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笑話有兩個巔峯，第一個是20世紀初，第二個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
比如20世紀初的著名政治笑話。
一個小男孩問父親什麼叫政治，父親說：以我們家爲例，我掙錢回家，我就是資本家。你媽媽管錢，她就是政府。我完全掌控你們，所以你們是人民。我們的保姆是工人階級，你裹着尿布的弟弟就是未來。
兒子似懂非懂，半夜他被弟弟的哭聲吵醒，起牀去敲父母的門，但他們睡得很沉。於是他走到保姆的房間，發現父親和保姆正在牀上光着身體相互撞擊，於是他只能回到自己牀上繼續睡覺。
第二天早上，父親問兒子是否明白政治的含義。兒子回答說：是的，我理解了。資本家在壓迫工人的時候，政府在睡覺，人民被忽視，未來一塌糊塗。
這個笑話，就是出自蘇布之手。目的是爲了諷刺二月革命之後成立的俄羅斯共和國。
可是1918年之後，蘇布對待笑話的態度，卻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蘇俄的笑話犯便橫空出世。
有些人以爲蘇俄的笑話來源於美西方，但實際上，俄國的“幽默諷刺文學”歷史悠久，早在18世紀就已經形成體系，並因此催生了言論審查制度。
1790年，俄國著名的啓蒙主義作家拉吉舍夫，發表了《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記錄了旅途所見的農奴生活，辛辣的諷刺了沙皇制度。葉卡捷琳娜看到之後勃然大怒，竟下令處死拉吉舍夫，並制定了言論審查制度。
蘇俄的文學底色原本是現實主義，基調就是沉鬱頓挫，風格類似於唐代的大詩人杜甫。但是言論審查制度出臺之後，俄國文學便無奈的走向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幽默諷刺。
19世紀，俄國幽默諷刺文學大師果戈理，把俄國的幽默諷刺文學推上了頂峯。
《李衛當官》據說靈感就來自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欽差大臣》講了一個紈絝子弟去外省，被當地的貪官污吏當成了欽差大臣，然後鬧出了一幕幕的笑話。
果戈理曾說過：我一直想描寫現實，但現實不斷給我“驚喜”，所以我不可避免的滑向諷刺。
到了蘇聯時期，蘇聯民衆把這種笑話稱爲“廚房政治”，也就是在廚房中，跟親密的朋友一起吐槽對特權的不滿，來釋放壓抑的情緒。
蘇聯的笑話簡短乾脆、辛辣鋒利。在一定意義上，它反映了民衆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評價。這些笑話，有的是嘲諷物資短缺，有的是奚落特權腐敗，有的是嘲笑官員的拙劣表演。
比如有人問：如何趕跑克里姆林宮裏的老鼠?答：在裏面放個標牌，寫上集體農場四個字，不多久大半老鼠就會餓死，剩下的也會逃之夭夭。
還比如，書記問：同志，你對這個問題有意見嗎?。回答說：我有意見，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見!
再比如：問：伊萬諾維奇，你經常讀《真理報》嗎?回答說：當然，不然我怎麼知道我過着幸福的生活?
實事求是的講，笑話具有十分鮮明的警示作用。民衆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在笑話中都會有明顯而真切的表現。如果蘇聯當局能夠及時警醒，並銳意改革，也不至於幾十年就垮臺。
但遺憾的是，蘇聯的領導人與歷代的沙皇相比，對待笑話的態度別無二致。
列氏說：笑話對我們的工農國家是有害的。蘇布監察委員什基裏亞托夫在報告中指出：不要低估笑話對蘇布帶來的威脅，過去我們用笑話來削弱舊政權的威信，現在它被用來對付我們。
所以蘇聯建政伊始，便制定了“反革命罪”，隨後又於1926年列入《蘇俄刑法典》。比如第58條第1款至第10款就規定，任何進行宣傳、煽動、傳播、製作或收藏這類作品，都要被判刑或流放。
蘇聯人民戲稱這是“笑話犯”，官方名稱是“反動宣傳罪”。
1990年3月13日，蘇聯安全委員會公佈了1931年到1940年的“反動宣傳罪”人數，竟然高達560675個。而到1953年，因反動宣傳罪被判刑的共有370萬人，其中 79萬人被槍斃。因此俄羅斯學者認爲：那是一個黑色的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黑色的天理。
1953年之後，赫魯曉夫釋放了部分“笑話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的政治氛圍又開始嚴肅，民間的笑話也開始氾濫。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笑話最多，佔據了25%左右。1966年，克格勃第五局成立，這個局專門負責監管民間言論。如果散佈詆譭蘇布和政治制度的笑話，輕則勞改一年，重則直接消失。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社會氛圍開始放鬆，笑話也就失去了市場。
蘇聯笑話的大行其道，說明政治上的強制只能束縛人的身體，不能束縛人的思想，而且還會爲笑話的產生和傳播提供動力。
強制的社會氛圍，恰恰鍛鍊了蘇聯民衆別樣的政治智慧，也爲蘇聯民衆編織笑話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它迫使民衆學會遣詞造詞，通過旁敲側擊、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語的方法，在字裏行間表達思想。因此，蘇聯笑話成了弱勢民衆手中爲數不多的弱者的武器。
可以說，蘇聯笑話正是這樣強制之下的產物。它是無奈、無能甚至無助的表達和情緒宣泄，是受傷心靈的自我撫慰，是苦難生活的自我救贖。同時也是民衆之間進行政治溝通的一種形式，是民衆獲取社會力量、社會慰藉和社會價值的重要載體。
正如果戈理在《欽差大臣》中，借市長之口對臺下的民衆喊道：你們笑吧，笑的其實是你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