讓人驚奇的原因，是由於流動的匪幫定居下來成爲統治者以後激勵動機的變化所帶來的進步一樣，人類歷史上許多侵吞與衰退現象也是由於那些專制者——不管他們的頭銜是什麼，也不管他們受到多少的吹捧——常常倒退到本質上是一個流動匪幫地位的緣故。
由於一個專制君主無論其多麼可靠或者眼光長遠，但是都可能難免受到那些使其採取短視行爲的事件的困擾，專制體制下的臣民總是面臨他們的資本被沒收，債權被剝奪，或者貨幣貶值的風險。這些風險降低了儲蓄與投資的總量，即使存在一個穩定可靠且具有長遠目光的君主，情況也是這樣。理性的君主由於有興趣去增加其臣民進行投資和貿易的行爲，從而有動機讓他的臣民相信他不會以任何方式聚斂財富。
但是君主的承諾是不可靠的，因爲其承諾得不到任何來自司法或者其他獨立權力部門的制約，也就是說君主可以跨越所有的權力部門。由於這些因素，以及專制者總是存在採取短視措施的明顯可能性，其對臣民的承諾是永遠不可靠的。因此，上一章提供的關於理性的自利君主模型對專制君主下的經濟績效其實是太樂觀的，它假設專制君主總是抱着長遠的觀點，而其臣民也相信其主子會一直這樣做。
實際上，在任何專制君主統治的社會裏，懷有與流動匪幫首領一樣動機的專制君主遲早註定是要出現的。而且，就如我們所預測的，歷史上君主與專制者犯下的沒收財產、拒絕支付債務、強迫貨幣貶值以謀私利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
“國王萬歲”
任何擁有充分權力以決定新統治者的獨立權威機構都可能危及現任統治者的地位。因此，絕對的專制者面臨繼承危機的風險是與生俱來的。 最近非洲和拉丁美洲發生的許多事情是明顯的，那裏的專制統治者對繼承危機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極爲敏感。也許，關於君主們對時間見識的重要的最有趣的事例，來自歷史上人們對君主萬壽無疆的關切，以及社會對王朝普遍抱有的良好期望。
我們當然有很多理由期望國王行善，但是國王的臣民，如前面所述，當他們在說“國王萬歲”的時候有更多的理由成爲一個忠誠的良民。如果國王考慮到並珍視王朝的存續，並且具有更長遠的見識，那當然對其臣民是件最好的事情。
且不說國王的長子幾乎不大可能在心智上是最能勝任王位工作的合適人選，歷史上王朝普遍的存續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一種本能的直覺有關，也就是說當統治者採取長遠眼光看待國家大事時，一塊領地上的任何人(包括現任統治者在內)都可以獲益。
在一個絕對主義統治的政權下，如果存在誰可能是下任統治者的共識，那麼這對所有人都是有好處的。即使在當代也是如此，因爲這不僅會減少圍繞繼承問題的戰爭，也會增加經濟信心以及投資、收入和稅收所得。因此，在專制政體下，王位更替可能是一個社會性的要求，因爲這既可以減少繼承危機的可能性，也可以使君主對長期效應和社會生產予以更多的關注。
匪幫的終結
我們已經知道，儘管第二隻看不見的手會使專制統治者期望長治久安，從而對其領地的生產特別關注，但是他仍然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從社會生產中榨取自己最大化的收入。而且更糟糕的是，一旦一個專制統治者完全採取殺雞取卵式的短視眼光，他就會從私利出發，沒收其臣民的財產，撕毀任何他與其臣民簽訂的契約，並利用鑄幣權濫發貨幣以謀利，儘管這樣會貶低幣值。因此，不管在固定匪幫統治下會有歷史進步這樣的事實，專制統治下的臣民寧願自己來保障自己的收入，他們需要財產與契約權利的安全，而不願意讓其落入到一個流動的匪幫手中，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即使我們不論民主的倫理訴求以及對匪幫的道德憎惡因素，我們仍然應該去追問專制統治政體如何被其他政府統治形式所取代這樣的問題。專制者經常會被推翻，或者因爲其軍官組織政變，或者他們被其衛官刺殺，或者由於經濟管理不善從而使他們無力爲繼，或者因爲自然死亡而被埋葬。因此只要一個專制統治期結束，其他的都會結束，最後就會出現繼承危機問題。但是每個專制者總是經常被一個其他固定的或者流動的匪幫所代替，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一個專制政體的結束纔會被一個民主政體所取代。
那麼，在什麼特殊情況下，會出現民主政體，或者至少是代議制或非專制政體來取代一個專制政體呢?由於有些完善的非專制、代議制以及相對民主的政府是在普遍公民選舉權之前出現的，我們應該集中注意一個政府是否通過對選票的自由政治競爭來選擇成爲代議制的，而不是關注它是否賦予普遍的公民選舉權這樣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把民主——就如約瑟夫·熊彼特所做的——視爲一種制度，在該制度中現任政治領導人由於政黨或者其他團體自由選舉競爭的存在因而是可以選替的。儘管選舉權的範圍對解答某些問題是很關鍵的，但是它不是專制政府被代議制政府取代的關鍵因素。現代歷史告訴我們，有限選舉權的代議制政府過渡到普遍公民選舉權的代議制政府是一個普遍趨勢，但是這樣的過程具有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不一樣的邏輯。
一個特殊的情況可以解釋向民主政府的過渡是由於外在的影響，或者由於外在強有力因素施加在一個政府上所導致的。例如，當民主國家在戰爭中擊敗專制國家時，就會出現強加民主的現象。顯然，最富裕的或者技術上最先進的國家常常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在與專制國家的軍事競爭中常常佔上風而不是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勝利的民主國家將民主制度強加給聯邦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人民，這些國家的人民由於對專制政權統治的惡果記憶猶新，因而樂於接受民主制度。因此，外界的壓力與影響可以解釋有些國家出現民主政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