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一生，可以分成兩面，被放大的一面是感情史，讓喫瓜羣衆們津津樂道，而被隱去的一面則是政治觀，以至於鮮有人知。
長久以來，人們一提起徐志摩，馬上想到的標籤是詩人，其實把徐志摩定型爲一個浪漫詩人，是一種嚴重的偏差。把他的成就和貢獻僅僅侷限在文學創作上，顯然是有意的誤讀。
因爲若把他的一生，簡單的概括成兩段婚姻和三個女人，或者幾首口口相傳的愛情詩時，那個以政論文章鍼砭時弊的知識分子，就會被隱藏在歷史的故紙堆。
徐志摩的英文名叫漢密爾頓·徐，這是在致敬美國的開國元勳漢密爾頓。漢密爾頓是美國政治制度的主要設計師，美國經濟制度的核心創建者。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徐志摩的抱負。
徐志摩出國前學的是法科，從北洋大學到北京大學，都是如此。更爲關鍵的是，徐志摩一直崇拜著名的政論家梁啓超，還正式拜梁啓超爲師。徐志摩初期的政論文，在行文用字方面師從梁啓超，筆鋒帶感情而充滿活力，慷慨激昂、淋漓盡致。
徐志摩爲什麼崇拜梁啓超，而不是文學家王國維?答案顯而易見。
1918年8月14日， 21歲的徐志摩，踏上了赴美留學的旅程。徐志摩主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專業，並在短短時間內修完了碩士課程。
兩年之後，徐志摩順利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然後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
他的老師，是著名的左翼理論家拉斯基，拉斯基對蘇俄的無限崇拜，也深深影響了徐志摩。在劍橋大學，徐志摩還結識了很多社會活動家、政論家、哲學家，比如他的偶像，英國著名的大哲學家羅素。
1920年底，羅素應梁啓超邀請訪問中國。因爲羅素剛剛訪問蘇俄，中國的知識分子希望羅素能夠指點迷津，讓中國也走上蘇俄的道路。
然而一個多月的蘇俄之行，已經讓羅素的幻想破滅，所以他嚴厲的批評了蘇俄，希望知識分子放棄幻想。爲此，羅素髮表了五大演講，從人性、經濟、社會等多角度，指出了蘇俄模式的悖論。
但羅素的這一觀點，遭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全面論戰。反駁羅素的人，當然也包括彼時的徐志摩。徐志摩在《落葉》中寫道：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着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期。
然而在1925年初，當徐志摩的鞋底第一次踏上蘇俄的大地時，他的夢徹底的碎了。
在《歐遊漫錄》中，他將莫斯科比作着了火的大城，這團火焰燒燬了舊俄國，同時也讓託爾斯泰化爲灰燼。
尤其是結尾的血海論，更是體現了徐志摩非凡的洞察力：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種主義，顯然不是人類的福音，而是災難。
徐志摩對蘇俄的看法，激濁揚清，眼界遠在胡適之上，比胡適更前瞻、更準確、更深刻。這源於徐志摩是一個視自由爲理想，視人性爲崇高的自由主義者，以張揚人性爲己任，唾棄壓抑與專制。
1925年的秋天，徐志摩接手了《晨報》副刊，他肯定了左翼青年的正義與熱情，但又理性的告知，俄式革命的代價是個人的自由。
徐志摩帶着滿腔理想主義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寫下了著名的戰鬥檄文：《就使打破了頭，也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併發出了吶喊：無理想的民族必亡!
但《晨報》沒有辦幾期，駐地就被親蘇分子付之一炬。
徐志摩在《晨報》副刊恢復之後，親筆撰寫了聲明：火燒了木頭蓋的屋子，但燒不了我心頭無形的信仰。本刊選稿的標準還是原先的標準：思想獨立與忠實，不迎合照舊不迎合, 不諛附照舊不諛附，不合時宜照舊不合時宜。
《晨報》副刊這個陣地，生動展現了政論家徐志摩批判社會的實力與勇氣。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徐志摩的愛國熱情再度高漲，他說：往事如夢，最近頗想到前線去殺敵!恨不能戰死在沙場上!死在戰場上是今日詩人最好的歸宿。
1931年11月19日，他乘“濟南號”飛機去北平，卻因飛機誤觸山頭而遇難。
徐志摩在詩歌與政論上是左右開弓、兩不耽誤，而且相較文學，政論文章不但數量不少，質量一點也不遜色。徐志摩的三大特長——詩、情、思，倒過來排才更合適。
但天不假年，否則在現代中國轉型的思想界，徐志摩不遜於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