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國產院線中尋找「現實主義」就像是在老婆餅中尋找老婆一樣，是一件緣木求魚的事。很多曾被媒體冠以「現實主義」旗號的電影，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些文本中的「現實」是精心構建起來的「第二現實」，就如同透過哈哈鏡來觀看現實，現實早已面目全非。
目前正在領跑中秋檔的《野孩子》就是此類影片中的最新一部，影片據說是有現實原型的：2019年的《今日說法》欄目報道了一起竊案，案情本身並不複雜，作案人的身世卻引發了關注——馬亮是一個流浪兒，當時二十一歲，「收養」了另一個八歲的流浪兒軒軒，二人以「兄弟」相稱。
讓辦案民警奇怪的是，每天掙紮在生存邊緣的馬亮不僅不允許「弟弟」參加盜竊，更竭盡所能地滿足他的需求，他們的流浪營地堆積了很多小孩愛喫的零食。
這則報道不難讓人想起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和《無人知曉》，但如果觀衆懷着同樣的期待去看《野孩子》，會立刻發現差距。
首先是兩位主演都不大符合角色的狀態。關子勰飾演的軒軒是推動情節的關鍵人物，影片中馬亮的幾次關鍵選擇(讓軒軒入夥，放棄流浪，喫霸王餐，加入「文叔」的幫派)實際上都是這個八歲男孩所推動的。
作爲一個生長在社會底層，從小被父母遺棄、被爺爺虐待、被同齡人霸凌的孩子，軒軒對陌生人的信任感出奇的高，也不會自我壓抑，肚子餓了便坐在街心號啕大哭。
這不像是在物質和安全感雙重匱乏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倒像是一個從小受到溺愛的兒童。反觀《小偷家族》，不管是城檜吏還是佐佐木美結，他們的表演都是木訥的、壓抑的、安靜的。
至於王俊凱所飾演的馬亮，作爲一個在街頭浪蕩了多年的流浪兒，理應比家庭健全的同齡人更加複雜滄桑，至少應該比《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的夏雨更接近「動物兇猛」的本質。但無論是王俊凱的造型還是他的演技都缺乏「野孩子」的野氣，更接近少年維特式的憂鬱。
那張沒怎麼受過氣的臉，如果反戴一頂鴨舌帽去《麥田裏的守望者》裏客串離家出走一日的賓夕法尼亞叛逆少年也許更有說服力，飾演在街頭流浪了五六年的孩子則力有不逮。
不過從表演的層面來檢討這部影片對於「現實」的美化是沒有多少意義的，演員的選擇更多的是爲了影片的整體效果服務。
《野孩子》在寫實層面上的主題是對於「生而不養」這一社會現象的控訴，而在象徵層面上的主題則是母職的缺位與復歸，這與殷若昕導演的上一部作品《我的姐姐》倒是一脈相承。
這裏所說的「母職」不僅僅是指馬亮和軒軒這些「事實孤兒」生物學意義上的母親，更是國家這種社會學意義上的母親。
影片的前半段馬亮和軒軒反覆地咀嚼被母親拋棄的經歷，就是對影片後半段以母親之姿登場的國家的召喚。邏輯上講也只有強大的國家能夠代替不負責任的母親，將誤入歧途的青少年重新召喚回「正軌」。
影片高潮處那首點題的《苔》已經點明瞭整部影片的構思：「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白日有心、苔花有意，雙方本應一拍即合，只是客觀條件所限，加上陰差陽錯才造成了中間的種種曲折。
在這種敘事框架下，馬亮和軒軒本身必須具備容易於被主流社會所接納的品質，至多隻能有點「小毛病」，沒有什麼不可接受的大錯，主人公外形和性格向健全兒童靠攏只是這種調整的一部分。
《小偷家族》花了大量筆墨來刻畫偷竊的過程，《野孩子》中則沒有一場戲原原本本展現主人公犯罪過程的戲。或有頭無尾，或有尾無頭，或掐頭去尾，或乾脆就是MV式的跳接，除了避免「不良社會影響」外，更可能的是爲了避免過於寫實的畫面刺痛觀衆。
馬亮的結局也從真實案例中的逃亡被抓變成了主動自首。哪怕是片中匪氣最足的「紅毛」，也沒有真地犯下殺人重罪;電影虛構的大反派「文叔」也原型身邊所沒有的，這樣做的用意也是爲了進一步緩和警方和流浪兒之間的矛盾，沒有的「文叔」的威脅和誘惑，馬亮可能在影片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就投案自首了，所以必須設置這麼一個大反派故事才能平滑。
但是這樣不斷地用溫情來弱化衝突，就使得本片的根本設定上出現了一個矛盾：馬亮和軒軒一直在呼喚母親，國家機器也的確有意扮演母親，可是影片的主體卻是馬亮和軒軒一直在拒絕、逃避來自「母親」的幫助。看完影片觀衆們或許會問：如果馬亮在影片開場五分鐘就讓自己被「穿制服的」抓住，那是不是就快進到圓滿結局了?
馬亮和軒軒東躲西藏是一種非理性的選擇嗎?觀衆們可以自行判斷，但至少提供了案件原型的那期《今日說法》並不認爲軒軒有了學上、有了好心人的資助，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促使一個兒童的身心有健全發育的所有因素中，金錢只是最不重要的一個，何況即使是錢的問題，軒軒也遠未得到解決。至於馬亮，他出獄之後應該怎樣迴歸社會，顯然要涉及更加複雜的社會規則，想想都知道不是一行片尾字幕能夠使人安心的。
有意思的是，作爲本片的鏡像之一，《小偷家族》被《映畫藝術》評爲當年的「年度十差」之首。有批評者認爲，是枝裕和一方面在影片中尖銳地抨擊了表面上運行平穩的社會制度對於底層的漠視，一方面又以人間溫情給觀衆以虛假的慰藉。
以同樣的標準來看待《野孩子》，會發現它同樣是一方面提供了一個催淚的故事，一方面向觀衆提供有些虛假的慰藉，只是這慰藉的來源與《小偷家族》完全不同。《小偷家族》中，主人公可以反問警方：「把孩子生下來，就是媽媽了嗎?」
《野孩子》中，則只能讓軒軒的爺爺無奈地下跪：「他們都把孩子都丟給我，我有什麼辦法?」是枝裕和可以站在邊緣人羣的立場上質疑主流社會的僞善，而《野孩子》則只能把問題重新甩給邊緣人羣。
即使在《野孩子》目前的劇本框架下，還有很多問題去值得去深入。比如馬亮收留軒軒的動機，絕不僅僅是用「自己淋過雨，想爲他人也撐把傘」就能夠解釋的。
這個行爲裏是否也包含着流浪兒對於「正常」家庭的蔑視、敵意?爲什麼比起被警方「解救」他寧願選擇流浪?期望這些問題在當下得到回答也許太過奢侈。
只有當「主流社會」願意把鏡頭對準自身，而不僅僅是馬亮、軒軒這些孤立的「社會問題」時，「現實主義」纔有紮根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