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男，漢族。1931年12月15日生，廣東興寧人，中國近代史學家。曾任孫文學院院長、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2010年12月15日，是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袁偉時80大壽。這位自稱“80後”的老少年送給自己的生日寄語是：“笑看塵囂，該說就說!”
袁偉時和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在生命的後半段纔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覺醒。
他最初學經濟學，而後哲學，再後來轉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拓寬領域，發出聲音，最終在學界內外有所建樹。
袁偉時真正的學術生涯是在“文革”後纔開始，以一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拓寬了整個思想文化史領域;以《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顛覆了傳統學界的近現代人物研究。
近些年，因爲《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引發的“冰點事件”，更是把袁偉時推上了風口浪尖，引來出乎意料的軒然大波。
“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如實地寫在紙上。”袁偉時說。從盲目追隨，盲目信仰，到一點一點拾回常識，建立自信，這不僅是袁偉時的經歷，也是一代人的經歷，更是好幾代人共同走過乃至今天許多人仍在重複的過程，是整個民族的精神成人。
在“80後”的名單上，還有茅於軾、江平、袁隆平、李澤厚、吳敬璉……以及已經離去的吳冠中、朱厚澤，這批知識分子，生於憂患，長於離亂，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進入二十一世紀，白髮蒼蒼卻依然立於思想、文化與學術的前端。
那些豐富與跌宕的人生經歷已不可複製，他們的精神跨度是從古到今、貫通中西的全息鏡像，其思想學術觀點得來更是不易，應該成爲一個民族和國家最爲寶貴的財富。
困惑
我在復旦大學念研究生時，1956年年初，我作爲中國學生代表到英國去訪問。那時全國學聯是附屬在團中央的一個機關，曾經邀請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兩個學生代表到中國訪問，對方按照慣例邀請中國兩個唸經濟的學生回訪。全國挑選了一個是人民大學的學生宛樵、一個是我到英國回訪。訪問的過程當中一些旁聽的英國學生說，東方腦袋就是行，當時覺得很得意。
有一個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機場，在公認最好的喫飯地方，我們喫麪包時奶油喫完了問服務員要，但說沒有了。回程的時候，在莫斯科紅場，看到最大的百貨公司門前有很多人排隊，幹什麼呢?排隊買皮鞋，從二樓排到大樓外。我們感覺很奇怪，就到百貨公司裏面去看，貨架沒有多少貨物。
後來到布拉格，是國際學聯招待我們，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飯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團中央招待我們喫住。有一次他們問想喫什麼，我隨口就講，想喫雞。沒有!布拉格最好的飯店也沒有雞。第二天他們很高興說可以請我們喫雞，盤子端上來，那一口下去不知道爲什麼是咬不動的。
但到了英國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已經恢復正常了，供應完全不同。那時候兩個對比非常強烈，但還沒有懷疑到整個底子問題。我們還是很堅定地辯護自己的。到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剛好有兩個美國學生來到那裏，學生會就組織我們和他們辯論，脣槍舌劍，爭論很激烈;
我研究生畢業回廣州，一上火車就給了我一個很震動的消息：現在廣州一個人一天只能買兩毛錢的肉。兩毛錢肉是什麼概念呢?一塊錢一斤肉，兩毛錢就是2兩肉，很少。
畢業回來教政治經濟學，但“大躍進”後經濟完全沒辦法研究了。上課只能按照《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基本觀點講，講自己的觀點不行，而且經濟資料是保密的、封鎖的，完全看不到。
我這個人又愛動腦筋，什麼事情都要尋根問底，所以很不適應。我想，歷史或許是個比較寬的天地。於是就開始讀歷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點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這樣我就轉去研究中國歷史，有空就往圖書館鑽。“文革”後轉到了哲學系，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
後來下鄉，我們去的是個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圍田區，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積廣，喫飯不成問題。後來搞起了“大躍進”。“大躍進”沒有什麼新的生產力引進來，全靠拼體力、加夜班。沒有肥料，就動員人家將老的泥磚屋拆掉做肥。而且指標越來越高，最初說增加20%到50%，後來說100%。
有次縣裏開三級幹部會議，因爲我是下鄉幹部的組長，也去列席。開到最後，縣領導說：現在排隊。認爲晚稻能畝產800斤的往那邊走，認爲不行的就留下。一個秋季要將產量提高一倍，縣委的號召與決定，作爲共產黨員，要不要聽?很多人跟風，走過去了。
我正在猶豫的時候，我所在的高明縣大楠合作社的支部書記杜鵬飛瞪了我一眼，說：你認爲行?我不吭聲，腳跟也不動。這對我終身影響很大。在關鍵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對就是對，不對就不對，不能含糊。
覺醒
幸好在那個時代還能夠讀書。可以說，魯迅和胡適是我治學的導師和告別矇昧的指路人。中學時候魯迅是我的一個精神導師，1949年以前我幾乎把魯迅的書全讀完了。
胡適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讀的，那時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弄得很亂，圖書館館員何永鍾先生費了很大勁把《胡適文存》幫我找齊。我把胡適的全部著作都拿來看，感覺這個人很了不起。
何先生又將梁啓超的《飲冰室合集》原版匯齊了一整套提供給我，我才知道梁啓超是怎麼回事。我讀了以後，感覺他們講得都對，與我中學時候讀《觀察》領會的東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維護公民的自由、維護民主。
1980年，那時我雖然還沒有徹底覺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學方法。我撰就《論胡適20年代的世界觀》，寄給《哲學研究》。過了幾個月，突然有編輯部的人來找，誠懇地說，你的文章中哲史組一致叫好，推薦給主編;他認爲要慎重，決定邀請五位全國知名的專家審查，結果認爲觀點不妥，不能發表，十分抱歉。來者是日後成爲好友的蒙登進兄和一位姓張的女編輯(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
其實它並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東西，僅是不同意把胡適提出的自然主義人生觀說成是唯心主義的渣滓。應該說明，這不是正常的匿名審稿。
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框爲尺度，押質。不同觀點。
五個人裏面，有兩個人我知道，一個是人民大學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表示應該發表;堅決反對的是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他是主流歷史學的代表人物。就這樣，文章不能夠通過審查。三年後，此文才在《近代中國人物》第一輯上原文照刊。
魯迅反專制，但他不知道“現代社會”是怎樣的，所以他把蘇聯作爲榜樣和理想。
其實真正瞭解人類理想、現代社會的人是胡適，這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早期的共產主義人。我是兩方面看：一方面他們都贊成自由、民主，我很認同;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我也認爲是對的。
當時他們是從自由民主角度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像李大釗，他講社會主義是從民主的角度講，他認爲社會主義也就是民主在現階段的表現。
這在我的第一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也有反映出來。我在哲學系教的是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後半段近現代的哲學史。
中國其實沒有純粹的哲學，實際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會接觸到很多現實問題。我從原始資料做起，得出的結論就和別人不同。在當時，這本書拓寬了整個學科領域，也做出很多創見，對螞克絲竹蟻還是肯定的。
我真正徹底地醒悟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後知後覺者。
90年代初寫了《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那是我學術生涯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這本書對傳統的歷史，對近現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顛覆性的。
許多流行很多年關於晚清研究的歷史觀點，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對林則徐、郭嵩燾、李鴻章、曾國藩和對外國在華傳教士的評論。
1994年我退休以後出了一系列的書，學術成果看起來更多些。退休前出了兩部書，退休後有十來本吧。當然，之前大量閱讀的那些書籍對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釗、梁啓超、胡適、王星拱、杜亞泉等人的書籍。我的那本《中國現代哲學史稿》裏有專章、專節的三十多個人，大體是別人沒有好好研究的，後來好些研究這些人的都要來找我。
後面之所以能夠不斷有新的觀點出來，那是跟治學的方法有很大的關係：我要研究一個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讀他的著作。魯迅有句話對我有很大的啓發，就是要知人論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按年去讀他的作品。
很多人對前人的論述不對，只是籠統講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幾個段去講一個人，脈絡分得比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變就很準確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麼講，持懷疑態度。
我越來越體會到：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我的真話和自己的話從哪裏來，我的學術成就就在哪個地方。我的學術重心有很多是爲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因爲我知道我有一個重任就是摧毀虛假的厲史現象、摧毀那些束縛人的思想枷鎖。
史觀
我一直認爲，新文化運動不是從“五四”開始，不是從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開始的，早在鴉片戰爭前後，新文化運動就萌發了。即使後來被稱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也是從辛亥革命後就開始了。
現在再提出新文化運動，就要總結歷史經驗，要學習人類現代文明各種優秀的東西，不要再耽誤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
我一直很堅定地捍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風靡全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是新文化運動是“文大命”的起源，我對其基本論點不敢苟同。
適逢中國文化書院邀請爲“五四”70週年撰文，於是，一口氣寫下《五四怨曲試析》寄給該院。但三年後纔在《哲學雜誌》刊出。
1990年，紐約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面邀爲她主編的《胡適與他的朋友》或《胡適與他的論敵》寫點什麼。她想我寫金嶽霖與胡適，我衝口而出說：我寫林毓生對胡適的批評吧。積鬱已久，一瀉千里，一篇《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便寄往美國。
此文也還是直截了當地批評林毓生教授觀點的。可是，她編的《朋友》一一露面，《論敵》卻渺無聲息。後來在深圳大學景海峯教授編的《文化與傳播》上才得以問世，時在1993年。
說回到《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那篇文章，其實是2002年就在《東方文化》刊出的舊文。因爲只印刷幾千份，影響不大。
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電話來找我。他是《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主編，他說在網上發現我這篇文章，感覺寫得很好。我說這篇文章已經發表過，你要是願意再發表，我同意。他很高興，就發了。沒有想到會引起那麼大的風波。
我寫那篇文章其實很謹慎，我認爲我提出的兩個問題—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事件—是沒有辦法反駁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還沒有說，只挑了兩個反駁不了的事實說。軒然大波，出乎意料。
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我倒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我已經離休了。我個人認爲我的責任就是寫作，不參與其他事情。事件發生後，沒有任何人來找我談話。我自己也很寧靜，一點壓力也沒有，因爲我非常自信，我對，那我爲什麼要有壓力?
今年我感覺到特別開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報社主辦主管的一個刊物，叫做《文史參考》，一位編輯打電話來約我寫稿。說：今年是火燒圓明園150週年，希望我給他們寫篇重點文章。我就說我的觀點沒變，你能發表嗎?他說他們討論過了，能發表。結果我就寫了6000多字給他，《圓明園：苦難來自封閉與落後》，從題目就知道內容了。
歷史真相畢竟擺在那。
這篇文章其實跟當年《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觀點是延續的，核心觀點一點都沒變，而且我補充很多材料，講圓明園苦難的原因在哪裏。這個與我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係。文明史觀跟民粹主義是完全對立的。
爲什麼我要批評做錯的事情，正是因爲文明史觀，不能從狹隘的家國族民範疇中來考慮，而是要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那麼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的話，你這樣來處理一些事情就是錯的。
比如說爲什麼圓明園會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聯軍進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親王率兵和他們打，結果打敗了。北京當時要求談判，英法聯軍派出大約40人去談判，達成和平解決協議。這個時候，僧格林沁親王卻把參與談判的英法兩國的人扣留起來。
這就是涉及文明的問題，怎麼可以扣留談判人員呢?戰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親王的軍隊依然是不堪一擊，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協議以後，英法聯軍就要求交還扣留人質，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個星期依然交不出來。
爲什麼會這樣?當時其實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還受了酷刑，一個法國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聯軍非常憤怒，他們就商量要懲罰清政府，又不致傷害平民百姓，就決定把圓明園和附近的皇家園林燒掉。之前有過搶奪圓明園的事情發生，但還是小規模。當然搶掠和火燒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這個方面的。
我批評的出發點，就是維護人類文明，維護人的尊嚴，人類文明需要有各種各樣的規矩來束縛人類的野蠻性。畢竟這些都是人類的普遍性。
文明史觀，就是從全人類來解釋歷史現象，我對這個一貫都是比較清楚的，這個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是說人類一開始就講自由，講法治，講文明，講民主的。
從古到今的歷史要怎麼去解釋，對古代歷史的判斷，我認爲文明史觀是最爲準確的。
不論漸進也好，還是革命的方式也好，文明進展到哪一步，都該有一個共同的評價標準，而且是人類共同認可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