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從軸心時代投下的影子，橫亙東亞兩千多年，無論在道德、教育，還是國家治理、意識形態，乃至經濟結構上都留下了深遠影響。然而，歷朝歷代對孔子的尊崇，也使孔子的形象越來越模糊，甚至假的不能再假。
歷代尊奉的孔子，並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的孔子。真正的孔子，既不是聖，也不是王。
《論語》中有一個名段：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路和冉有主張強兵富國，公西華主張以禮治國，但孔子對他們三個都只是稍作點評。
而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顯然更接近老莊的逍遙遊，不同於孔子的積極入仕，孔子卻非常喜歡曾皙的做法。
他們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跟隨孔子學習多年，卻學出了三條不同的路線。爲何會這樣?因爲歷史長河上的孔子本來就有三個。
第一個孔子，是現實主義者。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孔子還說，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如果國君昏聵，咱就擺爛躺平，實在不行就去外國，不露臉、不說話。孔子對待亂世的態度很現實，同流合污他不肯。但挺身而出，他也不幹。
第二個孔子，是理想主義者。克己復禮、夢迴西周，通過禮治實現社會大同，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孔子思想的理想。可是，若君不君、父不父，又能怎麼辦?遺憾的是，孔子並未提出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解決之道，無論是以人推人的“仁”，還是以心及心的“恕”，歸根結底還是人治。
第三個孔子，是國家主義者。《論語》一書，從來不講謀生，一心一意是爲了做官拿俸祿。所以荀子作爲儒家的集大成者，竟然培養出的是法家代表人物。學而優則仕，這是孔子思想的遺產，也是儒家異化、儒法合流的根源。
孔子不是神，也不是聖，只是人，而且還是一個出身卑賤的人，不過他本人卻能以貴族精神爲立身標準。《論語》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直來直去，一點都不虛僞。書中人物，孔子也好，學生也罷，嬉笑怒罵、毫不遮掩。
誰說偉大導師就要永遠偉大、光榮、正確，聖門弟子就得身披光芒?孔子師生在一起，學生頂老師，老師罵學生，無拘無束、自由快活。
現實中的孔子，有學問、講道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滿腹道德學問，無權無勢，還敢批評當世權貴。
理想中的孔子，四處遊說，替統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歸正。他古道熱腸，夢想恢復周禮，讓天下人各安其位。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是孔子的政治主張。
何謂周禮?一言以蔽之，宗法而已。據儒學大師王國維考證，周禮的宗法制度非常之全，遍及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
權力通過禮法的等級分配，物化爲各個階層的生活方式。禮法，管天、管物、也管人，正如司馬遷所說，禮能宰執萬物、役使羣衆。在周禮這張有形之網的下面，透露的卻是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宗法倫理，這是周禮的實質。
所以當了官的孔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誅殺少正卯。因爲少正卯主張廢除周禮的奴隸制，實施依法治國。孔子毫不猶豫的誅殺少正卯，還給少正卯扣了5頂大帽子。這也是孔子的遺產，人類軸心時代唯一鉗制思想的萬世之惡例。
後世中的孔子，是至聖先師，就連他的學生都成了聖人。春秋戰國和秦代，孔子只是個普通人，名氣雖大，卻只是衆多學者和批評家中的一個。讓孔子真正走上神壇的是漢代的董仲舒。
因爲以禮治國、以德治國不管用，所以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禮崩樂壞的結果是法家做大、政刑繁苛。秦代政刑繁苛，結果是陳勝吳廣起義，項羽劉邦造反。
所以到了漢代，董仲舒異化了孔子，把孔子推上了神壇。不過，董仲舒尊孔，也只是拿孔子當意識形態的招牌。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是爲了籠絡龐大的儒家信徒，通過統一思想，讓天下知識分子盡入彀中。二是利用儒家的等級制度，將其異化爲三綱五常，以此確立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
漢代尊孔，懂得包裝、重塑內核，更與法家狼狽爲奸，外儒內法、儒皮法骨。外皮是禮樂、是道德、是學問，內骨是刑罰。皇家有禮儀，百官靠道德，儒生做學問，而百姓只有刑罰。
雖然孔子成了聖人，但聖化往往就是妖化。最初孔子還是服務於政治，也就是治統，這是漢儒。後來擴大到社會道德，也就是道統，這是宋儒。最後竟然成了全民宗教，儒家成了禮教，孔子成了泥塑木雕，這就是明儒和清儒。
天大地大，不如儒家大。爹親孃親，不如孔子親。
孔子去世2000多年後，清代吳敬梓寫了一部《儒林外史》，裏面除了我們熟知的範進中舉之外，還刻畫了數十個儒教信徒。其中一位馬二先生，對孔子的認知頗爲到位，他認爲，孔子若是活在今天，也要學會做八股，不然也沒有官做。
只是不知孔子親自答辯論語，能不能中舉。因爲做了官的孔子，和不做官的孔子，不是一個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