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規則者，最先得利”
一
一個人的過去，往往潛藏着其未來選擇的蛛絲馬跡。
因此，改變一個人是很難的。
這難，便是由他過往人生的經歷、故事、得失、榮辱、心酸、悲苦和愉逸所共同築就的一座城，任爾東西南北風，它自堅固無比。
王安石拜相後何以判若兩人，以至於知己舊友一個個遠離他，“諸賢盡不從”，乃至與其反目成仇?
這恐怕還要從宋仁宗時代講起。王安石這位後來在神宗朝簡直可以呼風喚雨，乃至左右宋王朝走向的“兩宋第一改革者”，在宋仁宗時代，則可謂是生不逢時，屢屢碰壁。
在很多事情上，我們分明能感受到，王安石和宋仁宗不是一種人，兩個人對政治、權力、治國理政等事務的理解，可以說是鑿枘不合。
講一件嘉佑六年(1061年)的小事：
這一年，宋仁宗決定開設一場制舉考試。宋朝的制舉考試是一種君主下詔特殊安排的考試，這種考試比普通的貢舉考試要難很多，而且考試地點就在皇宮，主考官就是皇帝本人，即”御試“。
這一年的制舉考試，有一個主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聽名字也知道，這是皇帝希望籍此選拔敢言有識之士。這一年皇帝出的考題，用一句話概括就是：
如今國家面對種種的問題和困頓，你覺得該怎麼辦?
考試完畢，閱卷的時候，滿朝大臣卻因其中的一張卷子吵翻了天。因爲大臣們發現，有個膽大包天的考生，在答題時把仁宗皇帝、中書宰輔全都狠狠地罵了一通，而且罵的相當“髒”。
面對如此狂悖的考生，大臣們形成了旗幟鮮明的兩派：
一派認爲，這樣的考生目無君上、罪爲大逆，定不能用。
另一派則認爲，這個考生才華出衆，正色敢言，“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
臣僚們對此張考卷爭執不休，事情一直鬧到仁宗皇帝那裏。宋仁宗閱卷之後，說了這樣一句話：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
意思就是，分明是我自己向天下士子求真言的，如今真的有考生以直言斥弊政，如果因此貶黜他，那天下人該怎麼看我?
仁宗皇帝最終決定留用這個瘋狂“詆譭”自己的考生，而且給了一個不錯的成績。
北宋的制舉考試，成績分五等，不過一等、二等是個幌子，從來不給任何人，所以實際上考試的前三名分別是：第三等、第四等和第五等。
這位大罵皇帝宰相的考生，獲得了第四等次的成績，他的名字叫蘇轍。那次考試獲得第一名(即實際第三等)的考生，是他的哥哥，蘇軾。
年輕的王安石非常看不慣蘇轍的狂悖，認爲他“專攻人主”，實在是別有用心。那時他的官職是知制誥，按規定，留用考生的任命狀書應該由知制誥來起草，但王安石堅決拒絕給蘇轍這樣的人起草任命書，誓死不從。
此時宋仁宗的寬容再一次顯現出來，面對王安石拒不起草任命書的任性，仁宗也不生氣，只是換了另一位知制誥來起草蘇轍的任命狀。
宋仁宗有“兩宋第一明君”的美譽，與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帝王相比，宋仁宗的確稱得上是一位寬仁大度，胸懷明月的皇帝。
但所謂“寬仁大度”，其實還存在另一種看待視角，就是“軟弱拘儒、徘徊猶豫、瞻前慮後”。
仁宗是許許多多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千古聖君”，但我想，王安石內心未必會這麼看。
比如，面對重大決策常常躊躇不決的仁宗皇帝，王安石就此專門給皇帝上過奏疏，這封奏摺的核心意思，就是說您作爲皇帝不能總一副“深拱淵默”的姿態，放任諫官、御史動不動批評皇帝，彈劾中書重臣;重要事項皇帝得自己拿主意，遇事別動輒集體商議;皇帝應該收回“威福之柄”，不能讓宰相和中書掌握那麼大的權力……
王安石心中帝王，應該是一位乾綱獨斷，殺伐果斷，不怒自威的皇帝。王安石所崇拜和嚮往的權力者，顯然是那種緊握權柄，生殺予奪說一不二的強硬派。
這倒解釋了，爲何王安石在人微言輕時，屢屢上書說朝廷應該廣開言路，用君子棄小人，而拜相之後，大權在握，卻馬上板起面孔，對“變法的反對派”們狠心狠手，冷酷薄情。
因爲經歷過范仲淹“慶曆新政”的王安石，確實曾經親眼目睹了，仁宗朝皇帝與宰輔如何被御史、諫官緊緊捆住手腳，因爲他見證了當年改革者所面臨的上下交困，也因爲他曾經親身經歷了改革舉措被羣而攻之，無可奈何的窘境。
二
王安石進入中書成爲宰相之後，對批評和反對自己變法主張的人，實施了雷厲風行的罷黜。
後來朱熹評價拜相後的王安石，說他“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這期間王安石的所做作爲，可參見我之前寫的另一篇文章《拜相之後，“開明派”王安石何以變成了自己最厭惡的模樣?》)。
王安石之所以能夠明火執仗地“排擯忠直”，核心的倚仗是獲得了宋神宗的信任與支持。
事實上，神宗皇帝對王安石在大宋朝堂上所掀起的“權術風暴”採取了默許乃至鼓勵的態度。
這不僅僅是因爲皇帝對王安石才能的欣賞，也不僅僅是因爲皇帝對新法的斂財效果感到滿意，另一個隱祕的緣由是：
皇帝本身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權力，以及更多的自由。
歷史上真實的皇帝，其實並不像如今爽文短劇中刻畫的那般一言九鼎、唯我獨尊、無拘無束。
實際上，當一個好皇帝並不容易。尤其在北宋，方方面面給皇帝設置的條條框框非常多，遑論軍政改革這類的國家大事，就連很多芝麻大點的小事，皇帝也不得自由，動不動就會被御史諫官上疏規勸嘲諷一番，甚至被諫官貼臉開罵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仁宗皇帝在位時，老將王德用在民間遇到兩名絕色美女，他就把這兩個美人進獻給了皇帝。王德用倒不是一位阿諛逢迎的人，衆所周知，仁宗皇帝一直沒有兒子，滿朝文武對這件事都挺憂心的，王將軍進獻美女的初衷，很可能是婉轉地勸慰一下仁宗帝：
這倆美人姿色絕代，要不您再努努力呢?
古代帝王，可以合法地坐擁後宮佳麗三千，按理說這實在不算一件值得討論的事，但當時的諫官王素還是直接找到仁宗，詰問是不是有這件事?
仁宗承認確有此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
堂堂君王，這已經是商量的口吻，但王素不依不饒，開始給皇帝輸出大道理。
仁宗無奈之下，只能把這兩名美人遣出宮，各賞了三百貫錢。爲此，仁宗皇帝還掉了眼淚，這眼淚，固然有對美人離去的惋惜，但恐怕更多是無可奈何的滋味。
宋神宗雖然比仁宗更任性，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也同樣是千萬條，神宗皇帝就曾對臣子感嘆：
“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
所以，當王安石將那些直言不諱、納忠效信的諫官御史一個個罷黜之後，神宗皇帝的身心自然也是舒暢的。
有宋一代，所謂的“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聽起來海清河晏，其實非常依仗一個異常脆弱的平衡機制。
這個脆弱的平衡機制，是捆在皇權之上的兩條繩索：
第一條是天道、法祖，即以“天命”和祖宗成法約束皇帝，天命不可違，你祖宗的話，你這個孫子應該聽啊。
第二條是御史臺諫對皇權、相權的監督、諫諍，這些諫官的工作，就是專門糾繩皇帝和宰相的過失妄爲。
對第二條繩索，前文已有闡述，王安石上任之後，迅速完成了對御史臺諫官員的“大清洗、大換血”，新的臺諫官都是攀附、認同王安石變法理唸的人。
很快，御史臺諫從以前可以“風聞言事”，即可以根據沒有證據的傳言進行彈劾和進諫，發展到禁止“越職言事”，即言官不能批評謗議自己職責之外的事情。
如果說仁宗朝是“百花齊放”，到了神宗一朝，朝堂之上便只有王氏“一花獨豔”了，政治風氣的崩壞程度，猶如斷崖。
而王安石，正是打破這一平衡的始作俑者，他破壞了自仁宗以來“寬容政治”的共識。
對於那第一條天命和祖宗成法擰成的繩子，王安石發表了每一箇中學生都熟記的驚天之言：
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什麼天道、祖宗、人言，都不必認真對待，統統都是文人士大夫扯的狗屁，哥們兒，你是皇帝啊!做你自己!你是光，你是電，你是唯一的神話，你可以爲所欲爲啊!
對皇帝的慾望、野心和志向，王安石採取了迎合的態度，對繩檢皇權和相權的鎖鏈，王安石以強力將其剪斷，面對這些做法，神宗怎麼可能不歡喜，不快意，不舒服呢?
可以說，放任皇權的任性，打破皇權、相權和文官集團的平衡狀態，是王安石主政時期的大敗筆——其對北宋王朝的影響之惡劣，遠勝於變法的強力施行，以及對民間的戕害。
君王乾綱獨斷之下，必然是御史臺諫萬馬齊喑。
短時間內，確實顯得高效，變法措施推的快，成果出的快，乍一看成績斐然。
但，這一切是以犧牲了王朝內部的糾偏和制衡機製爲代價的。
當皇權與文官集團相互制衡的脆弱狀態被打破，皇權獲得了近乎無限的自由，那寬容的政治氣氛必然已經轉爲偏狹與專制。
由此，臺諫制度已名存實亡，甚至演變成了黨同伐異的政治工具，劣幣開始驅逐良幣。
順從的、工具性的“新官僚”開始大規模上臺，他們服從、高效，只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政治風氣頹然大壞。
三
在清除異己的同時，王安石還在大力推進“一道德以同俗”。
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一派所撰寫的《三經新義》，竟取代了儒家經典，成爲了官學教材和科舉考試的標準讀本。
所謂“一道德”，其實就是一切以“王安石之學”爲準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你要麼迎合我，跟着我王安石的路線走，要麼就給我滾蛋。
這場漫長的“統一思想”運動，王安石一直推行到自己下臺的最後一天。
多年之後，蘇軾這樣評價王安石的所作所爲：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
翻譯成普通話就是：
文字、思想、理論的衰弊，從未像今天這般糟糕。而這衰弊的源頭，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文字、哲學、理念，未必不好，但他的禍患在於，喜歡讓別人和自己一樣，容不得其他學派的聲音。
王安石“一道德”之下的學術文化，並不鼓勵多元性和多樣化。
後來蘇軾還形象地比喻：“王氏之學，正如脫槧”。
“脫槧”的意思，就是都是根據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千人一面，千文一腔，毫無個性，毫無思想，只有跟隨與順從。
實際上，這正是宰相王安石在變法之後，所着力追求的政治生態——不要思考，不要疑惑，不要提問，不要否定，不要抗爭，只要執行和結果。
四
談到王安石變法，北大歷史系教授趙冬梅有這樣的觀點：
“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這一觀點，其實與南宋高宗的看法一致，宋高宗評價王安石變法時曾說：
“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
面對這些指責，王安石或許可以狡辯說，雖然我排斥異己，堵塞言路，以雷霆手段推行新法，但我沒有私心，我的初衷是爲了國家好，我變法的目的是爲了富國強邦。
這話或許不假，王安石變法，也確實沒有爲自己斂財，但是——
目的很重要，可爲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程序，同樣很重要。
古今中外，有許許多多的人間慘劇，究其源頭，往往會發現一個“良善的願景”。
爲了抵達某個想象中良善光明的願景，而放棄了寬容、法治和程序的正義，乃至動作、手段逐漸變形、扭曲，直至失控，那個想象中曾經無比美好的願景，往往會變成現實中最恐怖的噩夢。
所以後來哈耶克寫道：
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善良的願望鋪就的。
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古今褒貶不一，譭譽參半。
將北宋滅亡，全部歸罪於荊公，顯然不客觀，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但自王安石爲迅速推行變法，與神宗腹心相照地清除異己、打壓御史諫官之後，北宋朝堂一改仁宗時代寬和包容的政治風氣，羣臣之間羅織構陷、黨同伐異此起彼伏，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古往今來，世道的崩壞，往往都有一個相似的現實表徵：
就是正直良善的人因爲形勢所迫，而逐漸閉嘴，“莫談國事”。
大宋世道的頹弊危辱之風氣，就是從“尊崇信奉”安石之學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