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試圖挽救沙俄命運的帝國宰相斯托雷平，喊出了一句口號：給我們20年時間，俄羅斯將變得讓你們都認不出來。
斯托雷平被俄羅斯人譽爲最優秀的政治家之一，僅次於彼得大帝。
無論是彼得大帝，還是斯托雷平，抑或是現在的弗拉基米爾一世，其實都有過類似的表達。俄羅斯的政治精英，似乎都有強烈的時間危機，他們似乎都知道，世界留給俄羅斯的時間不多了。
但遺憾的是，俄羅斯的政治生態、宗教信仰或者民族性格，又讓俄羅斯人始終找不到快馬趕上的道路。
有一個著名的諺語：如果撕開一個俄羅斯人的皮，你就會發現裏面是一個韃靼人。
從民族性格上講，俄羅斯人的確與歐洲人不相干。當年，蒙古人佔領基輔羅斯後，身高超過輪軸的男性均被屠殺，蒙古人對基輔羅斯實施了生物殖民，俄羅斯人的母系基因來自斯拉夫人，但父系基因卻來自蒙古人，這一點從俄羅斯人的長相也可以看的出來。
蒙古對俄羅斯的影響無處不在，文化、語言、服飾，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制度。比如當俄羅斯人在面臨失敗的時候，便實行焦土政策，這正是蒙古人的傳統操作。
農耕文明崇尚秩序，因爲這樣便於播種收穫。而草原文明崇尚武力，因爲這樣便於劫掠。歷代沙皇至今，俄國的專制傳統和強人崇拜，都傳承自蒙古的政治體制。
從宗教信仰上講，公元988年，基輔羅斯的貴族們，紛紛跳入第聶伯河，集體接受東正教的洗禮。
這段歷史無數次被歷史學家們引用，因爲東正教不僅塑造了俄羅斯的歷史，還將關乎俄羅斯的未來。
東正教宣揚羣體意識、壓制個人思想，強調自我犧牲和忍耐，主張奉獻精神，強調宗教式的愛國。
東正教影響俄羅斯最大的是彌賽亞情結。何謂彌賽亞情結，大意是他們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要向世界上的邪惡與黑暗挑戰，要把上帝的聲音傳遍全世界。這樣的宗教使命，自然而然便與征服與擴張聯繫在一起。
所以當蘇聯解體之後，東正教瞬間就成了俄羅斯的國教，中間沒有任何過渡，也沒有任何的不適。
因此俄羅斯人，實際上是信仰東正教的蒙古人。他們信仰的價值是征服和掠奪，這也是草原民族與生俱來的本能理念。理解到這一點，就能明白俄羅斯的困境從何而來。
沙皇忽然倒臺，俄羅斯共和國突然被推翻，蘇聯驟然解體，緩慢溫和的政治生態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狂飆突進纔是常態。所以當現代思想的暖風吹進寒冷的西伯利亞時，俄羅斯人沒有任何的思想準備。
因此蘇聯解體之後，自由主義並沒有生存的空間，糅合了蒙古強人崇拜、東方專制主義、東正教擴張主義的大俄羅斯主義，很快便成了俄羅斯的思想主軸。
1993年，蘇聯解體兩年後，俄羅斯的第一部憲法才姍姍來遲，結果這個憲法，確立的竟然是超級總統制，俄羅斯國家杜馬僅僅是個高級花瓶而已。
與智利的休克療法不同，智利是在市場法治體系相對成熟的情況下推行，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只是爲了前蘇聯的官員落袋爲安而已，因爲他們轉身就成了俄羅斯財界的貴族。
寡頭經濟、寡頭政治與葉林欽的庸俗無能，讓大俄羅斯主義徹底佔據了主流意識。
2003年，俄羅斯重新開啓了國有化。與之相伴的，是新一輪的利益分配，支持弗拉基米爾一世的三大派系，紛紛在這些國有企業中跑馬圈地，劃分勢力範圍。
一眨眼20年過去了，俄羅斯並沒有變得更加強大，反而更加虛弱不堪。俄羅斯雖然還在世界經濟的列車上，但只能勉強吊車尾而已。
在過去的20年當中，莫斯科當權者的生存原則是：只要我們有足夠的石油和天然氣賺取外匯，就可以收買選民的忠誠，並壓制民間社會和媒體輿論。除此之外，哪管它洪水滔天。
俄羅斯作爲一個社會體系並不創造價值，僅僅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賺取價值並在國內分配而已。相較於以競爭爲前提的多元化經濟體系，這種利益分配很容易被統治集團操控，因爲他們掌握着分配權。
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俄羅斯的權力階層只關注瓜分蛋糕，而不是分配蛋糕，更不是做大蛋糕。
但人類族羣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爲了爭奪生存資源。科技革命的意義就在於突破資源的上限，也就是把蛋糕做大。從人類的博弈史來看，對技術制高點的爭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
以科技革命的歷史來看，一個國家能否邁入發達國家的標誌，便是能否抓住科技革命的紅利，而抓住科技革命的因素非常之多，顯然俄羅斯的政治生態並不滿足。
因爲俄羅斯的政治生態已經極其僵化，官場人人自危，社會噤若寒蟬，吸附在國家預算之上的食利階層越來越多，民間企業的活力趨於歸零。
歸根結底，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鏈條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俄羅斯人的思維，還停留在20世紀之前，並因此形成了路徑依賴。也就是，如果權力階層無法帶給人民幸福，那就只能效仿彼得大帝，爲俄羅斯開疆拓土。
越是權力受到質疑，就越需要抓緊權力，而想要抓緊權力，就需要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但民族主義情緒越是高漲，擴張的路徑依賴就越無法擺脫，並最終反噬自身。
回顧過往，大災大變、忽起忽落是俄羅斯歷史的標誌特徵，每一次對外擴張的失敗或受挫，都會引發俄羅斯的強烈劇變，只是不知道這一次的俄羅斯將變成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