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沉船
“有個事實始終令我耿耿於懷：在英國，對於因戰爭而遭受苦難的家庭，官方几乎沒有給予認可。軍人本身也只有在服役期間死亡時纔會被紀念。戰爭的經歷本身是如此具有破壞性，那些被迫忍受它的人也需要被記住，對於成爲日本戰俘的不幸者來說，這一點尤其如此。”
——託尼·班納姆博士(Tony Banham)《里斯本丸沉沒：英國被遺忘的戰時悲劇》
託尼·班納姆博士覺得，里斯本丸沉沒就像一齣經典的三幕劇。
第一幕，設定和開端，人物依次登場：被俘英軍和日軍看守登船，戰俘被投入環境惡劣的艙內。
第二幕，發展和對抗，美軍潛艇鱸魚號發射魚雷，擊中里斯本丸尾部，大船開始緩慢進水下沉。日軍想將戰俘封死在底艙內與船同沉，英軍拼死反抗，逃出底艙跳水逃生，又遭遇日軍開槍射殺，陷於絕望之中。
第三幕，拯救和結局，中國漁民發現有人遭遇海難，全村出動，划着幾十艘小舢板出海救援，冒着日軍子彈將盟軍救上岸，分給他們食水衣物。中國漁民直接救起的盟軍多達384人，原本想將戰俘全部射殺的日軍也不得不跟着撈人，但最終，依然有828名戰俘永沉大海。
對英國和美國而言，盟軍誤傷是件尷尬的事情。對日本而言，自己造的孽，自然希望全世界都別提起。
之後的幾十年裏，里斯本丸被各方默契地遺忘了。
倖存者日漸凋零，作惡者閉口不言，只有救人者所在的東極島，還隱約流傳着沉船的傳說。
但在八十年後，這部三幕劇並沒有完結，而是迎來一個重要的尾聲。
中國人方勵，決定打撈這段歷史。
登上“浮動地獄”
“當我們接近(里斯本丸)時，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船頭的艦炮。這引發了討論，討論這艘船是否可以被歸類爲武裝商船，是否屬於那種‘見之可擊沉’的類別。”
——弗蘭克·貝內特(盟軍戰俘)
時間撥回到1942年9月25日，1816名盟軍戰俘，還有700多名日軍，陸續登上了里斯本丸。
里斯本丸是一艘長136米，排水量7000噸的商船，曾經往返於日本和美國紐約之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日本商船被日軍徵用，里斯本丸也不例外。這次，它要從香港開往日本的門司港，把從東南亞掠奪而來的1600多噸戰略物資運回日本，並將1816名戰俘押往日本做苦工。
自從1941年聖誕節當天香港淪陷，這些盟軍戰俘已經落入日軍手裏十個月。十個月裏，這些健壯的年青小夥被折磨成骨瘦如柴的病人。戰俘們經常被毆打，缺喫少穿，食物裏的能量只夠他們從營房走到食堂，再從食堂走回來。由於營養不良，腳氣病和糙皮病盛行。不少人得了痢疾和白喉，並因此而死去。每個人都在心底暗自估算，自己能活到什麼時候。
在營地醫院工作的盟軍戰俘威廉·斯普納回憶說，“看到這樣的景象真是令人心酸。曾經強壯健康的壯年男子，卻拖着殘軀，穿着破布，血液和粘液順着他們的腿流下。他們的臉上帶着絕望、痛苦，有時是認命的表情，最終不可避免地變得麻木不仁、面無表情。”
這樣一羣病懨懨的戰俘被趕進了里斯本丸的三個底倉，一號艙和三號艙都是三百多人，二號艙最大，擠進了一千多人。
無論哪個艙，條件都極其惡劣。艙裏空間狹小，用木板分爲上下兩層，戰俘們每人分到寬約45釐米的小空間，只能肩挨肩坐在一起， 想躺下就得將腿搭到別人身上。
一號艙的羅斯·林伯格記得，由於空間不夠，不可能同時躺下，戰俘們只能輪流休息，許多戰俘因爲腳氣病帶來的劇烈疼痛，始終輾轉難眠。還有人腹瀉，有人咳嗽。整個底艙裏空氣渾濁，令人難以呼吸。
戰俘所在的底艙裏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滌設施。里斯本丸只在甲板兩側設了十幾個懸在海上的木質廁所。
戰俘們要去甲板上廁所必須申請許可，獲準後，再通過狹窄的梯子爬上去，一路上要小心地尋找落腳點，既不要踩到其他人的身體，也不要一腳踩空、直墜艙底。
船上條件惡劣，而且瘟疫盛行。不過總體來說，航行的前4天還算無波無折。
直到1942年10月1日凌晨，在茫茫大海上，里斯本號與美軍潛艇“鱸魚號”狹路相逢。
1942年的10月是這樣一段日子—— 珍珠港事件在一年前爆發，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受重創。此後，日軍在西太平洋大肆侵略，攻佔了香港、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直到1942年6月，美軍取得中途島海戰的勝利，戰爭開始進入相持膠着的階段。
由於此前盟軍在艦船和港口上損失慘重，在太平洋戰區，潛艇成了盟軍最重要的進攻力量，有效阻斷了日軍的海上補給線。
“鱸魚號”就是“盟軍的希望”之一。這艘大型潛艇在中國附近的海岸巡航，就在9天前，它剛剛擊沉了另一艘日本商船“利根丸”。“鱸魚號”離開港口時帶着24枚魚雷，現在還有23枚，它有10個魚雷發射管，所有發射管都已裝填完畢。
現在，在明亮的月光下，它看見了里斯本丸。
里斯本丸上沒有任何標識或旗幟，顯示這是一艘運載戰俘的船隻。這種做法違反《日內瓦公約》，卻是日軍的一貫行徑。
對鱸魚號來說，里斯本丸只是一艘船頭安着艦炮、甲板上滿是日本兵的日軍艦船。
鱸魚號記錄：“在1942年9月30日晚上，我們在離中國海岸巡邏，並且在10月1日凌晨4點捕捉到了一個向北航行的目標。我們跟蹤了這艘船一段時間，繪製了它的航向和速度。月光明亮，我們無法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接近目標。我們執行了‘繞尾’戰術。全速前進，然後在黎明前下潛並等待。”
10月1日清晨7點，鱸魚號發現里斯本丸開始改變航向，向着護航的其他日本軍艦靠攏，儘管沒能靠近到最佳攻擊位置，鱸魚號船長還是下令攻擊。
一共發射了6枚魚雷，第4枚擊中了里斯本丸右舷船尾的螺旋槳，在船體上炸出一個直徑兩米半的大洞。
日軍的輕型轟炸機俯衝而來，向着鱸魚號投下深水炸彈。鱸魚號緊急下沉，潛入深海，稍後悄然退走。當天鱸魚號的航海日誌上寫，“估計敵艦沉沒。”
距離里斯本號徹底沉沒，還有25小時。這一天一夜裏，船上的盟軍戰俘將經歷地獄。
“這些混蛋想淹死我們”
“如果你去過地獄，你會知道那是什麼樣子。那就是地獄。”
——丹尼斯·莫利 (里斯本丸二號艙倖存者)
許多戰俘聽到了魚雷呼嘯而過的巨響，頭三枚沒擊中，有人覺得像輪胎漏氣聲，有人覺得像水槽最終排空時的那種咕嚕聲。
然後是第四枚魚雷，擊中船尾。二號艙的詹姆斯·米勒聽到一聲巨響，爆炸了，船在震動中停了下來，然後是鈴聲、哨聲、喊叫聲、船上大炮的猛烈開火聲，恐慌開始蔓延。
螺旋槳和船體受損，里斯本丸已經無法航行。
海水開始湧進，從機艙室到鍋爐室，到儲煤庫，又到關押着戰俘的三號船艙。
三號艙的傑克·埃蒂安布爾躺在艙底的稻草墊上，忽然聽見儲煤艙裏發生了可怕的爆炸，水開始湧入，日本士兵拿着一些破布棉絮試圖堵住漏水處，但一切堵洞的努力都只是徒勞。
接下來，日軍往三號艙裏放了一個抽水泵，讓三號艙戰俘將水泵出去。
虛弱的戰俘們用盡全力開始輪流泵水，一方面，他們還抱着挽救船的希望，另一方面，他們也還期待着日軍展現出基本的人性。
皇家蘇格蘭團的詹姆斯·米勒回憶說：“我們堅信日本人不會讓我們淹死。他們不可能那麼冷酷，要讓1800名無助的人死去。船正在緩慢地從船尾下沉，我們等待着，等待日本人發起救援行動。”
戰俘們等來的，是越來越殘忍的日軍，和越來越惡劣的環境。
整整一天沒有發放食物，不允許任何人去甲板上廁所。
戰俘們先用掉了僅有的幾個桶，桶很快滿到溢出，戰俘們請求倒空桶，但被拒絕了。戰俘們開始用自己的飯盒當便盆。很多人都患有痢疾，空氣和環境很快變得惡臭。
會說日語的波特中尉努力說服日本人送些水下來，只來了兩桶非常骯髒的水，但渴到極致的戰俘們還是珍惜地分享了這些水。
情況甚至變得更糟。
10月1日黃昏，日軍架起了機關槍，防止戰俘逃跑。然後，他們切斷通風管，用木條封住艙門，又在木條上蓋上防水帆布，再用繩索牢牢捆綁固定。
此前，戰俘們還能勉強看到頭頂上的一小塊天空，還能通過喊話與甲板上的日軍溝通。
現在，艙裏只有黑暗，悶熱，越來越少的氧氣，生病的戰俘粗重艱難的呼吸聲和呻吟聲。
里斯本丸後部進水下沉，船頭被強制抬高，原本由海水浮力承擔的船頭重量，現在要靠船身來扛住。金屬扭曲變形，發出不堪重負的聲音。這艘船隨時可能從中斷裂，然後像石頭一樣沉下去。
戰俘們此刻還不知道，原本在里斯本丸上的日軍幾乎都已撤到其他船上，只留下六個自殺式看守，他們自己要與船同沉，還要負責不讓戰俘逃出這座海上囚籠。
儘管如此，在黑暗裏，在飢餓裏，在渾濁的的空氣裏，在混着尿液和糞便的海水裏，在船身發出的不吉聲響裏，戰俘們還是清晰地意識到，不會有來自日軍的救助。
99歲的倖存者丹尼斯·莫利回憶起來，依然難掩憤怒：
“我們哪也去不了，這些混蛋想淹死我們”。
“一場蓄意的大謀殺。”
戰俘們想出了辦法，通過在艙壁上敲擊摩爾斯密碼，來傳遞信息。一號艙傳來消息，已經有兩個戰俘死去。三號艙傳來消息，他們已精疲力盡，水位仍在上升，用泵抽水收效甚微。
在二號艙，會日語的波特中尉已經喊叫了幾小時的“moshi moshi”(“對不起”)和“anno, neh”(“我說”)。但毫無回應。
斯圖爾特上校是二號艙的領導者，他作出決斷，戰俘們必須自救。他告訴戰俘們，“如果我們今天註定要死，至少我們要死得像個英國人。”
倖存者威廉·班尼菲爾德對這句話記憶猶新，他開玩笑說，“我其實不知道英國人和其他人的死法有什麼區別”。
但在那一刻，這話鼓舞了許多絕望的戰俘。
一位曾在廚房工作的戰俘藏匿了一把鋒利的長刃屠夫刀。這把刀在黑暗裏傳遞，一直傳到最前，持刀者攀上梯子，用盡全力在木板的縫隙間戳刺砍擊，尋找可以突破的口子。
終於成功破開了一個洞口，第一批衝出去的先鋒裏包括了戰俘豪厄爾和會說日語的波特中尉。他們一衝出去，就設法擴大二號艙的出口，又衝到船身中部，擰開了用螺絲固定的三號艙鐵門，放出了一些位於三號艙上層的炮兵。
槍聲響了。那六個自殺式看守佔據了船上的橋樓，站在制高點，殘忍地用機槍射殺逃到甲板上的戰俘。
數人倒下死去。波特中尉中彈受傷。豪厄爾不得不讓波特中尉用日語告訴看守，如果看守停止開槍，戰俘們就會退回艙內。
看守短暫地停了火，豪厄爾忍着恐懼，從躲藏的隱蔽處出來，將波特中尉帶回了他們逃出的二號艙出口。
看守們不知道，此刻，一些從三號艙逃出的炮兵，已經悄無聲息地摸到了通往橋樓的樓梯上。
第一波衝出去的戰俘被機槍逼回了船艙，但不肯束手等死的戰俘很快組織起了第二波逃亡。
看守再次開槍射殺，但擋不住如潮水般湧出的人羣。
悄悄摸上船橋的英國皇家炮兵，也終於發起了衝鋒，憤怒的炮兵們制服並反殺了看守。據說那六個看守幾乎被撕碎了。
看守死去，讓戰俘們的逃生之路順遂了一點，但也只是一點而已。
這是10月2日的上午，里斯本丸已經到了最後時刻，船身極度傾斜，海水直接拍上了船舷。
恐慌的戰俘爭先恐後地攀爬梯子，唯恐來不及逃出艙口。他們撕扯，推搡，踐踏。有人不慎從梯子上跌落，摔下去的人非死即傷，立刻失去了逃生的機會。
“穩住，米德爾塞克斯，”斯圖爾特中校大喊，“記住你們是誰。”
最後的逃生窗口裏，有人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
皇家蘇格蘭團的卡斯伯特森上尉本已逃離了二號艙，但又志願回到混亂的艙內。他組織戰俘有序逃生，又去安慰那些因傷失去活動能力、已經逃生無望的人——給他們一口水喝，一支從船倉庫裏搶來的香菸，一根木棍作爲斷腿的夾板，爲瀕死者念一段蘇格蘭的經典童詩……他在二號艙裏待到最後一刻，是被水流衝出去的。
還有最悲劇的三號艙。逃生梯斷裂了，下層的大部分炮兵完全沒有逃生的機會。
逃出三號艙的傑克·埃蒂安布爾聽到，一個愛爾蘭炮兵大喊，“我們出不去了，讓我們給他們唱首歌吧。”
於是，從三號艙底部傳來了嘹亮的合唱歌聲，《蒂珀雷裏在遠方》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蒂珀雷裏是一個愛爾蘭小鎮，這首歌是英國軍人從一戰唱到二戰的戰時歌謠，類似於英國版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蒂珀雷裏在遠方，/隔山跨海路漫長。/蒂珀雷裏在遠方，/那裏有我心愛的姑娘。/再見了，皮卡迪利，/永別了，萊賽斯特廣場!/ 蒂珀雷裏還很遙遠，/ 但我的心已飛到了那裏!”
彷彿從水底傳來的歌聲，巨大水聲都蓋不過的歌聲，一直持續到了里斯本丸沉沒的最後時刻。
三號艙戰俘此前拼命泵水換來的時間，並非徒勞。
在那一天一夜裏，日軍其他艦船設法用纜繩拖拽里斯本號，使得船更靠近西邊的海岸線。
對戰俘們來說的好消息是，船徹底沉沒時，中國舟山的東極島已經近在眼前。時間快到正午，海水還算溫暖。
一開始，戰俘們遊向了其他日本艦船尋求救援。
但殘忍至極的日軍，竟然展開了新一輪殺戮。
託尼·班納姆博士採訪的多位倖存者，證詞都交叉印證了這件事。
詹姆斯·米勒：“我注意到幾艘小船接近。看到這些船隻，我感到恐懼，它們穿過一羣羣落水者，然後可以聽到機關槍的開火聲。倖存者正在被屠殺，無法阻止這件事。”
泰勒：“數百人已經落水，……四艘日本輔助運輸船在里斯本丸號周圍緩慢繞行。當落水者接近它們時，我聽到了步槍射擊和武器開火的聲音。日本人正在將我們的人作爲靶子，一個接一個地進行射擊練習。”
傑克·埃蒂安布爾：“我們在水裏看到日本巡邏艇向落水者射擊。我離炮兵柴爾茲大約50碼遠，一艘日本巡邏艇把他撈起來，踢他的頭，然後把他重新扔回水裏。我明智地急轉彎，設法避開了一些步槍射擊並遊開。”
約翰·英格利斯：“我看到一名日本軍官向我扔了一根繩子。我用我剩下的所有力量拽住它，把自己拉到船邊，稍微休息一下。日本軍官消失了，原本的位置出現了一名士兵。‘拉我一把’，我懇求道，然後讓我驚訝、恐懼，更不用說害怕的是，他開始試圖打我的雙手。我從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躲避打擊，同時狠狠地詛咒他。他停下了，我鬆了口氣，抬頭卻看到刺刀的閃光。他把刺刀固定在步槍上，然後傾身過來，竭盡全力用刺刀刺我。我受夠了，大叫一聲‘混蛋’，一把推出去，再次掉進了海里。”
阿爾夫·亨特：“許多腦袋在水中上下浮動，似乎有來自一些船隻的步槍火力，瞄準了落水者。……船隻大小不一，其中一艘在落水者中穿梭，意圖撞倒他們。似乎沒有一艘船試圖撈起倖存者，所以我朝遠處可見的陸地游去。”
炮兵海伍德：“我和戰友一起遊向一艘日本武裝船。在水裏時我們遭到了射擊。我們游到了離船隻有幾碼遠的地方，一根繩子被扔到我們這邊，被海軍皮爾曼抓住。當他被拉上船時，一名日本士兵從船邊探出身子，開槍射中了他的大腿。他掉進了水裏。我決定遊向島嶼。”
比爾·斯普納：“有幾艘日本海軍艦艇把救生繩扔到船邊。一些人試着攀爬。他們爬的時候，日本人就逐漸把繩子再降到海里。如果有戰俘成功爬上了甲板欄杆，就會有槍聲響起，一具屍體掉進水裏。在這之後，我們避開了日本船隻。”
日軍開槍射殺落水者，用船將落水者從木筏或漂浮物上撞下來，甚至用螺旋槳威脅絞殺落水者……他們做了種種事情，唯獨沒做一件事，——沒有救起任何一個人。
船已經沉了一小時，很多戰俘已經在水裏漂了好幾個小時，戰俘們要活下來，需要一個奇蹟。
奇蹟以中國漁船隊的形式出現了。
“中國人的行爲，詮釋了善意和同情的全部意義”
“我在水中已經大約十個小時了……面對這樣的逆境，人會感到多麼無助，現在要救我們，需要一個奇蹟。奇蹟如期而至，一大羣中國漁船隊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詹姆斯·米勒(盟軍戰俘)
青浜島漁民，全島出動，傾力來救。
救人，是出於漁民們樸素的善意和人性。
一個救人者的女兒回憶說，自己父親在13歲時，就因爲海難失去了他的父親。所以當他15歲時聽說有人落水，“他當然是會豁出性命去救的。”
漁民們一開始發現海上漂着木塊和洋布，就去撈東西。撈着撈着，發現不僅有布，還有許多人抱着木頭隨波逐流。
漁民們立刻把布一丟，開始救人。
對落水的盟軍戰俘來說，中國漁民的到來，標識着他們命運的轉折。
英格利斯清晰地記得：“從霧氣中首先出現了一艘舢板，很快又有大約十艘跟了上來。自發的歡呼聲中，人們互相幫助，等待舢板的到來。……一艘接一艘的舢板來了，載走了人，然後再次繞回來。”
當時日軍還在開火，救人的漁民是冒着被日軍當場射殺的風險，以及被日軍後續報復的風險。
二號艙的威廉·班尼菲爾德一直活到了98歲，他依然記得被中國漁民救起的時刻。中國漁民講的是本地方言，他一個字也聽不懂，但看到漁民伸出的手，他就拉住了。被拖上船，看到漁民拿出一把大刀，他心想，完了，吾命休矣。結果漁民又拿出一根白番薯，用刀把白薯一切兩半，分了一半給他喫。
舢板不大，一次只能容納幾個人。漁民記得，盟軍戰俘“很硬氣，救的時候，叫他上3個就是3個”，沒有發生爭搶的情況。參與救援的林阿根也說，攀扶在船沿的戰俘只要看到船上已坐滿，就會主動放開自己的手。
爲了多救下一些人，漁民們毫不惜力，一次次駕船往返，把救下的人送上岸，就立刻再出發尋找落水者。
塔菲·埃文斯回憶道：“我幾乎已經筋疲力盡，被一艘有魚腥味的小船救起，然後被放在岸邊。我和其他人被安置在一個滿是漁網的棚子裏。”
軍士長索登也去了同一個棚子：“在黃昏時分，我們被兩個中國人用一艘小划艇救起。……我們被帶到一個溫暖的棚子裏，裏面滿是漁網，女人們給我們餵了熱蔬菜湯和有魚塊的米飯。第二天早上，一位中國女人給了我一件舊大衣，我非常感激。”
救上來後，戰俘們已經幾十小時水米未進，他們飢腸轆轆，衣不蔽體。
生活困苦的中國漁民，拿出了自己的衣服、番薯、魚乾和米粥，慷慨大方地分給戰俘們。
漁民沈阿貴說：“我們把他們安置在寺廟和民房裏。他們用肢體語言表示他們餓了——揉他們的肚子。但他們不知道怎麼用筷子，就像用叉子一樣用筷子。”
漁民王謁富回憶：“那些外國人都餓煞了，捧起碗就喝，都不會用筷子。”
獲救的阿爾夫·泰勒同樣記得那一天：“寺廟裏滿是在睡覺的男人。外屋也滿是男人，還有乾草堆。我後來得知，村民們救了大約300人，並逐個餵飽了他們。”
據後續統計，中國漁民一共救上來384人。
漁民們自發的營救行動持續了很久。
比爾·斯普納與米基·邁爾斯扒着一個臨時木筏漂出了很遠，自己都不抱着被救援的希望，但中國漁民還是奇蹟般地找到了他們，“我醒來時彷彿置身天堂，一位年邁的、慈祥的中國老人，沒有天使翅膀，穿着傳統的中國農民服裝，黑色褲子，黑色上衣，灰白頭髮編織成傳統式樣的辮子。她正用一個瓷碗和瓷勺餵我溫暖的甜湯。然後我又昏迷了。”
有些落水者受了很重的傷，也得到了中國漁民的盡力救助。
米德爾塞克斯團的二等兵費里斯從梯子上摔下來，腰部以下癱瘓，中國漁民把他救起後，又用門板當擔架，把他抬到了溫暖的屋子裏照料。
羅伯特·賴特記得：“一箇中國人看到我曬傷的身體，在我的背部、胸部和肩膀上塗了一種奇怪的混合物，並遞給我一件棉被大衣，讓我在夜裏免於受凍。他們包紮了一個士兵折斷的肋骨，像喂嬰兒一樣給他喂溫熱的湯。他們甚至分享了他們的最後一點菸草。這些中國人通過他們的行爲，詮釋了善意和同情的全部意義。”
英格利斯回憶說：“島上的中國居民對船難倖存者絕對、完全地給出了偉大的援助。他們無私地獻出了所有的食物和多餘的衣物……我們都圍坐在篝火旁，喫着熱氣騰騰的米飯，一個海兵舉起他那碗米飯，轉向身邊的一位老者，試圖用洋涇浜英語和中文表達他的謝意，他大聲說，‘這個好。這個非常熱。非常好。’那位老者頭戴中式斗笠，穿着黑棉襖、寬鬆的黑褲子，用標準的英語回答說，‘是的，這對我們大有好處。’海兵大爲驚訝，’天哪，你英語說得很好。你是島上的國王嗎?’那個老者哼了一聲，‘不，我是皇家工程隊的克拉克森中尉。’“
倖存者們爆發出熱烈的大笑，是他們近期笑得最開心的一次。
溫暖的氣氛，在第二天日軍登島搜查時被打破了。
日軍荷槍實彈，氣勢洶洶地搜查了所有的房屋，到處都翻得底朝天，就連乾草堆都用刺刀挨個戳過。
盟軍戰俘們不想連累救了他們的中國漁民，只能主動投降。
皇家海軍亨利·威廉姆斯的兒子加雷斯，曾經聽自己父親講過日軍搜島時他的遭遇。
威廉姆斯的腿被礁石割傷得很嚴重，他漂到一個僅僅住了幾十個人的小島上，島上的中國村民對他非常友好，爲他包紮傷口，給他食物，還爲他找了些衣服。
然而，第二天日軍來抓人，小船空間不夠，坐不下威廉姆斯。爲了防止他逃跑，兩名日本士兵按住威廉姆斯，第三名士兵用槍託砸斷了他的每一根腳趾。
日軍離開後，中國村民給威廉姆斯包紮了腳，又給他喝了點酒止痛。
幾個小時後，另一艘載着戰俘的大船停靠在島上，中國村民想幫忙攙扶或者抬一下威廉姆斯，卻被日本士兵拒絕甚至威脅要射殺他們。最後，威廉姆斯不得不忍着劇痛、自己一瘸一拐地走上船。
在日軍的大搜查裏，中國漁民竟然藏下了三個英軍戰俘。
住在翁阿川家裏的三名戰俘，伊文思、法勒斯、約翰·斯通當時實在不想回到殘暴的日軍手裏，漁民們一咬牙，帶着這三人藏進海邊礁石形成的一個天然“娃娃洞”裏，當年才14歲的翁家女兒每天給他們送飯，“因爲窮，也沒啥好喫的，都是番薯湯、烏賊腸。爲了調調口味，還給他們買過一斤白糖。”
後來，漁民們又躲過日軍的封鎖線，送這三個戰俘離島。在中國軍民的護送下，這三名戰俘花了兩個月，安然無恙地抵達了英國駐重慶使館。
這三人的證詞，也首次揭開了日軍虐殺里斯本丸戰俘的真相。英國外交部爲此向日本發出了抗議文件。
打撈一段歷史
至今仍有日本右翼稱，中國漁民救上來的里斯本丸戰俘是少數，大部分戰俘獲救要歸功於日本海軍。
然而，倖存者的證詞確鑿無疑地表明，日軍在最開始的幾個小時里根本沒有救人，而是不斷在屠殺落水者。
直到中國漁民進場救人，日軍可能是意識到這件事會有幸存者，難以將戰俘的死亡全部推給美軍潛艇，纔跟着開始撈人。
倖存者丹尼斯·莫利非常清楚，日軍之所以後來跟着撈人，完全是因爲中國漁民的介入。他在接受方勵採訪時說，“中國漁民以爲自己就救了那些人(三百多個)，其實不是的，他們救的比他們知道的還要多。”
戰爭是一個人性的放大器，在戰爭裏，人的崇高與卑劣，勇敢與懦弱，都會明明白白地展現。
最後一位在世的救人者林阿根老人去世後，許多盟軍戰俘的後人都發來消息致哀弔唁：
“他爲世界留下的遺產包括：勇氣、英雄主義，和一個人在面對人類最惡劣的暴行時所能施予的善。”
由於日軍的殘暴，里斯本丸的悲劇並非孤例。
在二戰期間，日軍殘忍地殺害了數以千萬計的非戰鬥人員，包括平民和戰俘。
戰後的東京審判得出結論，日軍手中的西方戰俘死亡率高達27%，是德軍和意軍手中西方戰俘死亡率的7倍。
最應爲里斯本丸的戰俘死亡負責的，無疑是主管戰俘押運的少尉和田秀男。
然而，和田秀男死得早，沒有活到被繩之以法的那天。
戰後接受審判的人裏，包括了里斯本丸船長經田茂，和日軍翻譯新森。
船長經田茂的被控罪名是，在1942年10月1日和2日，他作爲軍用運輸船“里斯本丸”號的船長，犯下了戰爭罪行，因爲他(1)參與了將1800名英國戰俘封在船艙中的行爲，導致多人窒息死亡，多人遭受精神和身體痛苦，還有多人在船沉沒時被困並淹死;(2)未能爲戰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船和救生衣，導致多人淹死，更多的人遭受了精神和身體痛苦。
經田茂拒絕認罪，理由是“作爲平民船長，他需要服從上級命令。”
然而，在控方的質問下，經田茂也不得不承認，有些命令是不該被服從的。
多年後，方勵找到經田茂的兒女，他們已經完全不知道父親當年的經歷。讀着經田茂的審判記錄，他們陷入沉默，最後也只是無力地說，在日本這個國家，很難和周圍的人持不同意見。
經田茂被判處7年監禁，這個判決其實是從輕發落，幾乎沒有認定他對任何戰俘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輕判的理由之一是，經田茂參與了將里斯本丸拖向淺水區，無論這個努力有幾分是爲了救船以及船上的貨物，幾分是爲了救戰俘，客觀上，這個舉動可能幫助了一些戰俘生存下來。
經田茂的法庭供述裏也有謊言，比如謊稱是日本人命令戰俘棄船的。
比起經田茂，還有更加卑劣的日軍，比如一個隨軍翻譯新森。
給戰俘寫家信定下字數限制的人，就是新森。他曾在喝醉酒時吹噓，說自己在里斯本丸上封鎖了所有的出口，讓戰俘無法逃脫。
在接受審判時，新森將罪責推得一乾二淨，反把戰俘的自救舉動都歸功於自己，從照顧病人到分發食水，還說日軍與戰俘的逃生機會是相同的，完全無視瞭如下事實：里斯本丸上的日本人僅有一人溺水，而戰俘的死亡率接近50%。
滿口謊言的新森，後來僅僅被判處15年監禁。
歷史的敘事，豈能由這種人書寫?
BBC在採訪方勵時，問過他一個問題：“爲什麼你們一羣中國人，要跑到英國來鋪天蓋地打廣告，找里斯本丸的親歷者和後人?”
答案很簡單。
這件事發生在中國門口，目擊證人和救助者是中國漁民。它是一個創鉅痛深的英國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閃耀着中國人勇氣和善意的中國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與盟軍並肩作戰，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
這段歷史始終是值得銘記，值得打撈的。
何況，人性是共通的。
那1800多個盟軍戰俘的家庭，那255個救人的中國漁民……他們的故事，應該被記錄，應該被講述。
後來，方勵組織了14位遇難者的後人來到東極島，來到里斯本丸沉沒的海域，舉行了一個安息儀式。
主持者念出祈禱詞：“他們永遠不會老去，徒留我們日漸衰老。他們永不爲耄耋所難，永不爲殘年所累，在每一個日出日落的時刻，我們永遠銘記他們……”
船開到里斯本丸沉沒的那個點，腳下三十米，是湍急的海流，是沉沒的巨輪，是八百多條渴望歸家卻埋骨於此的年輕魂靈。
家屬們將花瓣撒向大海，淚如雨下。
未曾經歷過戰爭的人，往往無法理解戰爭的真實面目。
而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人，又經常因爲留下的創傷過於巨大，不可回顧，不可觸碰，不可言說，而終生緘默。
倖存者必須忘卻，必須向前看，才能活下去。
後人則必須回顧，必須牢記，才能不重蹈覆轍。
戰爭，是將許多人命壓縮成一個冰冷的數字。
反戰，是將那個數字進行解壓縮。
展開一段段有血有肉的人生，直視戰爭所毀滅的一個個具體的生命。
《里斯本丸沉沒》打撈的，是一段史實，更是幾千段人生。
不幸的是，《里斯本丸沉沒》的三位敘述者，在2020~2021年間陸續去世，沒能看到電影上映。
不幸中的一點幸運是，方勵在最後時刻找到了沉沒的里斯本號，又進行了“搶救式採訪”，記錄下了他們最後的影像和證詞。
人證，物證，俱在。
電影片名叫《里斯本丸沉沒》，方勵說，片名與託尼·班納姆博士的書名重名，是特意的安排。
託尼爲里斯本丸這段歷史寫了一整本書，還與方勵無償分享了他掌握的全部信息。
而託尼當年寫書的重要資料，又來自一位英籍華人謝滌君(Tse Dickuan)。
香港被日本佔領後，謝滌君受僱於日本戰俘部，他冒着生命風險，每天偷偷帶一兩頁戰俘名冊回家，打字整理出來。他花了幾個月梳理出完整的名單，並將之交給了盟軍。
登上里斯本號的所有戰俘名單，就是這樣保留下來的。
謝滌君到託尼，託尼又到方勵……他們彷彿合力跑完了一場接力賽，一起讓里斯本丸這段歷史重現人間。
現在，導演該跑的路已然跑盡，接力棒交到了觀衆手裏。
1942年，里斯本號被“鱸魚號”潛艇看見，那一次看見，使它沉沒於海濤中。
2014年，里斯本號被方勵看見，這一次看見，使《里斯本丸沉沒》這部紀錄片得以面世。
2024年，里斯本號需要被觀衆看見，才能令它有機會進入人類共同記憶——只有那些進入人類共同記憶的事件，會代代相傳，永誌不忘。
片尾字幕滾動。那些倖存下來的名字一一浮現，那些被大海吞噬的名字一一浮現，那255個出海救援的中國漁民名字一一浮現。
這些人的命運在那個夜晚相遇糾纏，又在這塊屏幕上永遠並列。
其實歷史經常被掩蓋，經常被扭曲，經常被遺忘，經常被湮沒。
但不會是這一次，不會是這一艘船，不會是這一羣英勇的中國漁民。
從此，世界不會再忘記那個座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