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小鎮
中國的小提琴70%來自江蘇黃橋;淡水珍珠80%來自浙江山下湖;羽毛球55%來自浙江江山;工業刷70%來自安徽源潭。這些了不起的小鎮所創造的產業奇蹟。我們很好奇，這些奇蹟是如何發生的?它與中國經濟的關聯是什麼?
當我們進入這些小鎮後，看到了一些比數據更直觀、更有趣的場面。比如在江蘇省泰興市黃橋鎮，記者黃子懿第一次觀摩小提琴的製作過程，他首先聯想到的竟然是烤鴨。
“那是一道噴漆的環節。一排排已做好的白坯小提琴被高掛在流動的牽引鉤具上，鉤具插入小提琴優雅的琴頭，小提琴的身形宛若一隻只被懸空吊起的鴨子，整齊劃一地被機器集體運送到噴漆的車間。通過中控烘烤後，它們要在一個油漆廢水池的上面，輪流迎接一個柱子般的噴漆工具，柱子上下抽動着噴出一層水霧，白坯狀的小提琴就這樣被刷上了一層淡黃色的底漆，初步具備了一隻烤鴨的模樣。”批量化的生產方式，讓小提琴的製作活像一隻只烤鴨的烤制過程，也讓黃橋這個小鎮成爲“中國提琴產業之都”， 佔到了全國提琴產量的70%、全球總量的30%以上。
而在浙江諸暨市山下湖鎮，最讓我這樣的初次到訪者感到震撼的一定是那個佔地數千畝的珍珠交易市場——華東國際珠寶城，用“珍珠的海洋”來形容這裏一點也不爲過。人在裏面徜徉，目光所及，無不是燦燦珠光。這裏的珍珠既有像大城市商場那樣做成飾品擺在櫃檯售賣，更多的則像菜市場一樣，一捆一捆或者一桶一桶地掛在架子上、堆在玻璃櫥窗裏，等人來揀選。這裏珍珠的品類五花八門，最貴的是進口的海水珍珠，價格低一點的是國產的淡水珍珠。白色爲主流，還有黑、金、紫、粉⋯⋯但白色又分爲好多種，亮白、冷白、暖白、白裏透紅、白裏帶粉，盯着看久了，會讓人產生一種白色眩暈。
在這一期的小鎮封面當中，我們延續了以往的思路——以產業切入，來觀察小鎮社會。無論是浙江的珍珠小鎮、羽毛球小鎮，還是江蘇的小提琴小鎮、安徽的刷子小鎮，都是經過時間沖刷，最終在某個細分產業上扎穩了腳步的成功案例。儘管仍然面臨內外部的各種挑戰與衝擊，這些小鎮在當下的經濟環境中，仍然是非常幸運的。
它們的經驗當然能爲很多地方提供某種啓發，但我們並不認爲它們的成功可以被完全照搬、複製。因爲只要深入進去，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小鎮的奇蹟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長時間的產業積累、對市場的開放包容、政策上的突破創新等多重因素疊加所得。過去幾年，地方政府耗費大量資金，違背市場規律而打造的所謂特色小鎮，失敗案例比比皆是，從反面說明瞭這一點。
那麼，市場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它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在抽象的經濟學理論中讀到過不同的解釋，但在小鎮上的採訪似乎可以給我們提供另一種答案。比如對於山下湖人來說，市場既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自發生長於民間，是一個不斷開創、升級的過程。自從發現了養珍珠帶來的巨大收益後，他們就在四處尋找市場，去杭州、去上海，後來又去廣州，到香港。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珍珠仍屬於統購統銷的產品，私自販賣屬於投機倒把，會有牢獄之災。但山下湖人一批又一批地坐上了去廣州的火車。華東國際珠寶城的董事長何建良回憶說，那時候買了火車票後，得繞過檢票的閘口，從軌道另一頭摸上站臺，爬進車廂，就像鐵道遊擊隊一樣。“就是怕檢查啊，每個人身上都帶了珠子，10斤、20斤，用麻袋裝着，綁在身上。”
他們有一次去福州賣珍珠，住在閩江飯店，晚上12點多，當地的工商和公安人員啪地一下子衝進來，把他們堵在了房間裏，那場面像抓毒品販一樣。後來，山下湖人還自己創辦了市場，從在山頂躲躲藏藏的毛竹棚開始，到鐵架子搭的集貿市場，再到鎮政府對面的鋼筋混凝土大樓和如今的珠寶城，珍珠交易市場完成了六次升級，將山下湖推向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珍珠集散地。
顯然，在和大城市相比，小鎮的區位條件並不佔優，但他們總能通過別的方式彌補這一弱點。記者劉暢去的安徽潛山源潭鎮，是一個地處三省交界地帶的偏遠小鎮，他們能成爲工業刷的集中地，和早年一羣跑市場的“揹包客”分不開。“那時他們坐大巴車倒火車來到廣東，在工廠周邊租下酒店，找來電話簿，挨家挨戶問有沒有買刷子的需求。他們常年在酒店租住。從大巴車一直到酒店，百十號人全是同鄉，總共近千人，有事在酒店一起商量。”“揹包客”們的足跡也沿着鐵路線，一路跑到了東北、內蒙古、新疆，遍佈全國，也將源潭的刷子賣到了全國。
每個成功的產業小鎮，都離不開一羣這樣有開創精神，能夠喫苦耐勞的人。他們做事的方法雖然粗糲，實用至上，但靈活多變，嗅覺也異常敏銳。記者吳麗瑋採訪了江山市規模最大的羽毛球生產企業航宇體育的創始人周建軍，在鎮裏做過供銷科長的他，爲了看羽毛球的球託是怎麼生產出來的，在潮汕待了一個月，偷師學藝，趁別人午休的時候，把他們的磨頭機拆開了看。光憑腦子記，回來之後找到農機廠，把圖紙畫下來，用PVC板做模具，現組裝一臺機器出來。”爲了獲得一家客戶的聯繫方式，他跑到別人財務會計的辦公室，偷看到了壓在玻璃下的名片。
1992年，安徽源潭的一個老闆到佛山談生意時，中午在辦公室休息，他看到桌邊的報紙印着一條消息，標題是《“環衛工人的福音”——廣深高速公路已從德國引進一輛專業掃路車》，他意識到掃路車肯定會配套掃路刷，而掃路車未來必是全國普及，從而把環衛刷的生產引進了當地。如今，源潭鎮上的每家刷業老闆接待客戶時，都會說自己任何產品都做，接下單後，再找其他工廠代工，形成錯綜的網絡。
此外，在我們探訪的羽毛球廠、珍珠加工廠、小提琴作坊和刷子廠，都能發現一羣女性勞動者的身影。她們通常是從周邊村鎮或者外地過來，小鎮的工廠雖然收入不高，但工作方式也比較靈活，可以讓她們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孩子。一些小鎮的企業還允許許工人中途出去照看家庭事務，等忙完再回來繼續工作。
這些女工也是小鎮產業集聚的一大優勢，長時間的工作積累，使她們成爲最爲寶貴的熟練工人。比如羽毛球生產要做試打測試以檢驗羽毛球的穩定性。吳麗瑋看到，在試打機旁站着的通常都是女工，她們一個個都身手不凡，能準確的判斷羽毛球在空中飛行的軌跡是否有異樣，而且一抬手就能用手裏的網兜將大力抽射出的球穩穩撈過來，看起來都是隱藏的羽毛球高手。山下湖的挑珠工人也大多以女性爲主，她們可以一邊戴着耳機聽自己聽音樂、聽書，一邊把讓人看花眼的珍珠分成三六九等。這項工作並不容易，但有的人一干就是上十年。
2023年，中國城鎮化率超過66%，而本世紀初，2000年，這個數字是36%。20多年裏，數億人口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在官方統計中，中國的城市化叫作城鎮化，把鎮一級的人口列入其中。而過去幾十年，全國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路徑都是分梯次、分步驟的，人們從鎮、縣、到市，以及更大的市，通常是依據個人或家庭經濟能力的強弱而選擇不同的落腳點。小鎮的存在，既是城市化的中轉站，也爲經濟資源上相對弱勢的羣體提供了兜底。所以，在這場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中，小鎮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在將來，它還能發揮哪些功能，正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
縱觀全國，2萬多個鄉鎮一級行政單位，像江浙、華南一帶的這種產業小鎮當然屬於少數，在我們的認知裏，更多小鎮的命運是經濟凋敝、人口流失，並有可能在建制上最終被合併或消亡。不過，小鎮連接着如此廣闊的地域和人口，我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住進城市，留下來的人們更需要小鎮的存在。對人們的生活而言，小鎮不單單是一個行政單元，更是介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一個生活空間，這裏應該有商業、有基層政府、有基本的公共服務。在農村人口加速流失和空心化的背景下，鄉鎮可以說就是很多人獲取基本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的唯一渠道。當就業形勢不好的時候，如果一個小鎮能有自己的產業，商業經營可以保持一定的活躍度，居民可以獲得工作機會，改善收入，社會矛盾也將更加緩和。
如果說鄉村是熟人社會，城市是陌生人社會，那麼介於兩者之間的小鎮或許提供的是一種半熟人空間。所以，小鎮的問題也是一個社區議題，對基層政府和民間社會都提出了考驗。尤其是基層政府，如何處理好與市場的關係，如何形成良好的治理氛圍，也是個需要智慧的問題。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浙江省江山市獲得了一個火炬手名額，趙江平說，很多地方都是體育局局長去當火炬手，但他把這個機會讓給了當地產業龍頭航宇體育。航宇派出了年輕有活力的高管周建榮，“火炬剛傳遞完，航宇就把周建榮舉着火炬的照片做成了包裝紙，印在球筒上，那一年也是它們的銷量上漲最快的一年。
在發展良好的產業小鎮，通常都建立起了行業和產業協會或者青年聯盟等各種組織。這些組織有時候可能流於形式，但有時候則能在推動產業發展和協調各方面利益上發揮出巨大的作用。疫情之後的這幾年，因爲珍珠市場的爆發，山下湖鎮從原來的不到2萬常住人口，如今已經超過4萬人。大量湧入的人口和更加活躍的產業，讓鎮政府應付不暇，公共服務體系也難以跟上發展的節奏。在山下湖創立了20年的浙江省珍珠行業協會在其中的角色就越來越重要。他們在珠寶城常駐了五六個工作人員，接待大量的諮詢、糾紛調解和事務辦理工作，有時也要幫外地商戶、創業者解決子女就學的問題。協會的優勢在於，他們聯繫的企業資源多，每年都會給鎮上的學校、醫院、養老院、老年食堂等處捐款捐物，很多事情由他們出面協調就好辦得多。
長期關注人口流動政策的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認爲，與這些成功的產業小鎮相比，全國大多數的小鎮都屬於人口流出地，難以發展出如此集中的產業，但這些地方並不是隻有等待衰落的命運，不同區位條件下，人們可以尋求不同的發展定位，比如農業條件好的可以搞畜牧養殖、靠近邊境和樞紐的可以發展貿易，自然風光獨特的可以發展旅遊，還有些少數民族地區的小鎮可以承擔文化傳承的功能。但現實情況是，不管是人口流入的地方，還是人口流出的地方，如今都存在很多制約和障礙，抑制了地方發展的動能。如何破除這些障礙，正是接下來的改革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