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一週終於要結束了。
調休補班、996、大小周……打工人的生活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時間名詞。無論身在製造業的加工廠，還是寫字樓的格子間，都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的時間概念早已抽象化，被每天的工作關係所主宰。
我們對於時間的經驗是如何一步步轉變的?爲什麼全國乃至全球共享一種時間程式?今天的文章，政治學者張新剛將從現代的時間體驗切入，探索技術、勞動關係、政治等力量對時間的作用，以及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影響。
01. 從自然時間到抽象時間
在前現代社會，人們的時間往往依賴着自然生活節奏。有歷史學家考證，歐洲一些地方的人們，對於時間的劃分，是按照放牛或者放羊的節奏來進行的。
還有些地方通過烤玉米來衡量時間，烤一根玉米對應的大約是15分鐘。前現代社會更重要的時間是農忙時節，農民們要搶着割麥子和玉米，或者摘西瓜。
所以，在農業共同體中，農民用從天亮到黃昏的勞動，以及更加宏觀的時節，來劃分自己每一天、每一年的時間節奏。這些節奏不僅衡量着時間，而且能表達出人們對於時間的感受。不管是農耕的農民還是遊牧的牧民，都沒有一個機械的鐘表時間。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E.P湯姆森稱之爲：以工作任務爲導向的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事先用時間來規劃勞動，而是由勞動來規定時間。
舉個例子，農忙時節需要在三天之內把所有的小麥割完，那麼就要大概知道一天需要割多少畝小麥，以此劃定對農忙時間的安排。傳統社會的僱傭勞動也是如此。僱工把這塊地給僱主割完了，僱主纔會給報酬。所以這個時間並沒有標準，它不是抽象的、同質化的時間。
統一的時間以及抽象時間的誕生，依賴於對時間非常精確的刻度和量化。這個時間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被高度人爲的技術所規定。這樣的變化和工業革命與機械論的發展密切相關。
機械鐘在14世紀的歐洲出現，最初是爲了滿足修道院內僧侶們準時祈禱的要求。最早的機械鐘利用重物的力量來驅動擺輪擺動，因此也被稱爲重力鍾，或者擺輪鍾。
這些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懸掛在公共場所，一直到17世紀中葉才成爲家用的計時工具。到19世紀左右，鐘錶已經非常普及，抽象的時間也慢慢進入了日常的生活。這時候的時間觀念，和今天已經相隔不遠了。
而真正讓時間發生重要改變的，是勞動方式的轉變。在原來的農業社會，從事農業勞動更多依賴的是農時農活的節奏，但是當大規模的機器化的工業社會來臨之後， 人們就開始需要在規定時間內，造出一定量的產品。
在這樣的背景下，時間就需要被進一步細化管理。用學者芒福德的話說：“工業時代的關鍵機械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鐘錶”。這就是說，正是鐘錶的出現，才進一步使得效率的提升能夠被量化。
可以想象一下，在機械化的大工廠裏，工人在流水線上工作，這就需要去組織一個最有效率的勞動，保證所有人每一天有固定的時間站在機器旁邊。只要機器開動，人就要工作。而機器是可以一直開動的，人還需要替換，需要休息。
這就形成了以機器爲中心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活動組織方式。它使得原來的手工藝人、工匠們按照自己工作安排時間的節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於機器的抽象時間。
機器化大生產還帶來了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單位時間效果上的巨大差距。因爲機器生產的效率遠遠超出個體的效率，就會使得單位時間內人和機器的工作量差別顯著。比如，機器生產幾分鐘和生產幾個小時的差別，要明顯的大於一個工匠幹兩天活還是幹三天活收成上的差別。
這樣一種機器化大生產，不只把人從土地上抽離，讓農民進入到工廠裏，它還把自然世界的時間觀念整個地扭轉了。
人們忙碌和休閒的節奏去自然化。原來的農業社會中，小麥從播種到最後的收割，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這幾個月之中只需要澆水，偶爾除草，然後等待小麥自己長大成熟。農忙之外的時間，其實是相對的休閒時間。
但是在機器化大生產的時代，機器每天都在運動，人並不是按照自然的節奏區分忙碌和休息，而是通過每天重複性的上班和下班來區分。
所以今天會有下班之後的夜生活、週末生活、度假生活。這都是生產方式的變化，使得人忙與閒的節奏完全顛覆了。可以說今天人們的時間和時間節奏已經遠遠離開了自然的時間，變成了一個在抽象時間規定的生存狀態。
現在的互聯網企業，乃至所有被困在系統和平臺裏的自主創業者，也都在這樣一種時間內工作着。這種新的生產方式、生產對象以及組織方式規訓着人的時間。所以時間不是一開始就客觀存在的，它也沒有一個永遠客觀的標準。它和人的生產方式、組織結構以及不同時代之下的勞動活動密切相關。
02. 不同空間的時間統一
不僅如此，時間的規制還突破了空間與地域的限制，如今全球都預設大家生活在同一個時間系統裏。酒店的前臺會掛着四五個時鐘，上面標註着倫敦時間、華盛頓時間、東京時間，還有北京時間。
但在更早的時候，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在同一套時間體系內存在的。全球共享一套時間系統，其實是非常晚近的現象。
它由人們的需求決定，可以設想，在中國統一使用東八區標準時間之前，北京和瀋陽相差16分鐘。這對於在北京生活的人來說，沒有任何影響。但如果要從北京坐火車去瀋陽，就要知道幾點在北京上車，幾點在瀋陽下車，這時候擁有統一時間就是重要的。
人類能夠發展出這種需求，要得益於19世紀以來三種新的交通和通訊手段的出現，這就是火車、電報與蒸汽輪船。
火車的出現大大縮減了遠距離城市之間的通信時間，電報同樣如此。而蒸汽輪船則能在不同海岸、城市之間往返。這三種交通和通訊工具的發明，開始讓人們有了在一個國家內部統一時間的需要，並進一步發展出在國家和國家之間統一時間的需要。
這就是進入到現代以來的重要需求：小到地方，大到全球，當生活涉及到自己之外的世界之後，在時間上的共識就變得重要了。
今天全球的時間原點，是英國的格林威治天文臺上的時間。從此，我們把整個地球分成不同的時區。
這始於19世紀的前半期，鐵路在英國出現。隨着鐵路線慢慢增多，就需要有火車站。原先在教堂上放的鐘，現在就要放在火車站裏，這是在19世紀40年代出現的。
從40年代末開始，英國大部分鐵路公司在他們的路線上都開始使用格林威治時間。到了19世紀的中葉，絕大部分英國城鎮也用上了統一的格林威治時間了。
由格林威治天文臺往外釋放時間信號，然後各地的電子時鐘通過倫敦的電報，再把所有的信號傳遞到各個火車站，然後這些火車的職員們就根據收到的時間信號來調節各自站臺的時鐘。
這樣，以倫敦中央電報辦公室爲中心，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時間總控室，它首先接收格林威治天文臺發來的時間信號，然後分發這個時間。這就構成了電控的全國統一時間系統。比如說倫敦的大本鐘，就會定期的通過格林威治天文臺來校對自己的時間。
當然，這是得益於現代技術的發展。如果沒有一個現代的電報系統， 在全國範圍內實現這樣一個統一的時間管理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今天所有的電腦、手機上的時間，其實也是和這個統一的時間在進行校對的。
另外，這樣一個標準時間與郵政系統、市場也是連在一起的。英國本地最初的統一時間管理的達成，也是鐵路和電報系統的合作。
因此，可以看到，英國在統一時間的過程中，也有很多政治化的人爲規制。
03. 時間統一與國家秩序
時間的統一與共同體的形成之間，也會相互作用。
以德國爲例，19世紀下半葉德國才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在俾斯麥的領導之下，德國衆多的政治性政治體，最後合併成一個統一的德國。有了統一的國家，就要有統一的時間。
原因之一，是鐵路的影響。當時德國北部遵循的是柏林時間，南部則有慕尼黑時間、法蘭克福時間。不同時間系統的鐵路線要交會，要進行跨區的旅行，就必須進行時間上的換算，不然很容易造成事故。
但由於鐵路組織在19世紀一直被掌握在各個德意志公國裏，而不是全國層面上。一直等到德意志的鐵路開始全面的國家化，德國纔想要並且有條件來統一時間。
在1893年的4月份，德國政府通過了一項立法，將格林威治時間提前一個小時的時間，劃定爲了德國的官方時間，從此德國就有了統一的時間了。
在德國，鐵路的運行成爲了推動時間統一的國家性事務和議題。同時，時間本身的統一，也會反向推動國家認同的統一，並促進國家整體流通體系的管理。
因此，時間永遠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的時間。除了技術的推動，它也和其他力量糾纏在一起。
比如，英國在殖民擴張時期，會要求它的很多殖民地共用一套時間系統，帝國和殖民秩序，在客觀上也使得統一時間秩序形成。
二戰之後，全球興起了民族解放運動，衆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但全球化還在進一步的加深，不同區域之間的交流往來越來越頻繁，這一套統一標準的時間就仍然在進一步地全球化。
現代人對於現代時間的認知，源於現代生活、生產方式的變更。我們現在也正在用這樣的時間劃分着自己的生命、生活和勞動。我們既受益於此，也受制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