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一直是民謠歌手，作品的底色也始終是民謠音樂，引發的審美爭議源於評價體系的錯位，被看做流行音樂人。相對流行作品裏工業級的製作，早期刀郎的專輯顯得過於簡單，但那是硬件比對結果，不是創作能力體現，如果刀郎在民謠音樂人的座標裏，他是超越性的存在，讓一種地下的、邊緣的小衆風格，走進主流，併成爲主流，獲得成功。
民謠音樂真正被大衆熟知是通過各類綜藝節目，滿打滿算也就十年曆史，在綜藝節目出現之前，民謠是未能走進大衆視野的小衆啓示錄。刀郎的首專《2002年的第一場雪》發表於2004年，比民謠進入綜藝更早十年，那時民謠音樂沒有羣體效應，更沒有確立標識性的風格特徵與表達方式，他沒有被歸爲民謠歌手，是因爲作品早於大衆對民謠音樂的認知。
民謠是用現代方式對民間音樂進行整理重構，形成新的表達，同時又能貫穿地域性和民族性。刀郎的音樂裏，民間音樂元素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蘇陽、野孩子、最初的杭蓋，也都以民間音樂爲養分進行創作，脈絡上並無差別，但刀郎與他們的口碑完全不同，在文藝青年眼裏，他們是硃砂痣，刀郎是蚊子血。這種差別心並非源自音樂本身，而是文藝虛榮。
無論在主流音樂圈，還是在民謠音樂圈，刀郎的原罪都是太紅了，他過於通俗，但民謠的本質就是通俗，只有通俗才得以流傳，某些看似特立獨行的民謠人，並不是品味高雅，而是能力不夠。民間音樂是公共的文化遺產，不排斥任何創作者，因此民謠作品的審美維度有限，旋律好聽是其一，歌詞有韻味是其二。
如果在民謠專輯裏進行比對，《2002年的第一場雪》要好過《白銀飯店》與《安河橋北》，無論從流傳度，辨識度還是民謠歌詞裏高效的的敘事性，刀郎都是更接近民謠本質的創作者。《白銀飯店》是對詩歌的模仿，更準確地說，是對尹麗川的模仿，但不得要領;《安河橋北》是差生混社會的文藝腔調，要到《郭源潮》時，胖冬野才找到屬於自己獨屬的創作語言。而《2002年的第一場雪》從文本到旋律，再到對民間音樂的個性化引用，出手便自成體系。
民謠受衆不願意承認的刀郎的行業存在，是對民謠認知的狹隘，也是對歌單的無由捍衛。同樣是借鑑新疆音樂中亞音樂，刀郎做的比張瑋瑋，馬條差嗎?只不過張瑋瑋和馬條完成了身份和語氣上的都市化改造，他們的書寫更符合文藝羣體的閱讀經驗，因此獲得了潮流層面的認可。
刀郎是木訥，老實，時髦不起來的草根音樂人，這個形象同時融入在他的作品氣質裏，在流行音樂範圍，他缺少精緻的形象定位;在民謠領域，他又缺少被作品外的故事性，刀郎更像一種純音樂的存在，看不見額外的色彩，大道至簡，內斂坦蕩，反倒有古早的豪俠之氣。
用大白話寫刀郎的歌詞並不簡單，能力與自信缺一不可。反對修飾，平鋪直述，這纔是民謠本質。西北民歌裏常有潑辣的俚語，市井得無以復加，但在表達主題中，這些語言因精確鮮活，得以流傳至今。
刀郎的音樂被低估，刀郎的歌詞被更嚴重的低估。專輯《山歌寥哉》給民謠音樂的文本上了很大強度，他的敘事能力已經遠遠領先大部分獨立音樂人。
以同題材類型作品做橫向比對。裁縫鋪樂隊今年發表了專輯《民間小故事》，十首歌裏有五首序曲湊數，不值得談，另五首主題是民間志怪傳說，文本創作如同胎教水平，這些歌詞無論對傳統文化，還是對聽衆的智力，都堪稱侮辱，裝神弄鬼混市場，腦袋空空講民俗，卻鑽營出不少好評度。反觀專輯《山歌寥哉》的每一首歌詞，其立意，語感，表達的準確性，敘事的完整度，全部是碾壓級的存在。這兩專輯放在一起，已經在矮化刀郎了，如果說裁縫鋪的作品更強調音樂性，那我的看法是，音樂性上，刀郎同樣是碾壓級的存在。
裁縫鋪不算民謠音樂人，但民間音樂是他們最重要的標籤，具備很強的市場代表性，如今大量鑽營民間音樂賽道的創作者，都是藉着民間音樂沽名釣譽，量產贗品。刀郎的價值被忽略，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表現。
主流與小衆對刀郎的無視，從來不是音樂問題，而是資源問題，文化批評與行業排擠無非爭奪資源的手段，刀郎有着絕對的大衆商業市場，但作品在文化層面，始終缺乏客觀的看待。
《羅剎海市》走紅後，汪峯錄了一期短視頻節目，否認網友對歌詞的猜測，同時技術層面分析了這首歌的優點。視頻最後，汪峯喊話刀郎，作品層面我懂你。我相信汪峯視頻表態的真誠度，也很喜歡同行間純技術類分析，但這個視頻給我觸動最深的是，專業人士完全知道刀郎的音樂水平。
當下很多獨立音樂創作者，只在安全區裏表演，卻迴避着現實裏的真實疼痛，連油膩的風涼話便宜話都不說了，價值觀正確無比，失去了眼界與個性。反倒是刀郎還在作品關照現實，借古論今，眼光直視當下，這是刀郎值得尊重的原因，他起手式是民謠，如今依舊是民謠，並開拓着民謠的表達邊界。
《山歌寥哉》與《彈詞話本》雖然已不是民謠形態，但根源上仍是民間音樂的底子，只是不再僅着眼於新疆音樂，如今的刀郎有一種自得的豐富，大師氣象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