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北美爆發了謝司領導的農民起義。《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斐遜評價說：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能夠警醒當權者——一切權力源自人民。
傑斐遜畢生念茲在茲的皆是如何保障人民的權利，他還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實質推動廢除黑奴制的總統。
1807年，傑斐遜簽署了聯邦法律禁止進口黑奴，但同時卻警告說：我們逐步廢除黑奴制，只是出於自保，因爲黑奴貿然做主人，會打亂我們的自由秩序。
爲什麼傑斐遜不怕謝司打亂美國的秩序，而怕黑人打亂美國的秩序?
印象中，美國的秩序是進化的、世俗的、科學的、現代的、民主的。事實上，美國的秩序是神明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印象中，美國秩序是一羣政治精英在費城橫空出世的妙想。事實上，美國秩序的原理與要件已經在人類歷史中存在了幾千年。
美雖新邦、其命惟舊，正如一美元紙鈔背面的拉丁文——悠久的新秩序。
1789年美國正式成立，彼時的美國貌似是一個嶄新的國家，其實不然。新建的美國不是與過去的決斷和割裂，而是繼承了人類秩序的四大傳統。
美國的秩序不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而是在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這四座城市才決定了美國的自由秩序。
第一、耶路撒冷的精神
耶路撒冷，確切的說是耶路撒冷的西奈山。美國國父們繼承的自由秩序，不是希伯來人的人性品德，也不是他們的政治體制，而是西奈山上的一個瞬間。
神明在西奈山上通過摩西頒佈十誡，啓示了超驗秩序的原理。這就是聖約，上帝的律法，也被稱爲永恆法。
美國的國父們認爲，上帝的法律不是懲罰人，而是指引人擺脫原罪。因爲亞當一人墮落，全人類都有罪，這是基督教的原罪論。
在摩西聽到上帝的喊聲之後大約兩千九百年，另一羣漂泊者上演了另一場出埃及記。比起希伯來人，他們的路途更長，但行程卻更快，他們便是向新秩序迸發的清教徒。
最初北美13州的美國人，不僅將自己比作希伯來人的12個部落，而且還以摩西十誡來建構社會秩序，他們認爲自己是在神明的指引下，再次經歷希伯來人的磨難與成就。
“我們信仰上帝”，美國人把這一信念刻入了靈魂。地上的耶路撒冷，或許從來不是一座雄偉的城市，但永恆的耶路撒冷，卻是美國秩序的源頭。
第二、雅典的民主
在許多人眼中，美國幾乎是民主的同義詞，然而美國的國父們，卻不敢在公開場合討論民主。原因無非是雅典的純粹式民主，來的瘋狂、走的也瘋狂，而美國國父們希望找到更持久的道路。
因爲民衆的激情和短視，直接民主很多情況下並不可靠。因此美國國父們改良了雅典的民主，衆議院和總統從人民中直選，但參議院不是。人民不能直接決定公共政策，但可以罷免議員和官員。
公元前594年，梭倫出任希臘的執政官。梭倫是雅典七賢之一，他爲雅典制定了一部憲法，這部憲法帶有明顯的審慎與平衡特質，梭倫還主動限制自己的權力，主動放棄獨裁的機會。
這段描述完全適用於美國的國父們。因爲這一幕，他們也重演了一遍。他們也制定了一部審慎又平衡的憲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華盛頓拒絕成爲國王， 傑斐遜拒絕突破華盛頓的光榮傳統。
第三、羅馬的共和
美國國父們最高的共識就是摒棄君主制，建立共和制。共和是美國秩序的政治標籤。如果說民主起源於雅典，那麼共和則起源於羅馬。
美國國父們從羅馬學到了共和，並在城邦共和的基礎上，創造性的建立了複合共和，從而避開了城邦共和短命的覆轍。
羅馬的共和傳統，最核心的思想便是分權制衡，不論是個人的權力，還是少數人的權力，抑或是多數人的權力，都加以分立與制衡。
美國國父們把凝結在這一傳統的規則提煉出來，寫進了美國的憲法，植入到美國的秩序。
美國憲法繼承並改良了羅馬的共和政體，總統脫胎於執政官，參議院照搬元老院，衆議院對應公民大會，聯邦最高法院則類似於具有否決權的護民官。
古羅馬的共和傳統，對國父們影響最大的人物是西塞羅和他的自然法思想。西塞羅認爲：最高的法律來自神明，真正的法律必須是符合自然、順應自然。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論是誰制定的，都是惡法。他的有序自由理論，正是美國國父們試圖實現的自由秩序。
第四、倫敦的法治
美國秩序之源的四個城市，泰晤士河上的倫敦是最年輕的城市。
英國與美國的秩序一脈相承。倫敦從耶路撒冷、雅典和羅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並將這些精華帶到了一無所知的北美大陸。
英國對美國的影響，可以從英美傳統這個合成詞可見一斑。
倫敦對美國秩序的最大影響，包括但不限於法治、代議政府、市場經濟、私有產權等等。
比如1215年英國簽署《大憲章》，而北美1606年的《弗吉尼亞憲章》、1776年的《獨立宣言》、1787年的憲法、1791年的《權利法案》，都貫穿了《大憲章》的政治理念。
永恆的必定是古老的。事實證明，美國的秩序是人類優秀傳統的集大成者。耶路撒冷啓示了秩序的奧祕與原理，雅典貢獻了民主與胸襟，羅馬提供了政體與自然法，倫敦則帶來了法治、市場和私有產權。
沒有這些傳統，就沒有美國秩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國父們都是保守主義者，因爲他們只是繼承併發揚了人類最優秀的傳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