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敘事體系中，美國的政治充滿了骯髒、黑箱、交易、血腥、無恥。這麼說，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爲政治是現實利益和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我們的歷史一再告誡我們，關於政治的討論，都是權力說教的操弄技藝，或者宮廷政治的生存指南。就像餘秋雨所說，我們的歷史太長、權謀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內幕太厚、口舌太貪、眼光太雜、預計太險，因此對一切都構思過度。
無獨有偶，在1787年美國製憲會議之後，美國製度的設計者漢密爾頓，就表示了這樣的擔憂：人類社會是否可以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
1818年，美國參衆兩院通過決議公開了制憲會議的記錄，將美國國父們的密謀公之於衆。
第一、他們不相信人性。
蘇格蘭啓蒙思想家大衛休謨，曾經提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無賴假說”，也就是要使一個制度和規則有效，就必須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無賴之徒。不縱容人性，才能設計出最不壞的制度。
美國國父們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那些假設某個人或者某個羣體是聖人的政治藍圖，毫無疑問是天方夜譚、千篇一律是胡說八道。
美國政治架構的邏輯起點之一就在於人性之惡。他們對人性從不抱樂觀的態度。尤其是，一個有權力的人做壞事的能量會更大。
正如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所說：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如果是天使統治人間，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或內在的控制。
麥迪遜的意思簡單直白：普通人不是天使，統治者也不是天使，既然都不是天使，那就必須接受制度和規則的制約和防範。
第二、他們不相信權力。
“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法國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這一論斷，無數次迴響在美國製憲會議的大廳裏。“任何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有邊界的地方纔停止。”
沿着這一思路，美國的國父們提出了權力制衡的原則：只有權力才能制約權力，只有野心才能對抗野心。
權力制衡是唯一的出路，這也是美國政治架構的邏輯起點之一。因爲權力的誘惑幾乎無人能夠抵禦，將國家託付於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的自律，是極不負責的行爲。
第三、他們不相信政府。
美國總統里根在1987年的講話中說他讀過蘇聯的憲法，一些人可能會喫驚，原來蘇聯也有憲法。實際上，如果只看蘇聯憲法的文本，人民被捧到了天上，人間天堂也不過如此。
對比之下，美國憲法並無任何感人之處，那美蘇之間的現實差異又爲何如此巨大?里根總統一語道破了真諦：蘇聯的憲法，是政府告訴人民可以做什麼。而美國的憲法，是人民告訴政府可以做什麼，
正如託馬斯·潘恩在《常識》中所說：政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必要的惡。美國的國父們不相信政府，所以政府做什麼都要經過人民的授權。民授的就是民主，神授的就是君主，自授的就是專制，不授的那是土匪。
道理非常簡單，只有主人才有權告訴僕人做什麼?而不是僕人命令主人做什麼!
第四、他們不相信國家。
美國的國父們主要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設計國家制度：縱向是聯邦自治，橫向是三權分立。
美國國家的制度設計，雖然強化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但同時對州權做了非常高度的保留。
橫向方面，他們認爲，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互相獨立與牽制，是制約權力不被濫用的最佳保障。
縱向方面，他們不相信統一的聯邦。他們支持州政府的一切權利，把州政府當作管理內部事務最有效的行政機關，以及抵制專制傾向的最可靠保障。
第五、他們不相信民主。
從啓蒙運動中走來的美國國父們，應該認同民智，可他們卻對這一理念嗤之以鼻，並毫不客氣的指出：人民終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寄生蟲和馬屁精的欺騙，受那些野心家和貪污犯的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之人的矇蔽，受那些巧取豪奪之人的耍弄。如果人民在如此之多的幹擾下還不會犯錯，那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神話。
歷史的經驗告誡了美國的國父們：表面主張民權之徒，走的實爲專制之路。顛覆共和的民賊，政治生涯伊始時，都曾討好百姓。他們以蠱惑家開局，最終以專制者收場。
所以美國的國父們，借鑑了古羅馬共和政體的思想，在各個政治因素之間尋求平衡。比如，平衡聯邦權與州權，平衡公民自由與政府力量，平衡人民主權與精英治理等等。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制定憲法都是重大的政治機遇。甚至不客氣的說，一個國家只有一次機會。一個民族能否把握這個機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政治精英的政治能力。
美國的制憲時刻，就如同上帝把國家再造的機會交到了人的手上。1787年，美國國父們的密謀，毫無疑問是人類政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迄今爲止，人類只要討論制度的建構就無法迴避它。
是沉溺於美輪美奐的宏大口號，還是開展切實可行的制度建構，這纔是一個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