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寫道：《水滸》不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其他“替天行道”的強盜，終於是奴才了。
《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是奴才情結，也是帝王崇拜。
正因爲帝王崇拜，所以凡是跟皇家帝制沾邊的東西，似乎就寓含着尊貴，比如地產樓盤的名字，就愛用什麼皇家、御園、國璽等等。如果誰能考古出一款號稱乾隆御用的壯陽祕方，估計立馬就會賣斷貨。當然，最多的還是辮子劇，滿屏都是皇帝談戀愛。
弔詭的是，人們喜歡的皇帝，不是漢文帝和宋仁宗這類相對溫和的皇帝，而是千古第一混蛋——乾隆。
所以，大清雖然亡了，但皇帝依舊活在人們心裏，甚至有些人的辮子還在，他們不斷的教大家愛慈禧、愛乾隆。
慈禧和乾隆當然不值得民衆去愛，否則怎麼對得起那些冤死、餓死、屈死、戰死的靈魂。
不過就算你使勁拉、拼命拽，他們依舊顫顫巍巍的跪在皇權腳下，不敢站起來，不肯抬起頭。
帝王們雖然佔據了古代政治體系中的很大部分，但畢竟是一種腐朽的制度。無論帝王們的口號多麼響亮，美夢多麼宏大，概括起來無非就十五個字：打天下、坐金鑾、睡女人、搶財產、防造反。所以對帝王的共情和崇拜，就是開歷史倒車的徵兆。
皇權制度肇始於秦始皇，成型於漢武帝。漢武帝通過獨尊儒術奠定了皇權意識形態的根基，確立了皇權制度的法統，也就是皇權天授。
縱觀整個皇權時代，雖然城頭變幻大王旗，但皇權意識形態卻始終未變，成爲了最爲堅韌牢固的文化傳統，靜水流深、深藏不露，影響極其深遠。
爲什麼會有帝王崇拜?
第一是皇帝的天命論。
按照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皇權的正統性實際來源於道德的合法性，帝王的道德合不合法，由上天決定。只要上天有異像，就預示着皇權的不合法，因此相較於民衆的直接授權，這種以道德合法性爲基礎的皇權制度極不穩定。今天一個熒惑守心，明天一個彗星襲月，很容易讓老百姓人心思變。
爲了應對這種不穩定性，對於每一位在任的帝王而言，就需要不斷彰顯和強化皇權的合法性，這是帝王崇拜的最大剛需。
彰顯和強化皇權合法性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見的就是歌功頌德，調用一切資源，不斷美化自己爲民做主的道德性。另一種就是神化自己的權力來源，比如劉邦斬白蛇等等。
無論是美化，還是神化，目的就是爲了讓民衆崇拜皇權，這是帝制時代，帝王統治正當性的兩大來源。
第二是精英的血統論。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平等思想的人，只不過這個平等指的是帝位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人自稱上天的嫡長子。
梁啓超說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書”，也就是一部精英們爭做皇帝的史書。他們造反起事，就是奔着當皇帝這個目標。甚至那些沒有造反、不敢造反的人們，在內心深處也有個做皇帝的夢。
他們當皇帝，實際是爲了權力、財富和榮耀，他們對民衆的疾苦漠不關心。即便是宋仁宗，在位42年竟然發生了34次有記載的農民起義。以開明著稱的唐太宗，貞觀一朝，河北山東等地，更是餓殍遍野。
精英們著寫的二十四史，皇家記載的清清楚楚，而無數爲之死去的普通人，只不過是一串數字而已。
所以一部帝王史就是一部喫人史，一座座帝王的豐碑下，埋葬的都是累累白骨。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第三是民衆的明君論。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代表作《歷史秩序的起源》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了中國古代政治體系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壞皇帝。
正因爲人性幽微，所以歷史上的壞皇帝層出不窮。
不過雖然沒有史料可以證明，皇家帝制可以給老百姓帶來好生活，但人們對皇帝還是懷着一份特別的好感，明裏暗裏都在盼望明君。
所以當張勳的龍旗掛出來之後，北京城舉城若狂，老百姓歡欣鼓舞，爭着搶着掛龍旗。
因此就算沒了皇帝，兩千年歌功頌德的習俗早已根深蒂固，民衆總喜歡把歌頌的對象捧成明君。不過，明君越是聖明，小民越是卑微，而卑微的小民，就越盼望明君。
不過盼來盼去，往往盼來的只是昏君，盼來的還有遍地的土皇帝。哪怕是在鄉間僻壤，但凡有點權力，都喜歡按照皇帝的樣子享受。
總而言之，歷史上的帝王崇拜，源自皇帝的自我宣揚，源自臣子的歌功頌德，源自百姓的明君迷夢。
帝王崇拜的最大危害，就是讓等級觀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甚至因爲帝王崇拜，有些人還會與所有的專制君主共情，他們不僅崇拜古代的，還崇拜國外的。
不過即使再崇拜帝王，也是螳臂當車，因爲歷史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