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梁永安教授提出年輕人“有條件的年輕人畢業後先啃老幾年”的建議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梁老師在日後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這個建議的核心並不是“啃老”，而是他認爲可以考慮借鑑國外“間隔年”(gap year)的思路：
“年輕人畢業後無須急於工作，應當趁年輕挖掘興趣、理解世界的多樣性，體驗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寬廣的人生觀念。……”
網上的批判鋪天蓋地，比較集中，也是特別犀利的是：絕大多數中國家庭並不具備可以啃老的條件。有人甚至以“何不食肉糜”來諷刺梁老師建議的荒唐。
我不瞭解梁老師建議的具體語境，只讀到了網上鞭闢入裏的批判和梁老師後來接受採訪時的辯解。我也被梁老師建議裏的兩個詞語深深刺痛：一是“啃老”。有個評論說得非常尖銳，我也完全同意：
“絕大多數的家庭，不具備這種條件，父母是工人，每月養老金1000多、2000多，他上哪裏啃老?家是農村的，父母偌大的年紀仍然面朝黃土背朝天勞動，他怎麼啃老?”
第二個詞是“有條件”。這個限定詞讓人感到他沒有明說的意思是：“趁年輕挖掘興趣、理解世界的多樣性，體驗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寬廣的人生觀念”這種愜意和自由的間隔年實踐只是特權或特定社會階層孩子的美事。他在採訪中的解釋更是加深了這種理解：如果家庭經濟條件“不合適支持孩子自由探索，更迫切地需要獲得收入”，這些年輕人要“先找工作，在工作過程中展開自我探索”。
特權階層的孩子可以恣意放浪，在廣闊天地遊山玩水地探索人生，而苦命的普通家庭孩子卻只能在勞作中胼手胝足、大汗淋漓地自我探索，在21世紀的今天，還有比這更讓“沒有條件”的大多數覺得羞辱和絕望的建議嗎?
不過，如果按耐住滿腔怒火地換個角度想一想，不去理會那幾個扎心的字眼，梁老師建議的觀點也許有點道理，只是他給出的條件錯了。
如梁老師所言，“間隔年”並不是他的發明。“間隔年”在歐美，尤其是最近幾十年在美國很有市場。“間隔年”這個概念其實並不僅指大學畢業和就業之間的間隔，它也指高中畢業和考大學之間的間隔。其主要理念是，學生入學後基本按照老師、家長或社會的期待和指引學習強制規定的課程。即便是到了大學，學生雖然貌似可以自由選擇專業，但這專業究竟是對學生來說意味着什麼，有什麼價值，是否合適自己，由於受到認知框架和體制情境的侷限，學生並沒有任何自主判斷的可能。即便學生在大學可以自由轉專業，他們也只能在學校專業設定允許的範圍裏選擇，他們並不能根據自身條件或興趣進行選擇，因爲他們只有教育體制給他們的選擇項。
一言以蔽之：學生進入小學後就陷入體制教育的認知框架和視野，學生的每個階段的選擇都受到前期階段的指引。他們不僅沒有不同框架的選擇項，而且也沒有不選擇的權利。由此，他們的選擇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主選擇。學生的厭學或憂鬱都他們沒有自主選擇權有關。
“間隔年”之所以流行，就是因爲有了間隔年，儘管這時間和空間也有限，但畢竟在這個時間和空間內，學生有了不同的選擇框架和選擇項。他們可以進入下個人生階段前根據自身條件和愛好，跳出十幾年學校教育強加的框架，在不同的社會或體制情境中去體驗和了解非教育體制設定的生活選擇項。雖然短暫，但畢竟他們有了真正可以自主考慮自己到底想從事什麼樣的職業，追求什麼樣的人生，或者什麼樣的工作適合自己。
“間隔年”這樣的理念有問題嗎?我認爲沒有。它體現了社會尊重個體自主權的進步，因爲個人的尊嚴感與他們是否有自主選擇權有重大關係。
然而，“間隔年”的理念雖好，但它的實踐去需要經濟條件。梁老師的建議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感主要是因爲按照他設定的經濟條件，社會的這點進步，沒有條件的普通百姓是無福消受的。我揣測，這應該不是梁老師的本意。
匆匆查了一下，美國“間隔年”的實踐，基本不提“啃老”。“間隔年”並不是不幹活，滿世界瀟灑地“體驗不同生活方式”。絕大多數美國學生在間隔年裏還是要幹活的。自主的根本前提是經濟保障。我注意到美國有不少非政府組織招募有志於“間隔年”的學生去世界各地做志願者，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無需家庭資助。還有一些機構提供 “間隔年”基金，資助學生在“間隔年”期間進行自我探索。簡言之，是社會而不是家庭纔是“間隔年”實踐的基本經濟保障。社會的各種渠道使“間隔年”實踐不受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體制不同。我覺得梁老師應該建議國家按照中國的國情和體制去設立“間隔年”基金。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說中國每年花費在外國留學生上的支出有550億元之巨(網上查的，並不可靠，可能低於或高於這個數字)。除此之外，根據商務部研究院國際發展合作研究所發佈《中國與國際發展報告2023-2024》，中國對外援助規模2013—2022年中國對外援助年均預算支出205億元。當然，還有許多其他援外經費。
能幫助世界人民共同富裕，這說明國家繁榮富強，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感到自豪。不過，既然如此富強，且中國自己的學生實實在在地有這個需要，國家是否該考慮每年撥出幾個億或更多支持一下國內想在“間隔年”進行自我調整和探索但“沒條件”的學生呢?
我認爲“間隔年”這個概念應該納入教育部考慮的範圍。應該將其視作社會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許可以把“間隔年”實踐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重要銜接。它不僅能舒緩就業壓力，減少學生在選擇職業時出現的迷茫，它更能消解學生由學校直接進入社會時所面臨的心理壓力，尤其是抑鬱。
我認爲梁老師的建議在社會上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表明是到了政府認真考慮建立“間隔年”基金機構的時候了。建立“間隔年”基金能體現社會的公平，減輕家庭壓力，當然最主要的是體現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它對學生，對家庭，對社會或社會穩定也大有好處。
如此利民利國的事情，國家有關部門何樂而不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