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進入了最後的倒計時，很多社會學家都以爲，中國即將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然而就在這一年，就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著名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卻預言資本主義不會在中國得到發展。
他還提出了一個靈魂之問：歷史上，中國人無與倫比的勤勞，朝廷也喜歡巨量的貨幣經濟，但這些爲什麼沒有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加強了皇權的統治基礎?資本主義的誕生需要法治的基礎，這個先決條件爲什麼沒能出現在傳統的中國?
這個問題至今還熠熠生輝。
我們的傳統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一個國家的經濟倫理和政治倫理，與歷史傳統的關係到底有多大?我們應該以怎樣的社會視角研究這些問題?毫無疑問，韋伯作爲德國大國崛起的見證者，爲我們留下了大量的人文科學遺產。
講韋伯之前，必須強調韋伯生於1864年、死於1920年，德意志第二帝國生於1871年、亡於1918年。這個客觀事實，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韋伯的思想。因爲韋伯個人的生卒年代與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生卒年代相當精準地吻合，韋伯的學術生命與政治生命的悲劇性張力，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制度與命運的悲劇性張力也相當吻合。
這種雙重的吻合可以說是巧合，也可以說是一種宿命。
因爲韋伯一出生就被拋進了政治。
韋伯出生於19世紀德國富有的商業和政治家族，他的父親擁有世俗法和教會法雙重法學的博士學位。在韋伯出生之前，他的父親就有了豐富的從政經歷，而且還是一位開明務實的職業政治家和行政法律專家，在政治上秉持自由保守主義，主張建立議會化和民主化的聯邦制君主立憲國家。
1871年1月，德意志第二帝國宣告成立。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對憲法政治嗤之以鼻，他依靠鐵血手段強力推行德意志民族主義，從而加劇了君主與議會之間的衝突。
彼時，韋伯7歲，他的父親35歲。對韋伯的父親而言，第二帝國成立開啓了他人生中最爲成功的時代，他積極投身於普魯士的霸權事業。
雖然韋伯是一個標準的帝國官二代，但韋伯的生活與學術事業，卻背離了自己的出身。他對1871年後德國大國崛起的歷程，持截然相反的態度。
家庭條件優渥的韋伯，教育資源十分豐富。在他小時候，他父親就託朋友在美國弄來了一本《富蘭克林自傳》，裏面洋溢的自由主義和公民社會價值觀，對韋伯的影響極其深遠。
因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德國即便是知識淵博的學者，也沒有美國的第一手資料。
彼時的美國，在德國人的心目中等同於可怕的地獄。帝國的皇帝威廉二世信奉反美主義。所謂的反美，實際就是對北美自由主義公民社會價值觀的極力抵制。
1882年，18歲的韋伯開始了他在海德堡大學的學業。他主修法律，但他也聽政治經濟學、史學、哲學以及神學的課程。但大學的很多課程讓他提不起興趣，因爲裏面充滿着極端民族主義的味道，韋伯認爲那不過是鼓惑性的宣傳。
1894年，韋伯去了海德堡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席，但他獨特的觀點，引起了不小的風波。
1897年，韋伯身患抑鬱症。韋伯後來的學術歷程顯示，他之所以抑鬱，是因爲他對政治想得深、看得遠，他不想對第二帝國的體制歌功頌德，因此他非常抑鬱。
韋伯深知政治就是爲了爭奪權力，但他痛恨追逐權力的政客，他有着深沉真摯的民族意識，但他又反對庸俗激進的民族主義。
爲了矯治這種症狀，他開始四處漫遊，到訪了歐洲多個國家和北美，並最終恢復了持續廣泛閱讀的能力。1903年韋伯辭職，開始專心寫作，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等等著作。
他曾近距離觀察俄國的革命，他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爲，那就是一個自戕工程，我們不可能僅僅依賴經濟規律去創造既有利於民主，也有利於個人的環境。他指出，政治絕對不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甚至有可能恰恰相反。他預言，在那裏，社會將通過統治全部生活領域的官僚機器來實現目標，人類將會被禁閉在新式的農奴制當中。
1914年，韋伯公開反對德國的戰爭目標，反對一切在歐洲進行領土兼併的政策。他預言，德國必定戰敗，俄國纔是世界的主要威脅。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韋伯回到慕尼黑，面對戰敗的德國，韋伯首要關心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存續問題。
韋伯在臨時政府的演講中指出，德國是個缺乏政治教育的民族。他認爲，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首先要提到議事日程的是議會的性質與作用問題，也就是如何使議會能夠掌握權力?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問題。
韋伯特別指出，強大的議會，可以保證秩序的穩定，可以控制權力的性質，可以維護公民的權利，可以通過法治措施抗衡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尤爲重要的是，它可以淘汰凱撒。
遺憾的是，韋伯雖然成了魏瑪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但卻被孤立。
一年之後，韋伯病逝。十三年之後，德國的凱撒登上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