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充滿生機的自我，重新出發

我是在孤獨中不經意遇見米歇爾·亨利的，先是在網站上讀到一篇書摘，然後買回這本《走向生命的現象學：米歇爾·亨利訪談錄》。閱讀的時候，並不能完全懂得他在講什麼，但一段一段的觀點在我胸中激起潮湧般的熱浪。那是一種暗自挺過許多無人的夜晚，心緒翻起又歸於平靜，終於習慣了一個人待着，突然從一個遠方的陌生人那裏得到的深深的理解和耐心的寬慰。對我身上的這些反應，他一無所知，但他大概不會感到意外。

亨利的思想爲孤獨者提供了堅實的支柱，他以先知一般的語言說：“個體的拯救不可能來自世界。”這像是解放了我們，又像是宣判了不死不休的勞役。

01 在地中海的邊緣沉思

米歇爾·亨利，20世紀下半葉法國最爲著名的現象學家之一，1922年出生于越南的海防市。父親是一位海軍軍官，但是在亨利出生後不久就因車禍而去世。1929年，爲生活所迫的母親帶着亨利和另一個兒子回到法國，定居在巴黎。

這是一個簡單的生平介紹。但是當記者問“這些環境是否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您”時，亨利斷然表示，這些外在的東西對於理解他並不重要。一個人的歷史，以及周邊的環境，只是造就了一副面具，“這副面具無論多大程度上討人喜歡，都只是他本人與其他人以某種方式協商一致從而加之於他的”。

亨利在意的是內在自我的覺醒與展開。這讓我們想起心理學家榮格在自傳中說的：“我的一生是一個潛意識自我充分發揮的故事。”

引導亨利走上哲學道路的，是中學哲學老師勒內·貝特蘭。從第一堂課開始，課程就是完全抽象的，大家都聽不懂，大部分同學竊竊私語，玩打仗遊戲。但是亨利坐在第一排，只能一直聽課，所以他最終聽懂了，“因此進入一個令人目眩神迷的觀念世界”。

哲學逐漸變成他的唯一學術興趣。但是很快二戰爆發，法國被佔領，哥哥去了英國，加入“自由法國”。亨利則留在法國，加入了遊擊隊，抵抗德國佔領者。在遊擊隊的這段地下經歷，對亨利發展自己的思想起到了關鍵的催熟作用，其情形正如裏爾克《秋日》一詩中的詩句：“把最後的甘甜釀入濃酒。”

“這種地下狀態，每一天都強烈地讓我感受到某種匿名狀態的意義。在這整個時期，人們都必須隱瞞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行爲。歸功於這種持續的僞裝，真正的生命的本質向我揭示出來，也就是說，真正的生命是不可見的。在最糟糕的時刻，儘管世界極爲殘酷，我在自我之中體驗到了真正的生命。如同一個有待保護的祕密，這一祕密也保護着我。這是比世界的顯現更深刻、更古老的一種顯現，規定着我們的人之爲人的條件。”

有了這樣一種深刻的、親身的體驗之後，亨利發現把人定義爲“政治動物”(亞裏士多德)，是不對的。在政治之下，還有更基礎的東西，就是生命本身。

戰爭結束後，亨利與他的大多數戰友分道揚鑣，他決定效仿卡夫卡，“始終以自我爲中心，而不是加入歷史和社會的宏大運動之中”。就這樣，他返回學術研究，並且下定決心，“在公共空間之外來尋找我的生命意義”。

亨利花了10年時間，寫了一本書《顯現的本質》，孤獨，貧困，彷彿被世界遺棄，但是“持續不斷地受到寫作的支持和激勵。”書完成之後，受到法國哲學圈的熱情歡迎，亨利贏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他卻選擇了去遠離巴黎的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去任職。他說：“在地中海的邊緣，我只須靜靜地等待時尚的消失。”

02 回到生命自身

亨利的全部主張，可以概括爲一句話——回到生命自身。這似乎是人人都可以講出口的正確的空話，但很少可以比他講得更犀利：“生命已經不再成爲我們社會的基礎。”

在他看來，問題從上溯到現代社會的開端，也就是伽利略、笛卡爾等科學天才那裏。這些天才創建了現代科學，但是創建的方式是“對生命加以排除”。這不是源於對生命的敵視，而是純粹的方法論要求，因爲生命是感性的，不穩定的。科學只能處理物質的、非感性的對象。

從這時起，整個現代科學就走上了一條“去生命化”的快速路。現代人獲得的知識都是客觀知識，“我們不再關心我們自身的問題，即關於主體性和生命的問題。”這是現代社會獨有的問題。因爲在過去的偉大文化中，“生命本身既是能量又是力量，投入各種生產，包括文化的生產，這些生產與生命相適合。”現代的科學知識並不是這樣與生命融合在一起的，而是高傲地矗立在生命外部，宣稱自己是唯一的知識。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前沿的那些生命科學、腦科學、神經科學，不是已經回到生命本身了嗎?科學發展的方向確實在向生命迴歸了，但是離情感、意識、主體性這些最根本的事物，還有遙遠的距離。

澳大利亞認知科學家大衛·查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雖然科學可以解釋意識的功能(比如信息處理和行爲反應)，但這並不能解答“主觀體驗”是什麼。換句話說，儘管我們可以理解大腦如何工作，但我們仍然不知道爲什麼或如何這些神經活動會伴隨主觀體驗，比如感覺痛苦、快樂或顏色的感知。

亨利認爲，我們必須回到內部視角去認識生命：“我就是這種觀看、這種聆聽、這種感覺、這種運動或這種飢餓。我完全沉浸於它們的純粹主體性，及至不再能夠將我自身區分於這種飢餓、這種痛苦，等等”。他相信肉身是第一位的，“我們自身的一切都無法用客觀性加以解釋。”

難道我們不是時不時就會大夢初醒般地意識到，自己變成了龐大機器上的一個齒輪，只能感受到系統想讓我們怎麼轉，卻很難感受爲什麼要這麼轉?

亨利並沒有要求我們放棄一切技術，他不是那種浪漫派。畢竟智人本身就是技術性的，語言、文字、建築、火、農業，都是技術。亨利只是提醒我們說，技術並非一直如此，比如人類最早掌握的技術不是別的，而是自己的身體。以前技術與人的生命相聯，與人的工作、身體活動協調一致，但是現在的技術變成了科學所構想的無數客觀程序的集合，生命則被棄置在一旁。

與生命逐漸脫離開來的技術，一開始是僕人，後來卻想要僭越成爲主人。隨着數字技術以及各種智能穿戴設備的發展，我們的身體指標正在被深度數字化、理性化，我們其實越來越搞不清誰在管理誰，誰在控制誰了。

人們會越來越體會到亨利所言的“主觀身體”的重要性，他說要用感受性來取代理性，因爲通常所說的理性只是事物的理性，感受性纔是真正的理性，也就是屬於人的理性。他認爲只有感受性的基礎上，人類社會纔可能消弭衝突，實現聯合。康定斯基是亨利經常提到的藝術家，他援引康定斯基的話說：“對人們而言，問題不再是描繪世界，而是描繪焦慮、對於死亡的恐懼、對於生命的愛，正是他的生命在體驗自身，生命是他與世界的關係的鑰匙。”

03 生命會戰勝一切想要碾碎它的力量

亨利數十年如一日在角落裏安靜地思考、著述、講學，更重要的當然還有，就像他自己說的，感受自身的存在，感受生命內部的激情與衝動。但是他對重大事件的判斷和分析，卻格外準確有力。

蘇聯東歐劇變發生後不久，亨利說，這些制度的失敗要歸因於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個體的危機。政治混亂只是經濟蕭條的後果，而經濟蕭條是因爲不再有人願意做任何事情。一個否定生命個體的社會，不可能取得繁榮，道理再簡單不過，“每當人們不再鼓勵個體，不再承認個體的貢獻，例如以恰當的價錢支付他的勞動，個體就會放棄他的努力，變得裝模作樣，這就導致整個經濟和社會的裝置停止運行。”

對個體的打擊最終會毀滅制度本身，但地球上不同時間的不同地方，似乎總在重複類似的悲劇。“以一種總體的名義，個體被貶低，最終被碾碎，人們宣稱總體高於個人，這個總體可能是國家、人民、社會、階級……然而，所有這些現實，都是由個體組成的，並且只能通過個體才能存在。”

亨利對現代傳媒文化也憂心忡忡。那時他還無緣見識網絡的巨大威力，他談的是電視，但他的觀點對我們仍有很大啓發。他說電視讓人們獲得了每時每刻自我逃逸的機會，逃逸到毫無價值的圖像之中。電視圖像代表的是一種虛無，是無意義的、不自洽的、無用的，迫使我們不斷轉到另一個圖像。

亨利推崇的是從前那種溫情脈脈的大衆文化，“在鄉下，農民們到了晚上就互相聚集起來”，因爲這種大衆文化迫使每個人進入一種真正的個人活動。而現代人接受文化的方式是，一個設備負責提供所有的圖像、夢想、幻想、思想。在人與設備的關係中，受衆成爲被剝奪的對象，人的心理內容是由非人格的、無名的、刻板的東西產生的，人們習得的是越來越模式化、越來越貧乏的語言。

但是對於未來，亨利卻並不絕望。他說：“我相信，因爲生命本身就承載着最偉大的力量，例如愛的力量，生命最終會戰勝一切想要碾碎它的力量，包括生命本身所製造出來的力量，如經濟、政治等。在今天，唯一的、真正的危險，無所不在的危險，就在於生命喪失了對自身的信心……”。

換言之，只要我們對生命本身有信心，所有焦慮與痛苦都不是可怕的。弗洛伊德有句話：“焦慮是我們所有感受的必經之所。”亨利把這個命題整合到了自己的哲學中，將先驗的感受性視作生命的基礎。

他還說，虛無主義的產生源於對痛苦的拒絕：“因爲痛苦屬於生命，痛苦內嵌到生命的本質中，作爲其可能性之一，生命對痛苦的拒絕就是生命的自我否定。”

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會認可這樣的分析，但是當你下一次感覺生活被卡住的時候，可以嘗試一下這種進路：迫使自己在負面情緒中多停留片刻，不要急於用便捷的方式去躲避它、忽略它、忘記它，看會不會有新的東西在體內滋生、匯聚。

大約在一年之前，我發了一條朋友圈，那是我持續數年在體內艱苦跋涉之後一個小總結：

“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裏有一種殘酷的溫柔。那就是當痛苦將你逼得無處可走，你不得不返身面對，卻會意外地發現痛苦是一種養分。你的視覺在黑暗中變得靈敏，於是看見原本以爲的黑壓壓密不透風的牆其實有那麼大的縫，風能進雨能進你也能進。在你返身面對痛苦之前，所有的機會都是不存在的。”

生命比你想象的更強大。從充滿生機的自我，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