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人有一句著名的諺語：要麼全部都有，要麼一無所有。
俄國人的性格就像鐘擺一般，從一個極端快速切換到另一個極端，無暇在中間停留片刻。
一方面，俄國人追求絕對自由，比如哥薩克現象。哥薩克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武力赫赫、作風彪悍，結果沙皇僅僅用了一個伯爵便完成了招安。
另一方面，俄國人崇拜政治強人，他們渴望由強人領導國家，他們熱衷討論國家大事，但毫不關心施政綱領，只是喜歡猜測繼承人是誰。
俄國人就喜歡這樣的二元對立，這樣的極端主義。
第一、政治上狂飆突進。
列寧有兩句話很出名：第一、對內而言，我們的革命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可以幹任何事。第二、對外而言，爲達目的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聯手，包括魔鬼。
俄國人的羣體心理是既狂熱又焦躁，過分熱衷政治、過分崇尚鬥爭。俄國人的政治觀是：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敵人、都是危險、都是陰謀、都是破壞。只能把所有能動員起來的資源，統統用來對付它們。
俄國人崇拜革命、憎恨妥協，寧肯選擇同歸於盡也不願意雙贏。在革命時代，總是那些採取極端手段的人、那些熱衷於鐵腕的人可以獲勝，只有專制才能結束混亂。
所以俄國曆史上的漸進式改革從來沒有成功過，比如尼古拉二世實施君主立憲，但在二月革命中被迫退位，十月革命後又被槍決。以“解凍”改革聞名的赫魯曉夫，被政變推翻。實施民主化改革的戈爾巴喬夫，1991年8月被兵變軟禁
第二、經濟上非左即右。
1905年，末代沙俄的鐵血宰相斯托雷平，由封建專制主義開啓經濟市場化改革。1913年俄國的工業生產躍居世界第五，穀物出口躍居世界第一。
十月革命之後，蘇俄忽然走上了計劃經濟的道路。強制把全部土地收歸國有，取消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行了無所不包的國家所有制。
蘇聯解體後，葉利欽在沒有任何法治基礎，甚至連憲法都沒有的情況下，就冒然實施休克療法，直接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結果龐大的國有資產被迅速集中到寡頭手中。
第三、外交上忽東忽西。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蘇來到了蜜月期。美國大蕭條、產能過剩，美國支持蘇聯大量的工業設備，幫助蘇聯迅速完成了工業化。
1941年美國加入同盟國，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蘇聯提供了大規模的援助，整個二戰期間，美國對外援助的22%投向了蘇聯。
二戰結束後，美蘇迅速形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蘇聯解體後，俄國又把國家復興的希望寄託在了西方身上。
1992年初夏，葉利欽訪美，在演講中，葉利欽直言不諱地說：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輕的民主國家，來到了民主的聖地。
但當改革陷入了困境之時，俄國人又把經濟下滑、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的挫折歸咎於西方，迅速從對西方的憧憬變成了對西方的指責。
第四、社會上非黑即白。
俄國人常以第三羅馬自居，但缺乏足夠的民族自豪感，只好秀肌肉，自詡戰鬥民族。俄國人崇拜西方的先進文明，但不懂得方法，只好走極端，自詡革命先鋒。
《俄羅斯精神》一書指出：俄國人沒有耐心，使得俄國不能經歷自然醞釀的過程。葉利欽也曾說過：俄羅斯歷來抵制實驗者。
1896年5月，幾十萬莫斯科民衆爲了得到一個刻有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杯”來到霍登廣場，由於組織不力發生踩踏事故，1000多人在事故中喪生。
霍登慘案是一場悲劇，但充分展現了俄羅斯民衆對沙皇頂禮膜拜的心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運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禮一樣，充滿了戲劇色彩。
因爲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俄國人數次顛覆了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從萬民景仰的沙皇，到階下囚;從全家被祕密槍決，到被冊封爲東正教聖徒。
俄國人的口號是：不要調和!俄國的歷史上，充滿了西化與反西化、革命與反革命、改革與反改革，絕對的二元對立，對立的雙方還一直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正是這種極端化的對峙狀態，讓專制有了生存的空間，因爲只有專制能夠強行結束對峙。
妥協、讓步、協商、溫和、法治，這些褒義詞，在俄國竟然都成了罵人的話。光明磊落、寬容大度等等，這些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爲俄國人所不容，經常遭到左右兩端的夾擊。所以有人斷定，無論哪種主義在俄國一開始都是烏託邦，但結果都是極端專制。
這就是俄國的悲劇所在，他們喜歡宏大的國家敘事、蔑視微小的個人權利，他們只瞄準國家的強大，卻不顧個人的幸福。如此的極端對立，人命自然而然便成了構建雄圖霸業的一塊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