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真個性
先生個性突出，十分真實，沒有半點爲人處事的圓滑和環境的鉗制，率真和透明的近乎於孩子，絕對具有梁山好漢“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性格，因爲他內外一致，口無遮攔，凡是看不慣的人和事都會站出來抱打不平，性急之處擼起袖子幹仗都時有發生。他最見不得以權勢壓人的“學霸”、“學閥”，爲此得罪了不少人。
建國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經過歷次政治運動，在“物質暴力”和“心理暴力”的雙重控制下(別爾加耶夫語)語言、思維、考慮問題的方式早已被“四S哲學”(Submit順從、Sustain承受、Survive倖存、Succumb屈服)改造得可以，往往自己不自覺地自我約束。
先生卻是一個很少的例外，當年他因爲引用列寧的話要成仿吾尊重知識分子被迫離開華大，後來又因爲在中國科學院看不慣郭沫若和於立羣對待副院長吳佑、陶孟和的頤指氣使，屢發牢騷而得到“影響領導威信”的評語，又離開科學院，1957年“反右”時，本來很左的趙先生又因發表文章《放的關鍵在於領導》被打成“右派”，從山東大學被髮配到蘭州。
但是多年以來先生“不接受教訓”，一直保持着想說就說的“自我本性”和棱角鮮明的個性自由。但是先生自己說，他比年輕時候狡猾了許多，文章的風格也表現爲膽怯，凡事想說又不敢說，又不甘心於不說，文風就表現得曲折了。
先生的率真還表現在從來就不隱諱自己的缺點和挫折，對自己的經歷既談過五關斬六將也提走麥城，對別人的批評、對學術觀點的爭論都毫無掩飾，他在不斷的更新自我中對自己過去的評價都十分犀利。先生不但是老教授，也算是老革命了，一二九運動時是北平學聯骨幹，曾與姚依林、鄭天翔、王瑤四人發起“抬棺遊行”，抗戰爆發後他與北平一批革命學生到山西參加中共抗日武裝，擔任營教導員。
建國後一般人說起這種經歷都會津津樂道以爲榮耀，如果在其中栽了跟斗則會引以爲憾乃至引以爲恥，但趙先生談起當年事只是作爲有趣的經歷，一副平常心，無所隱諱也並不誇耀。說起在中條山打遊擊，他坦言自己很膽小，槍一響嚇得腿肚子發抖，不是沙場建功的料。到了延安又回到西安，則是因爲先天具有“自由主義性格”，平生最不喜歡開會聽報告、服從組織紀律，在延安呆下去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先生一直保持左派思想，並不認爲當年投身革命是錯了，但也決不遺憾自己重歸學林是不對。“投筆從戎乃血性，卸甲讀書爲率真，平生不務趨時舉，我行我素一凡人”。他評論自己“小有才，有一點膚淺，也有相當的驕傲”，這些年來，“受客觀與主觀的限制充其量是史學園地的一朵寒葩”。
先生作爲老左派，在國民黨時期作爲反對派並不奇怪，而在“左派”得勢時他更歷經坎坷磨難，甚至女兒慘死，自己“失業”，九死一生，幾乎魂斷夾邊溝。到了改革時期，先生自己的人生經歷可謂否極泰來，達於事業的高峯，可是他照樣憤世嫉俗，痛恨時弊，可謂永遠的批判者。不能說他的批判都是對的，但這種批判精神，在我們這個除了“奉旨批判”幾無異端之容的國度，實在難能可貴。“學宗馬列爲求真，豈料違時竟瀆神，而今諸神皆糞土，猶有深山問道人。”
快人快語
有兩件事給我印象最深刻。其一是當時全校聞名的“研究生答辯風波”。1978年先生復出後帶的第一屆研究生是兩個不同方向的，基礎課、選修課講授輔導全由先生一人包攬，一幅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馬把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傳授給他們的架勢，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正是因爲傾注了全部心血，趙先生對膝下的“七隻九斤黃”，十足地像“護犢子”的農村老太太，看着他們眉裏眼裏都是笑，對他們的進步和特長更是充滿了鼓勵讚賞，先生的口才好，語言又形象，直率的誇獎卻引來了一些教師心中的不快和妒嫉。
我們第一屆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是最大的重頭戲，基本上從一進校開始大家就着手畢業論文的準備，到論文答辯時個個都拿出瞭如同專著一般的長篇大作。但是聽說那一年有一個規定，碩士授予率只能達到畢業研究生人數的60%，也就是說甭管論文多麼優秀還是有一批會被無情地擋在門外。這項規定成了那些憋足了勁要找趙先生“九斤黃”好看的教師手中的“生殺予奪”的權力。
恰好這次擔任中國史研究生答辯主席的是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一位著名學者，我們都知道趙先生在“古史分期”、“農民戰爭”等問題上與這位先生有分歧。對趙先生請這樣一位學術見解與自己相左的人來主持答辯，在佩服先生的坦蕩胸襟的同時也認爲他們應當已經有了默契，既然能請他來，先生一輩之間的學術論爭應當不會殃及學生。
但沒想到心無芥蒂的趙先生根本沒有與這位客人做什麼溝通，而本系參加答辯委員會的某些教師卻極力迎合這位客人的學術偏好，並順着這些偏好給那幾位師兄設計“絆子”。就在中國史師兄們信心十足準備答辯的同時，準備着實“卡”這幾位趙門弟子一把的教師也在“磨刀霍霍”，我在資料室就看見參加答辯的某教師手捧着師兄的論文逐一覈對史料尋找紕漏。
因爲我們是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大家都不知道論文答辯是個什麼陣勢，答辯的時候擠滿了各級的研究生和77級本科生，以至於連走廊裏都擠滿了聽衆，上場的師兄剛開始還胸有成竹地宣佈“科學的入口就像是地獄的入口”，但後來就架不住幾個答辯教師一番番地脣槍舌劍轟炸，一個個用放大鏡去挑瑕疵，頓時大汗淋漓，空氣極爲緊張。趙先生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我們嘀咕說，這哪裏是答辯學生，導師也同樣站在了被告席上，看樣子真的要把我們送進地獄的入口了。
最後可想而知，這位師兄的論文沒有獲得通過。……趙先生很是憤怒，但他罕見地沒有發作，而是閉門謝客，拒絕參加後續的答辯。結果那位客人一連等了兩個星期硬是不見下文，只好悻悻而返。
這次趙先生的“七隻九斤黃”只有三個拿到了碩士學位。雖然當時初次授學位普遍比較嚴，但這麼低的授予率仍很罕見，從那幾位師兄的資歷(都是文革前老大學生)、當時的論文水準(應該說不亞於現在一般的博士論文)和後來他們的學術成就看，如此苛刻顯然有失公平。
事後談起，大家覺得趙先生未免太天真，請來自己的論敵又無任何私交，就讓他“主審”自己的得意弟子，顯然是相信他會公正持平。不料信人太過，而有人也存心挑剔，導致如此意外結果。趙先生傷心之餘，從此一連數年拒絕再招研究生!而那幾位師兄也有幸成爲先生僅有的嫡傳弟子了。
還有一次我給趙先生去送一篇文章，正碰上有一位年輕的教師也在趙先生家，不知因爲什麼原因談到了一些先生不喜歡的人，先生誤認爲這位教師與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用山東土話跳着腳地罵起來，火氣之大差點能把房頂掀起來，誰勸也勸不下來。我可算真正領教了趙先生的脾氣。但事後趙先生知道冤枉了這位年輕教師，又是寫信道歉又是當面檢討。
趙先生就是這樣，快人快語，直來直去。對人不留情面，不考慮“關係”更不會搞小動作;對己也不飾非，責己嚴於律人。不相知者謂先生脾氣大，深知者謂先生有童性而無心計，其實可愛可敬。
還聽先生講過的小事。一次先生在蘇州講學時，去郵局寄書，因爲人多排了好長的隊，快到先生時，櫃檯的工作人員硬要先辦理排在後面一位老外的業務，名曰“外賓優先”。
因爲先生還要下午趕回去上課，就動了脾氣，把那一摞書往櫃檯上一摔，說既然排隊就人人遵守這個規則，“外賓優先”你爲什麼不另給外賓開一窗口，或者掛一塊牌子註明呢?又用英語對後面的老外講了這個道理。
老外很明事理地認爲，這裏只有“順序優先”，兩人用英語攀談甚歡，營業員見狀只好按排隊順序來辦理。這些小事都能反映出先生率真的性格來。現在的社會人人老於世故、城府高深，像趙先生這樣的人，真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