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胡鑫宇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對青少年自殺問題的關注。先放下許多近乎於陰謀論的爭議，青少年自殺問題早該引發全社會的關心。
根據WHO發佈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有約10萬人死於自殺。根據《經濟學人》等的統計，我們的青少年自殺率在世界範圍內也居於前列。自殺已經成爲15-34歲人羣的主要死因之一。平均每十分鐘就有2人自殺死亡，8人自殺未遂，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
但另一面，該問題在國內卻諱莫如深。這顯然是個不可能知道確切統計數據，很難追責，很難切實追問原因的領域。當然，任何問題走入這個境地，也幾乎就是一個不可能被解決的問題了。
青少年自殺問題很難輕易總結出單一原因，不管是歸因於父母、學校或任何組織。當自殺成爲如此顯著且大規模的社會現象，上述任何一個方面都很難單獨構成。
胡鑫宇的悲劇不過是這場社會失序的巨浪中，被拋出浪尖的一個極端例子。在浪濤之下，是深埋於社會複雜結構中的機理，今天我們很難就這個問題輕易得出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法，不過探入這個問題，卻是重要的第一步。
01.
真實社會中的青少年自殺
就在事件之後，北京市社會心理工作聯合會發佈了一封信《胡鑫宇，請給心理指導師五分鐘》，引發全網震動。這封高考作文風格的信，混合着毫無意義的道德高調，直觀的情感綁架，對名作名言的空洞引用，讓網友直呼“看了就想死”。
但這封信卻照應出一種“真相”，我們可以從這封信中一窺社會的“實然”現狀，就是社會上並沒有實質自殺幹預的能力。我們可以簡單將青少年自殺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引發自殺念頭和行動的成因，二是對青少年自殺的幹預。
我們也該清醒地意識到一種風險，良性的自殺幹預確實會在問題發生後起到挽救作用，但劣質的幹預非但無法起到問題的緩和，還會像上述這封信一樣，可能讓自殺問題加劇。
這是一個簡明的事實，青少年自殺問題，絕不是呼籲“多重視”、“多幹預”就可以緩解的。“亂重視”和“亂幹預”不僅不會緩和問題，反而會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這就是所謂“真實社會”視角的一個簡要方面，我們的一切認識和分析，呼籲和主張，不能建立在幻想中的全能社會上，而要意識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真實殘破的社會：部分心理工作者意識和能力的低下，父母對處理情緒問題缺乏足夠支撐，也缺乏精力和耐心，學校風聲鶴唳不願擔責，還有無數問題。
舉幾個最簡單的例子，提到青少年自殺問題，我們總是埋怨父母對孩子不夠理解包容、不夠耐心支持，但現在面對中考分流和高考的壓力，縣中模式席捲全國，而爲了提高升學成績，縣中模式大多采取寄宿制，這天然地隔絕了父母對子女支持的可能，在這樣的學校管理模式下，何談父母對子女的照顧？
《鼕鼕的假期》
再說到很多人建議學校加強心理健康老師對學生的支持，且不說全國到底有多少人有足夠的能力擔此重任，或各個學校有多少資源資金可以投入到心理健康老師中。
就單說這個職位本身，既然設置這個職位，真正介入學生心理健康，就肯定要爲結果負責，當學校和社會正批量化地製造千瘡百孔的學生，所有壓力都被壓到這個心理健康老師的身上，而他可能會爲發生的極端事件負責，承受家長問責，遭受社會輿論的抨擊，這個燙手的職位，又有幾個人敢去擔任呢？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結構”問題的真實性，青少年自殺問題，背後的成因是社會整體的，是與制度、文化、技術、管理高度整合的。面對如此巨大的重擔，任何單獨的家長、心理健康老師、社會機構，其本身精力、資源、知識、技術、意志力都是有限的，我們這個社會如何有限，這些社會主體就會同樣面對此種限度，都不可能單獨面對和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真實情況，即社會根本不具備足夠幹預青少年自殺問題的能力，呼籲“重視”和“介入”，既可能不會引發真正的行動，還可能帶來更多衍生問題。僅僅對“應該如何”的呼籲，不足以真正緩解青少年自殺問題的困境，我們需要進入這個問題的深處。
02.
再溯塗爾幹《自殺論》
現在回到上面兩個問題的第一個，即“引發自殺念頭的行動和成因”，這種歸因討論網上有很多，歸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是一大類，歸咎於學校和教育升學體制的也不少。同樣，有人歸咎於西方思想和意識形態，認爲“西化”是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有人歸咎於手機、短視頻和遊戲。
面對生死問題，我們只需要很短的演繹，就可以把日常的偏見都裝進去。這種琳琅滿目的分析，恐怕無法讓我們真正認識這個問題。當然可能最有效的途徑是回到塗爾幹和他的不朽名著《自殺論》，相信我們可以從中找到這個問題的關隘。
這決不僅僅關涉“自殺”，背後站着的是我們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因爲幸運，還未被逼到邊界，但已然感受到疼痛的個體。
A.個體與社會
自殺，作爲個體對自己存在的終極否定手段。理解它既需要一定的理論框架，也需要歷史情境。古典時代的自殺，與現代自殺，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現象。
《史記》與《左傳》中有數量龐大，又具有代表性的自殺敘事，但那其中人物自殺的動機，都令今人費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記・魏公子列傳》中信陵君的門客侯贏。他在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竊符救趙的計策爲他所策劃。但他在信陵君出發踐行此計後，直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他自殺的原因，甚至成爲一個需要解釋的歷史“公案”。
《夜以繼日》
不必牽涉太遠，我們繼續着眼在現代自殺的特殊性。其實就在我就讀初高中的時候，同樣面對很高的升學壓力，學校嚴格的規訓。但在那個時候，其實關注心理感受，進而考慮到終結生命的，比現在少很多。
差別絕對不在那個年代的人比較堅強，而今天的人比較脆弱，很多人會將這個問題解釋爲“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這當然是傲慢而錯誤的。
這其中折射出的“現代”問題，是個體意識的萌發，在塗爾幹的作品中，他所舉的例子是新教信徒自殺比例高於天主教徒。箇中道理並不複雜，越是現代個體，對其自主性、個體性的要求就越高，也越是敏感和關注自己的感受。因而在完全服從於某種外部規範的背景下，帶來的壓力與問題也就越多。
我們個體性的逐漸覺醒，重合商業經濟加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這一代學生，比起我上初高中的時候，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自我敏感和對主體性的期待和要求，實屬正常。
這是社會的自然進步，不是退步，更不可能走回頭路。我們不能說，“現在的學生服從性太差，對自我感受太敏感，不夠堅強”。因爲在現代社會，該問題的另一面就是類似自驅力的增強，對自我成就的要求增高，背後帶來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也不是過去社會可比的，這是社會真正發展的核心動能。
這不是問題的完整解釋，而僅僅是解釋的開始，在塗爾幹的論述中，這種“個人主義”的現代個體，就面對着他生活與生命的根本張力：個體與社會。
最簡單地說明塗爾幹的意思，是說現代“個人主義”的個體，需要以個體認可的方式參與和整合在社會之中。首先人不能爲自己而活，只能活在具有整合性價值和規制的社會之中；但現代個體又不能完全放棄自我，進入被逼迫的境地，這同樣導致自殺。
塗爾幹就是在個體與社會的這組張力中，來論述自殺問題的。
B.個體與社會語境下的三種自殺
在這個語境下，他將自殺分爲三種。
第一種是個體意識過強的自殺，在個人主義極端興盛的社會中，一切社會整合都被壓抑，集體目標、集體行動、集體價值不再被接受。但處於巨大社會中的個體，其實根本無法在其中尋找到個體行動的目標和價值，這個問題大概在今天被人們稱爲“存在性焦慮”，會導致人的虛無和脆弱。
第二種是社會整合過度的自殺。在與上面的情況完全相反的社會中，個體需要無個性的，甚至是掩蓋和壓抑個性地融入社會，個體生活在這種社會完全視爲無用。爲集體獻出生命被歌頌，個體漠視自己的生命，也漠視他人的生命。同樣會導致人的脆弱。
第三種既非個體過盛，也非社會過盛，而涉及到社會規制過程。將個體的計劃和欲求，整合進社會的過程中，既有價值觀的共通，目標的共有，也存在具體實在的社會規範。不管是從事商業的，或是任何社會分工與職能的，都在一定的社會制度、法律、組織的結構中進行。
《奧斯陸，8月31日》
但如果社會高速且無序地變化，個體容易無所適從，無法充分理解和預期社會規制對他造成的影響，就形成塗爾幹典型的“社會失範”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會導致脆弱。
在這種脆弱而喪失支持的情況下，即便是一個很小的挫折，也是足夠導致自殺行爲發生的。
因此在個體與社會張力的這一組極具現代性的語境下，以個體如何適應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製爲視角，我們將自殺分爲這三類。
第一類比較典型地體現了北歐社會的情況，第二類讓我想起庫布里克電影《全金屬外殼》中沒有撐過新兵訓練營的派爾（Pyle），而第三種則出現在典型的社會動盪劇變，經濟危機發生之後，社會範式轉變之時。
那麼衚衕學以及他代表的學生羣體，符合其中哪種，或哪幾種的綜合，我想結論是一目瞭然的。
03.
塗爾幹視野的重要性
爲何要以塗爾幹的方式理解自殺，而不是我們尋常所言之“個體感受”的方式？尋常來講，我們對自殺的理解是“痛苦/刺激-反應”模式，人因爲痛苦而自殺，人受到刺激而自殺。
這條路徑走到極端，便會追求對人“刺激”的減少，甚至到對“自殺”對“死”避而不談的地步，彷彿只要少談論，少觸碰，就會少自殺。並認爲對自殺事件的關注和討論會導致模仿自殺的現象。
這種“痛苦/刺激 – 反應”的模式在實證上已經被從多方面證僞，比如自殺模仿這樣一種“合乎直覺”的現象，在2015年就有一篇名爲《Bringing Anomie Back In: Exceptional Events and Excess Suicide》的論文予以駁斥。
《陽光普照》
一種思路和視角，對應着問題的解決方法，當我們把自殺理解爲“痛苦/刺激-反應”的模式，能做的自然是脫離痛苦，或對痛苦給予安慰。從羣體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進行“風險排查”，找到處於“痛苦”狀態的人，給予安慰和紓解，這都合乎直覺，但合乎直覺的東西不一定正確，不一定有用。
在“真實”社會中，我們可以想象一次在學校中的“風險排查”，例如使用量表的方式找到了有抑鬱症“風險”的學生，一般會如何處理呢？我想多半會是讓他直接休學，學校擺脫風險爲主吧。從上述模式裏，這個學生就離開了高壓學業的直接“刺激”，豈不就進入到了安全的狀態？
但從塗爾幹的“個體與社會”語境中，學齡段的少年被排除出學校體系，如果家長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精力對其進行照顧，這是否會導致他社會化的水平更低，在中期埋藏下更多風險呢？
這就是“痛苦/刺激-反應”模式在理解自殺問題上的缺陷，其解法合乎直覺的是“脫離刺激”，安慰痛苦。但一個人真的可以脫離社會建制嗎？他在什麼條件下，纔可能得到合適的安慰呢？請注意，這兩件事，都是有機運和成本的，甚至需要不低的機運和成本，才能完成脫離，得到安慰。
不僅如此，“痛苦/刺激-反應”模式總是讓我們想問，爲什麼其他人在面臨同樣壓力和痛苦下就沒有這樣脆弱的傾向呢？因而很多時候老師、學校、家長會在學生遭遇困境時，反過來責備這個學生抗壓力差，過於敏感。面臨這樣的差異，彷彿除了“先天要素”，無法找到其他解釋。
環境、制度的問題被“先天痛苦承受能力”壓抑，那家長和老師是否可以認爲自己“運氣差”，遭遇到了一位先天更脆弱的學生？這個視角我想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在這裏，我們可以面對這個嚴肅的問題了。自然介入真的有用嗎？這就像當一個人已經罹患絕症，其實治癒的機會不高。當一個人已經產生決絕的自殺傾向進而產生行爲時，我們能做的到底有多少？休學就可以好？喫藥就可以好？介入和監控他的人際和社交媒體使用就能好，而不是因爲這樣的過度介入導致其更嚴重的自殺意願？
說到底，到這個處境下，大多數家長除了將學生帶到精神科醫生那裏去獲得一堆藥物外，還有什麼是社會中廣泛可行的手段。當自殺的決定已經產生時，介入已經太晚，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是減少念頭和行動的發生。
回到我們最開始分析的兩個問題：一是引發自殺念頭和行動的成因，二是對青少年自殺的幹預。對於社會中每個人而言，我們總認爲只能做後者，前者代表的是系統性的，社會性的結構和制度，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無法改變。因而唯一有意義就是找到並發現自殺傾向，並及時幹預。
但這種想法是不是就是問題所在？當我們都無法直面，無法討論真正問題時，這本身是不是就是自殺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即，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被我們漠視、放棄和避開，因而社會中的個體被逼迫到否定自己存在的地步。
個體被逼到這一步，之前的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無法回應，到這裏又有什麼可介入的呢？
《陽光普照》
當我們將孩子送進一間以嚴密KPI驅動的巨大縣中，在密集的課程和考試中，在末位淘汰和每月一次分班的逼迫下，孩子與父母區隔，以電話做聊勝於無的聯繫。在這個背景下，家長又能如何監控和發現風險？
反過來說，過度擔憂，笨拙地對普通的不快樂進行介入，甚至用藥，是否在發明更多新的，更嚴重的問題。我們如何培養能夠匹配當前社會規模的合格的精神科醫生和家長呢？
還是問題根本就出在縣中體制和中考分流。落實12年制義務教育，限制縣中模式的發展，多樣化辦學體系，打破對升學和學歷授予體系的壟斷，會不會纔是解決青少年自殺問題的方法？
尾聲.
因此這篇文章呼喚換個視角看問題，不要讓社會問題被心理問題掩蓋。我們其實很容易發現一個共通的問題背景，導致上述教育體系改革無法落實和推動的原因，與文章最初的那篇高考作文一樣心理疏導文章的出現，以及其背後機構的運營，是否有類似的原因？讓各學校可以開展“風險排查”，並粗暴進行休學停學，將責任完全壓給家庭的原因，又是否類似？
如果真有，那這個原因當然就是青少年自殺問題的社會歸因，和其可以得到緩解的真正方向了。如果對這個問題，你的答案是，我們做不了，我們無法改變，那麼很遺憾，青少年高自殺率便成爲這個社會的一種命運。
而家長的介入，精神科的藥物，甚至是社會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視這種虛幻的文化進步，都不過是紙面上的“方法”，或者只是少數家庭可以承擔和負擔的幸運。
我們更有可能獲得的，要麼是漠視和問題的延續，所有人繼續諱莫如深；要麼是一場大張旗鼓的“精神衛生”排查，後者顯然更令人恐懼。
青少年自殺不是一種“病理學”的問題，而是一種“時代病”，是一個“教育問題”，而非一個“生理問題”。我想當我們都敢於討論，敢於直面這個問題的時候，真正的緩解纔開始進行。
*本文原名《一個嚴肅的問題——自殺》，聲明：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臺立場，歡迎提供不同意見的討論。編輯：蘇小七，監製：貓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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