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滅殺一個人，不外乎兩招：一是罵殺、二是捧殺。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胡適被罵殺，魯迅被捧殺。
罵殺的結果是，胡適被不斷的妖魔化，以至於很少人敢引用胡適的論述，否則反動勢力的帽子就要被戴上。
捧殺的結果是，魯迅被不斷的神化，以至於大部分人熟知的魯迅，只是一個被簡化的政治臉譜而已。
現在又流行一種說法：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則是胡適的世紀。
這彷彿成了一個魔咒：要麼罵、要麼捧。就是不能平和地面對一個人，瞭解一種學說，看待一段歷史。
胡適與魯迅，是近代史上突兀聳起的兩大對峙的奇峯。
同爲民國一代大師，他們有着太多的相同：
一樣的出生於崇文重教之地，一樣的來自於文脈世家，一樣的青春年少便出門求學，最終又一樣的漂洋過海留學深造，甚至一樣的被守寡的母親以同樣的謊言誆騙回家，同樣的娶了一個沒有文化的小腳太太。
這太多的相同背後，又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是學習方面。
他們一個求學金陵，一個求學上海。在金陵，魯迅過的比紹興還要保守，還要封閉。在上海，胡適接觸到了兼收幷蓄的海派文化，開闊了他的心胸，拓展了他的視野。
他們一個東渡日本，一個西渡美國。日本的主流思想界，師從“德意志啓蒙”，強調國家主義，魯迅同情蘇聯，甚至爲了蘇聯的理想而登臺辯論，但自己卻無黨無派，始終孤身一人戰鬥。美國的主流思想界，源於蘇格蘭啓蒙，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條腿走路，胡適既是個自由主義者，也是個保守主義者，但同時他又強調實用主義，因此胡適也不避諱劃一塊地來試驗蘇聯模式。
其次是性格方面。
以魯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是一個擅於革命的活動家，但現實中他卻不善應酬，知心好友更是寥寥無幾，他連一個教育系統的小職位都保不住，是一個真正靠自己文字站立的巨人，是過去百年來文壇最高大的獨行者。
以胡適溫文爾雅的性格，他應該是一個終日待在書房的學究，但現實中他卻更善交往，一路都是引領風潮的士林領袖，到哪裏都是賓客盈門，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達官貴人，誰都可以說一聲：我的朋友胡適之。
再次是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
魯迅明說文化喫人，甚至說：漢字不滅、中華必亡。魯迅想要衝破黑暗的吶喊句句誅心。
胡適力推全盤西化，直到死前的最後一次演講。胡適想要儘快融入文明的疾呼字字泣血。
他們兩個的態度都很激進，但我們不能咬文嚼字的去理解。他們兩個要做的是對過去徹底的絕斷，哪怕歷史一切重來，國民精神從零重塑，也在所不惜，因爲彼時再塑的過程，失去的只有枷鎖。
兩者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卻相互呼應，一個想打破黑暗，一個欲引進光明。
胡適和魯迅最根本的不同，是看待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問題上。
魯迅認爲是國民的劣根性導致了國家落後，國民的精神醜陋，比如麻木不仁、不講誠信、不守規則、奴性深重等等。魯迅認爲想讓制度真正有效，須先徹底改變人的思想。
胡適卻認爲千年的專制制度纔是萬惡之源，統治者長期忽視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運用法家之術，讓百姓長期積貧積弱，無法獲得真正的教育，從而無法進行理性的啓蒙。
胡適認爲，只要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制度，賦予人民以自由的權利，提供真正的教育機會，國人定然能夠爆發出卓越的潛力。
魯迅和胡適，儘管風格迥異，儘管都不是完人，但都是民族人格的典範，是國人精神的雙子塔。
魯迅有話直說，文風犀利，對錯誤的東西毫不留情。
胡適謙恭溫和，寬容待人，對正確的觀念堅持到底。
當然，無論魯迅認爲胡適多有道理，他也不會成爲胡適。反之，無論胡適多麼欣賞魯迅，他也做不成魯迅。
魯迅與胡適，兩人的是是非非，牽涉到太多複雜的哲學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人性問題。
魯迅與胡適，不管誰對誰錯，人難免有所偏愛、有所傾向，但前提是我們可以判斷、可以選擇、可以爭論。道理很簡單，各種主張、各種主義，有的成熟、有的稚嫩，最關鍵的是都能夠發出聲音。
如果獨尊魯迅、廢黜胡適，那麼最終我們將只知魯迅其人，而不知其思，最後會讓我們喪失衝破藩籬的智慧。
如果獨尊胡適、廢黜魯迅，那麼最終我們將只知胡適其思，而不知其人，最後會讓我們喪失直麪人心的勇氣。
所以，幸虧有一位胡適，也幸虧有一位魯迅。否則，我們就會缺少常識、無法判斷，我們思想的土壤也會迅速荒蕪，讓我們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終失去歷史。
如果說胡適是近代史上那塊溫潤的玉，那麼魯迅就是那把鋒利的刀。
好玉在於精雕細琢，好刀在於時時磨礪。
但願，刀常有、玉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