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在外界翻天覆地的戰爭炮火中，經歷了一年的戰爭、疾病和貧窮交替折磨的蕭紅，給世界留下了最後一句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爲我是一個女人。”
隨即病逝在了香港瑪麗醫院，結束了自己短暫如流星般的作家人生。
與此同時，正在香港大學求學的張愛玲，在戰火中第一次歷經了生死考驗，領悟到了，
“想做什麼，立刻去做，也許一遲就來不及了。”
遂放棄了繼續追逐去英國進修的機會，回到上海，發表了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並藉此正式進入中國文壇視野之中。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來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
而就在家國破碎，山河動盪之時，蕭紅和張愛玲又命運般地，完成了這“中國女性文學”接力棒的交接，繼續努力探尋“中國女作家之路，究竟該何去何從”。
她們二人是極其相同的，童年時期都遭受了家庭的冷遇，經歷着母親的厭惡以及繼母和父親的雙重摺磨。成年後，逃脫原生家庭的她們，都靠着文學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但也都難逃被自己深愛的男人欺騙、拋棄的命運。
而她們二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蕭紅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所以她一開始創作，就把筆伸向了自己無比熟悉的，那些固守家園的農民和他們沉寂愚昧的生活，紮根鄉土，闡述着長期處於卑賤和無助狀態的女性。
“如何糊糊塗塗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
而張愛玲則是生長在滬港洋場，小說中，各色的遺老遺少、太太小姐，都在她身邊着真實的原型。這些女性個頂個的聰明厲害，都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得不依附男人的困境，卻甘願把自己的精神和肉體待價而沽。利用男人對她們這種需求，千方百計地爲自己謀取好處。
究竟是更該尋求社會大環境的變革，努力改造國民性，消除讓男女不平等的制度，還是更該強調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努力尋求人格和經濟的真正獨立，她們二人所代表的，正是女性文學中關於“女性解放問題”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
01.逃離
“對於悲劇來說，引起我們快感的不是災難，而是反抗。”
蕭紅的一生，就是逃離父權的一生。
蕭紅於1911年，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她的父親張廷舉，因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個帶頭砸爛了祖師爺的塑像，倡導新式教育，成了當地教育界的首腦人物。
可諷刺的是，雖然他在外提倡創辦女學，呼籲別人家都把女孩子送出來上學，但是他自己卻早早的阻斷了蕭紅的上學之路，與權貴之家達成了婚約。爲了繼續中學學業，蕭紅曾兩度離家出走去往北平求學，也因此被家人囚禁在老宅之中長達半年之久。
爲了逃離牢籠，蕭紅曾將自己的身心，都交給了未婚夫汪恩甲。結果等待她的就是欺騙、玩弄和拋棄，懷孕後被抵押在旅館做人質，還差點被賣到了窯子之中。
而後，她又將全部身心交予蕭軍，以期能獲得幸福。只可惜，蕭軍能將她從絕境中救出，能引她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卻不能給予她期望的安定美滿的婚姻生活。
共同生活的六年裏，蕭軍頻繁發生外遇，這邊暗戀着一個叫李瑪麗的文學沙龍主人，那邊追求着一個南方姑娘陳涓，對待蕭紅也是動輒家暴。
“往日的愛人，爲我遮蔽暴風雨，如今他變成暴風雨，我幼時有個暴虐的父親，他和我的父親一樣了。”
凡此種種，致使蕭紅心灰意冷，多次與蕭軍分手，可往往最終，又因生活的困難不得不再次低頭，直到後來與端木結合，纔算是徹底擺脫。
作爲一個追求愛情婚姻獨立自主的父權反叛者，蕭紅一生都在左衝右突、追求、逃離、掙扎，可又一次次被迫陷入男權中心的桎梏之中。
所以她的目光總是注視底層，注視着那些連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得到保障的女性。例如，她的代表作《生死場》中，農村女人像豬狗一樣的生產和死亡，“橫在血光中，用肉體來浸着血”，這種感受正是來源於自己兩次非常慘痛生產經歷。
在她看來，底層女性就如《生死場》中的金枝一樣，處於性角色的被動化和生育的動物化，人的生命活動和動物的自然繁殖一樣盲目而又氾濫。而女人比動物更不如的是，除了必須忍受生育之痛，還要承受丈夫的嫌惡和責難。
例如即使是在生孩子的緊要關頭，王姑姑的姐姐也要強忍疼痛，不敢大聲呻吟，她在土炕灰塵中哀嚎，丈夫卻用長煙袋砸她，用大盆涼水潑向血泊中即將死去的妻子。
當母親退化成了一個無自我意識的傳宗接代的工具，個體種種慾望、價值、情感也就逐步麻木和泯滅了，連同母愛也喪失了。
“生了就任其自然長大，長大就長大，長不大也就算了。”
“農家無論是一顆菜，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
蕭紅在小說中重點突出了這種價值倒錯，《呼蘭河傳》中胡家大媳婦對自己家養的雞呵護備至，對踩死小雞的兒子卻痛下毒手，打了三天三夜，直到打出一場病才罷休。蕭紅越是宣揚人對動物，對財物的珍視，越體現他們對於人的價值的漠視。
“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而張愛玲更進了一步，如果說蕭紅的悲劇在於，在五四文化的浪潮啓蒙下女性，還未有能支撐她們獨立生存的活路，那張愛玲的悲劇則是源自，過早的看到了新文明的陰暗面，對於人性，對於未來出路的徹底迷茫。
張愛玲因父親的打罵、囚禁，從封建舊家庭中逃出，來到母親和姑姑身邊，進入了一個完全西化的世界。在享受着新生活的同時，她也敏銳地察覺到了在先進觀念、新生活方式背後，物慾如何異化着人一步步走向毀滅和墮落。
在大部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還在熱切地呼喚現代文明降臨時，她已經洞悉到了中產階級的荒涼，察覺到了女性在傳統舊文化和資產階級物慾文明雙重壓迫下，會誕生出什麼樣的怪物。
在她的筆下，無論是豪門千金、望族閨秀、還是小家碧玉，都不似蕭紅那樣爲活着發愁，可她們的靈魂深處沒有一絲一毫的進步。依舊深深浸潤在依附男性意識中，成天尋思和盤算着，如何找一個有錢的丈夫。
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年輕的曹七巧心甘情願嫁給癱瘓的姜家二少爺，只爲個“正頭奶奶”稱呼。書香門第的白流蘇和範柳原周旋，明知對方是個花花公子，依舊爲能與他結婚在心中歡呼，接受過新式教育的葛薇龍，寧肯賣身也要爲自己尋得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依靠。
在《傳奇》中，張愛玲將這樣的女性寫了又寫，只爲說出一句，男性的壓迫固然是存在的，但女性的悲劇根源更是在於，她們自身頑固而持久的“奴性思想”。
對於大多數的女人來說，並不渴求所謂的真正的平等，愛的意思就是“被愛”，男性的愛與不愛，是女性生命價值的核心。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唸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因此就算實現了經濟的獨立，社會的解放，女性仍然無法擺脫人格的依附性，就算有一天“婚姻自由”，就算有一天“同工同酬”，就算有一天“禁止家暴”，這種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女性精神創傷得不到重建，那真正的“男女平等”就始終是一種幻夢。
她們二人的文學都高度的與她們人生相關聯，對比來看，蕭紅的講述，更多的是站在一種人道主義角度，去控訴在封建傳統、父權社會裏底層女性生存的艱苦，是一種對女性的“哀其不幸”。
而張愛玲更多的是挖掘女性心理層面的陰影，試圖找到女性悲劇根源性癥結，是一種對女性的“怒其不爭”。
02.異類
蕭紅是在蕭軍、舒羣等左翼文學家的鼓勵下，開始進行文學創作的。
蕭紅前期的作品都有鮮明的左聯文學特徵，例如早期短篇《王阿嫂的死》《看風箏》《夜風》就都是講慘烈的階級壓迫，以自己曾經看到的父親，家族種種故事爲藍本，去寫農村大地主對於農民的肆意欺壓。
1934年10月，蕭紅帶着《生死場》的手稿，拜訪她一直崇敬的魯迅先生。在魯迅的幫助下，她的《生死場》，作爲《奴隸叢書》之一齣版，大受讚譽。由於其中對日本侵略者的譴責和控訴，激起了全國人民強烈的抗日情緒和喚起了民衆抗戰的決心，蕭紅也被納入了抗戰作家的行列。
不過，在和左翼文學家圈子的接觸中，她也時時感受到性別的精神歧視。她在《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一文中，就寫了這些進步青年私下聚會裏，是如何拿女性作家們開黃色玩笑。在《三個無聊的人》一文中，也諷刺過那些以高高在上的新式學者，以研究社會科學的名義去嫖娼。在《夏夜》中揶揄左翼文人嘴上罵着摩登女子是惡魔，但要是自己得到了這些小姐的紅脣，立馬就放棄了所謂的批判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她的文學觀念逐漸和左翼作家漸行漸遠。1938年在《七月》雜誌的一次座談會上，蕭紅稱：“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全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寫作的出發點都是對着人類的愚昧!”，明確提出，文學不該是革命宣傳的工具。
這很顯然與大環境相背離。她與蕭軍分手，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端木結合就已經被看作是“投向奴隸的死所”般自甘墮落的行爲，等她與端木到達香港，接連創作了《呼蘭河傳》《馬伯樂》，更是遭遇曾經同仁的圍剿。
矛盾就曾說：“《呼蘭河傳》給人一種印象，除了因爲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而樂。”在一片“抗日救亡”的文學中，“這篇敘事詩，多彩的風土畫，悽婉的歌謠”顯得如此格格不入。那是否真的如他們所說，蕭紅在思想上退步了呢?
其實不然，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生死場》中，不管是地主壓迫農民，丈夫欺辱妻子，還是日寇侵華，其實本質上講的都是一件事“弱肉強食”。
強勢羣體如何依靠自身力量去壓迫弱者，弱者如何把屠刀轉向更弱者，這是比階級鬥爭，民族矛盾，性別歧視等等更爲本質的問題，根植於人性之中的弱點。
《呼蘭河傳》中她以四五歲女童的眼光書寫世界，談的依舊是同樣的話題，小團圓媳婦和向日葵般的王大姐，在異化女性殘忍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中悽慘的死去，金枝在城裏遭到強暴和蹂躪，不僅得不到同情，還被母親鼓動返城去掙犧牲尊嚴和人格換來的鈔票等等，依舊是男權體制下女性生存之艱難，弱者相互之傾軋的悲慘命運。
她一直以來聚焦的，都是精神導師魯迅的“國民劣根性”話題，只不過作爲一個女作家，沒有像《生死場》一樣加入宏大敘事，就難逃“無法超越女性狹窄作品”的刻板印象。
如果說蕭紅是與主流漸行漸遠，那張愛玲這是從一開始，就背道而馳。她的筆下從沒有緊跟時代潮流的思想宣傳，一直專注於描寫囚禁燬滅女性一生的“鐵閨閣”。她對於政治態度是淡漠的，爲了迎接新中國，她曾寫了《十八春》，這部小說和她之前的作品整體基調並無二致，唯一不同的是突兀的結局，幾個虐的死去活來的主角隨着新社會的到來，積極投入了東北的革命工作。
而等她到了海外後，立馬又把《十八春》刪改爲《半生緣》，又把劇情改回了她最爲擅長的悲劇收尾，人帶着千瘡百孔的靈魂，無可奈何地生活下去。
幼年時期毫無親情的生活，成年時期坎坷無果的愛情，這些傷痛讓張愛玲對婚姻，對愛情，對人生，形成了一種持之以恆的荒涼感觸。
所以，她和蕭紅還有所不同，蕭紅到死的那一刻都還在叫喊着“不甘!不甘!”，還在訴說着自己生而爲女的不甘心。可見雖然生活悲苦，但蕭紅心中還有着許多未完成的使命，還有着許多未寫完的文章，還有着生的渴求。
但張愛玲的作品沒有這種飛揚的生命力，有的只有說不盡的蒼涼，在對自我一遍遍重複中，無法爲筆下的主角尋覓哪怕一個好的出路。最終只剩下，湊活過吧，還能死咋地，的那種無奈和虛無。
張愛玲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就源自於她的這種，對所有東西都感到絕望的態度，不管是哪種主義在她看來，都無法填補人性的缺失，所以她放棄了掙扎，晚年閉門謝客，在孤寂中走向了人生終點。
與兩個“異類”相對的是主流“丁玲”，蕭軍不止一次在蕭紅面前，讚譽丁玲像男人一樣自立自強。而她所代表的，也確實就是最被男性所認可的女作家形象“雄性化”女作家。
放棄自身所有女性化的特徵，像個男人一樣投身於時代，以男性化的筆調去構造，一個個新時代的女性人物。就像丁玲自己說過，“要拋棄原有階級堆積在身上的苦悶，把廣大人民的憂戚融合到我的生命中。”
但這種形象終歸是有時代性的，當解放了的新女性重新回到家的樊籠中，左邊是丈夫的妻子，右邊是孩子的媽，女性獨立自爲的權利，是否還沒真正獲得，就又悉數上交了呢，這是一個問題。
很多沒深入瞭解蕭紅，就給她打上左翼作家標籤的人，很容易把她和張愛玲對立起來，但其實仔細分析會發現，她們二人是殊途同歸的。
她們二人都觸及到了“如何纔是真正的女性視角”的問題。如何才能塑造一個地地道道的女人，如何寫女人的真實感受，而不是用宏大敘事邊緣化女性的悲痛，這是“女性言說”要去解決的。
蕭紅和張愛玲雖然她們的文學風格天差地別，但實際上都是在用自身痛苦經歷吶喊，去徹底地解構屬於女性的黑暗歷史。
她們都是主流男性文學的反叛者，也是主流女性文學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