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是革命的故鄉，革命是法國的傳統。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法國這樣熱衷於革命。在法國，革命甚至成了一個神話、一種宗教。
因爲法國是左派的發源地，在左派知識分子眼裏，革命代表着進步。
自啓蒙運動以來，法國一直深受革命思潮的毒害，但有三個思想家除外：18世紀的孟德斯鳩，19世紀的托克維爾，以及20世紀的雷蒙阿隆。
1924年，阿隆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攻讀哲學，他的同學中有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他一生的論敵——左翼哲學家、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保羅薩特。
阿隆主攻哲學和社會學，對康德、韋伯、馬克思的學說都有過深入研究。不過，他並不認可馬克思的政治主張，原因是阿隆認爲漏洞太多，又不切實可行。
二戰爆發以後，阿隆參軍入伍。法國投降後，他流亡英國，主辦了“自由法國”雜誌，鼓舞人們繼續抵抗的勇氣。
二戰結束之後，法國經濟增長迅猛，創造了光輝的30年，從一片廢墟一躍而成爲發達國家。但與此同時，法國的學生運動卻此起彼伏。
弔詭的是，法國的學生運動，並不是爆發於民不聊生的時代，而是伴隨着社會的高速發展。
學生的訴求，也與衆不同。
一方面，他們追求人人平等、絕對民主。他們聲援蘇聯、聲援柬埔寨、聲援越南、聲援古巴，他們高舉各式各樣的革命口號。比如一個典型的口號：直到用最後一個資本家的腸子勒死最後一個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
另一方面，他們追求個性解放、絕對自由。他們砸爛現有的一切條條框框、謀求改天換地。他們也有一個典型的口號：沒有革命的思想，只有革命的行動。
學生運動得到了法國大量左派知識分子的支持，比如大名鼎鼎的薩特。他們堅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他們耽於宏大敘事，熱衷於選邊站隊。他們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卻對蘇聯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
但阿隆堅決反對蘇聯，他指出，蘇聯的人民只是徒有一個主人的虛名而已，僕人才掌握着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
在那個自由衰微的至暗時刻，法國知識界集體陷入了激進的狂潮，只有阿隆始終保持着冷峻的思考。1955年，他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直接批判法國的左派知識分子，批判他們對烏託邦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心態，批評他們在蘇聯面前患上了集體近視病。
從此之後，阿隆和薩特——這兩位法國偉大的思想家，開始分道揚鑣。
1968年，法國的學生運動達到頂峯，學生們佔領了學校和市政大樓。薩特成爲了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阿隆則成了反對派的發言人。
薩特認爲，學生們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和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剝奪反動勢力的生命和自由，也是正當的。
阿隆則完全不認可薩特鼓吹的歷史必然性。阿隆認爲，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人類行動的終極意義，所以就不存在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阿隆指出，知識分子要做一個帶着卑微公民角色的獨立觀察者，而不能充當正義社會的道德仲裁人。
面對激進的學生們，阿隆批評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的行徑非常荒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個體價值的尊重，纔是自由的核心要素。
阿隆嚴厲的譴責薩特：只會意識形態的激情演說，而沒有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他進一步指出：政治唯一的核心，就是審慎。審慎，就是要實事求是，而不是拘泥於教條;審慎，就是確立具體可行的制度和目標，而不是空泛的口號，更不能綁架全民去追求宗教式的目標。
阿隆成爲了“祖國的異類”，薩特把阿隆當成反對勢力的代言人，號召學生們與其劃清界限。當時的法國學生流行一句口號：寧跟薩特走錯路，不跟阿隆行正道。
這恰好證明瞭阿隆對左派知識分子的精確診斷：當一種政治主張藉由“科學和理性”的名義，成爲不可質疑、不容證僞的意識形態，就會蛻變爲一種新的宗教。
宗教曾被比作“人民的鴉片”，阿隆則把“意識形態”比作“知識分子的鴉片”，把知識分子傳播意識形態的行爲比作“二手菸”，民衆接受的是二手的意識形態，因此毒害更大。
阿隆指出，知識分子們創造了三個新的宗教——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在上帝已死的時代，這三個宗教佔領了人們的精神世界，並通過知識分子的闡述，成功爲暴政服務，因此它們比傳統的宗教更自私、更反智、更霸道，更具傳染性。所以對這三個觀唸的使用要慎重，否則將帶來無邊的災難。
20世紀的上半葉，阿隆不可避免地成爲了逆水行舟的獨行者。青年人不理解他，知識界不待見他。原因無非是他身處左派大本營，竟然對着激情燃燒的大火潑冷水。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被淋溼的人比比皆是。
這樣的人，在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國度裏，必然會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
直到1979年，左派鼓吹的柬埔寨革命，迎來的卻是屍骨如山和人頭滾滾。面對鐵一般的事實，薩特才向阿隆正式認錯。
如今，人類的政治觀念恐將再次迎來至暗時刻。雷蒙阿隆在半個多世紀前潑下的那盆冷水，時至今日仍然能夠提神醒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