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在爲人處世方面的“古怪”幾乎是一個亙古不變的話題。人們承認天才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難以自拔地探究成就背後的代價。天賦究竟是否與某些特定的個性特徵相關聯?天賦異稟者是否真的有一些不同尋常的心理發展特點?現代心理學家對此進行了各種形式的論證。
超級大腦，超級心靈?
在天才的故事裏，他們不同於常人的精神狀態被包裝成線索、鉤子、高潮，形成必不可少的故事張力。從《美麗心靈》裏飽受精神問題困擾的數學家小約翰·納什、《生活大爆炸》裏不諳世事的理論物理學家謝爾頓，到《奧本海默》裏糾結又焦慮的原子彈之父，這些或真實或虛構的天才人物，在大衆文化中勾勒出一個誘人又荒謬的公式——天才必有某些瘋癲之處。
超常的大腦必然與不大穩定的心理狀態相關聯嗎?天才的精神是否經受着一些常人無法理解的折磨?心理健康和出衆才華能否兼得?
現代心理學家們試圖找到一些統計學依據，他們在名人傳記中統計天才的心理特徵以及不同類型的天賦帶給人的影響。20世紀下半葉的知名心理學家菲利克斯·波斯特(Felix Post)以291位具有超凡創造力的個人爲對象，基於他們的傳記開展調查，結論是愛因斯坦和法拉第患有“輕度”精神障礙，達爾文和巴斯德患有“中度”精神障礙，玻爾和高爾頓患有“重度”精神障礙。
另一位心理學家安德魯·斯特普託(Andrew Steptoe)以喬爾喬·瓦薩裏(Giorgio Vasari)的《藝苑名人傳》(Lives of the Artists)爲藍本，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人格特徵。其中，勤奮好學最爲常見，123位藝術家中有48人具有該特徵，佔比39%。謙恭有禮排第二，佔31%。相比之下，鬱鬱寡歡、行爲古怪、超然物外的藝術家並不常見，他的結論是“要是事實當真如此，那麼患有心理障礙、離羣出世等‘藝術家人格’特徵就不是擁有創造力的必要條件”。
腦科學的發展讓我們得以窺視天才的大腦結構和功能。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張興利告訴我，學界對智力的定義正在不斷豐富，“隨着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現在也會從信息加工視角去探討智力，比如信息加工速度、注意、記憶(廣度、刷新、轉換和執行等)。這就相當於把人腦比作計算機，感覺系統就是輸入工具，工作記憶相當於內存條，它既有存儲能力又有反應和加工能力。我們也關注超常兒童的認知過程，比如他能不能專注、認知效率高不高、對幹擾的抑制力強不強，所以當下，我們會從認知能力和認知過程或效率兩個方面考慮智力，包括邏輯推理、空間認知、言語能力等;而認知過程和認知效率更強調的是信息加工速度、注意和記憶等”。
對超常兒童大腦的研究顯示，他們在以上能力測試中確實有優於同年齡人的表現。那麼其中是否有一些功能與他們的情感發育或者個性特徵相關?天才的“古怪”究竟是純粹的刻板印象，還是確有來源?
張興利從自己的研究出發，認爲超常的高智力其實是一種保護因素。“超常兒童的消極情緒水平反而低，而積極情緒會多一些。強大的大腦認知能力其實是一個保護性因素。即使在那些處境不利的羣體裏邊，他的心理健康水平都會更高一些。”比起內在因素，超常兒童遇到的心理發展障礙，多數還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更大。“不是說他的(情感能力)發展不好，而是說他有沒有機會去發展。因爲家庭和學校可能更關注他能力的發展，而減少了一些日常的社交的活動。”
但天賦帶來的敏感性也確實與一些負面心理表現相關。美國有一項研究叫“超級大腦，超級身體”(Hyper Brain, Hyper Body)，認爲超高的智商確實與生理上的超級敏感性聯繫在一起。研究人員對 3715 名智商超過 130 的門薩會員進行了調查，發現該羣體中情緒障礙、注意力缺陷多動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病率明顯較高。主要作者盧斯·卡爾賓斯基(Ruth Karpinski)提出了“大腦亢奮/身體亢奮”理論，認爲高智商的人可能有過度反應的神經系統。
類似的結論並不罕見。美國心理學家琳達·西爾弗曼(Linda Silverman)是美國丹佛天才發展中心(GDC)負責人，過去40年，該中心對6500多名兒童進行了評估。她認爲，超常個體的情感和認知發展可能是不同步的，他們的內在體驗和意識水平與正常個體不同。“這種不同步可能使天才個體變得脆弱，因爲其他人可能不理解這些人如何看待世界。因此，天才需要父母和老師的特殊理解，這樣他們纔不會感到孤立，甚至可能被視爲與他人有些格格不入。”
另一些專家則關注不同類型的天才在情感能力上的不同表現。比如心理學家喬治·貝茨(George Betts)和莫琳·內哈特(Maureen Neihart)把天才個體分爲六種不同的類型。他們定義的“成功型”(successful)天才個體，可能在行爲科學方面表現良好，具有整合認知能力和社會情感技能。而“挑戰性”(challenging)的天才個體和“輟學者”(dropouts)可能很難在社會情感發展中達到與認知技能很好融合的水平。
智力有相對明確的檢驗標準，社會情感發展卻有太多外在的幹擾因素。可以確定的是，天才的社會情感發展與天賦不能分離，它是天賦的一部分。社會情感發展也不能與認知發展完全區分開來。天賦，甚至智力、創造力和智慧等概念，並不是封閉在一個人體內的存在，而是人與任務和情境的互動。人不是認知、動機、情感和社會文化過程的獨立模塊化系統。相反，所有這些過程相互作用，共同作用於人的行爲表現。
中國有“傷仲永”的說法。超常兒童受到的額外關注和支持，是否反而會對他們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也是一個廣受關注的問題。十幾年前，張興利做了國內第一項超常充實教育效果的實證評估。結果發現，在充實教育下的超常兒童，他們的專注力和衝動控制能力都要優於普通兒童，又能抗幹擾，又具有很強的韌性。至於人們印象中超常兒童可能容易患有多動症或者注意力不專注的問題，其實這也可能是大腦“喫不飽”導致的“無事生非”，張興利記得自己碰到過一個孩子，他居然把前座孩子的頭髮綁在了椅背上，“當給他的任務不夠有挑戰性的時候，他就會顯得‘不專注’或‘多動’”。
張興利做超常兒童相關研究十幾年，最早參與實驗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她無法給出一個具體的成才率數字，因爲成才的標準很複雜，成才以後是否能夠回饋社會也需要長期觀察。但是如果從早期合作學校數據來看，這些孩子確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大多數都是自己領域的帶頭人和佼佼者。同時她強調，在超常教育中，除了關注兒童成不成功，更關注兒童健康不健康，所以她和同事們給實驗學校提出的建議是要重視“四大健康”，身體健康、心理健康、關係健康和道德健康，“把他們作爲獨特的個體來關注”。
需要注意的是，天才其實常常處於與他的需求不相符的環境中。張興利告訴我，法國有一個提法，超常兒童是“處境不利兒童”或者“特殊需要兒童”。相似地，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份報告《處於危險中的天才》(National Excellence: A Case for Developing America’s Talent)。該報告指出，美國在識別和支持天才兒童方面存在顯著不足，特別是在來自低收入家庭、少數族裔和農村地區的學生中。
由於缺乏合適的支持環境，或者由於過高的社會期待，天才在成長過程中往往面臨着比普通人更大的壓力。張興利最近在關注一個超常兒童裏的特殊羣體，他們被稱作“高能力低成就者”(underachievement)。“他的學業成就不一定很差，但可能和他的能力預測不匹配。這裏面可能就涉及智力以外的因素，比如社會情緒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好勝心、毅力等動力系統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元認知’，就是對自己認知過程的計劃、監控、覺察和反思能力。在沒有成才的原因裏面，情緒情感的原因可能是主因。”張興利說。
“我不是天才”：天賦爲何變成負擔?
我採訪的另一位研究者、美國薩勒姆學院(Salem College)心理學教授瑪麗-伊萊恩·雅各布森(Mary-Elaine Jacobsen)專注於解決天才成年後的心理困擾。她不只進行學術研究，也爲在社會環境中飽受困擾的天賦人羣提供心理諮詢。
天賦聽起來是財富，實際常常成爲困擾。雅各布森常與商業人士、政客或者學者交談，她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人們把智力看作是一種競爭性的東西，好像你可以很聰明，但如果你比我更聰明，我就不喜歡你”。很多關於天才的印象都是偏見。“這是一種權衡策略。人們對智力着迷，所以他們稱讚你的聰明，但你必須有些缺陷，不能兩者兼得。要是你很聰明。又非常有魅力，又擅長運動，會拉小提琴，那就太糟糕了。不，你不能擁有這一切。你必須放棄一些東西。”
和超常兒童相比，成人天才的心理發展鮮少有人關注。“當我們說到天才的時候，往往說的是18歲以下的人羣。但天才的屬性不會在成年後消失，在成年人生命的某些階段，它們可能對個人的幸福至關重要。隨着成年人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尋求更清晰的身份、融合和目標感。這些任務充滿困難，特別是對於那些因錯誤的自我概念而阻礙實現目標的天才成年人而言。對諮詢心理學家來說，尤其具有挑戰性的是那些被認定爲天才兒童但現在認爲自己的特殊能力已經過期的客戶，他們從未被恰當地認定爲天才或從未被教育過什麼是天才，並且患有焦慮、抑鬱或人際關係問題。”
雅各布森將多年來的理論研究與諮詢案例結合，寫成了一本書《天才成人：解放日常天才的革命性指南》。雅各布森梳理過各式各樣關於天賦與心理特質關聯的研究成果，總結出智力超羣的人在情感表現上的三種特徵：第一是強烈(intensity)，第二是複雜(complexity)，第三是動力(drive)。“第一條強調的是情緒量級上的區別，第二條是說情感質量上的區別，第三條則是驅動力上的不同。你不必推動天才去做什麼，他們是自我驅動的。”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天賦與精神疾病相關聯，很多時候，天賦只是遮掩其他問題的障礙物。”遺憾的是在外界環境的長期影響下，能保持清醒認知的人不多。雅各布森很肯定地告訴我，走進她辦公室的人，從沒有一個人說“我來找你是因爲我有天賦”，她必須循循善誘挖掘那些問題下被掩蓋的天賦。“他們有一些典型的表達，比如說我在工作中太無聊，人們不理解我。實際上許多有天賦的人是很擅長語言表達的，但刻板印象將他們困在其中，以至於他們甚至意識不到這些問題的本質是他們的天賦，而天賦本身並不是一種錯。”
雅各布森用一本書的體量來爲被刻板印象和污名化困擾的天賦人羣解除枷鎖。天才擁有的大腦差異(brain difference)確實與一些情感特質相關，但它們只是與常人不同，而不應該被看作疾病：“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挫敗性。人們通常只從缺陷和弱點的角度看待精神疾病患者，而不是從他們的天賦和優勢的角度看待他們。事實上，這些天賦和優勢正是大腦差異在我們的基因構成中持續存在的原因：這種差異可以帶來進化優勢。”
她幫助有天賦的人分辨自己身上那些被定義爲“不正常”或者“病症”的本質，將他們從自我抑制中解放出來。雅各布森在書中提到了“天賦內疚”這個詞，克服內疚是很多成年後羞於承認自己天賦的人必須邁出的一步，“我通常會告訴別人，確實，這些天賦不是我掙來的，而是我從基因庫中得到的，我很幸運。但我們每個人都從基因中得到了一些東西，並不是說我獲得了什麼特殊待遇”。
她記得一位亞裔父親帶他的兒子來諮詢，她告訴對方，“你要試着去理解你的兒子，而不是說服他。”對方說：“你一定是個天賦異稟者。”她說：“是的。”那位父親大喫一驚，“在我們的文化裏，你應該否認，說不，我並不特別。”她說，“我花了25年才能大聲承認這一點。”
雅各布森提出了一個概念：“日常中的天才”(Everyday Genius)。許多年少時表現出超常天賦的人成年後放棄了“天才”這個自我認知，原因有很多——社會期待帶來的焦慮、與衆不同帶來的社交壓力、不被理解的寂寞。他們爲了保護自己，融入周圍環境，不得不壓抑自我，以至於忘了自己究竟是誰。
雅各布森自己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小學時，她就參加了一場測試，被定義爲“超常兒童”。後來她又成爲三個“超常兒童”的母親。“天才”這個標籤幾乎伴隨了她一生，這個過程難以想象地艱難。“我在小時候的測試中被認定爲超常兒童，但從沒有人坐下來告訴我那意味着什麼。從那以後，我就失去了犯錯的自由，因爲他們知道你智力超羣。回想起來，我寧可那場測試從沒發生過。”
成年期後，天賦越來越像一種負擔。雅各布森度過了一段“否認自我”的日子。“我成年後很少再認爲自己有天賦，因爲沒有人談論成年人的天賦，識別他們的天賦要困難得多。到成年期，我們已經學會瞭如何表現得討人喜歡，所以反而看不見真實的自己。”
直到研究生階段，一位教授要換辦公室，叫她去幫忙，然後指着一個裝滿天才研究的論文的紙箱告訴她，“那是我爲你準備的”。雅各布森至今仍然記得自己的震驚，“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她說因爲你就是其中之一。而我很久以前就放棄了這種身份認同。我一夜沒睡，讀完了所有文章。我第一次告訴我，‘這就是爲何你是這個樣子，你沒有任何問題’。我希望其他人也有這種感覺”。
進入社會生活後，天才的普遍處境是什麼樣的?他們最常體驗到的情緒是什麼?“無聊”可能是最貼切的答案。
幾年前，雅各布森在網上針對世界各地的成年天才做了一次大型調查，看看他們在職場的處境如何。她問他們：“你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最困難的一件事是什麼?”參與調查的人來自25個國家，他們的答案驚人一致，“被阻礙”(being held back)。
“不管是天才兒童還是傑出人才，他們最主要的困擾就是被阻礙。無聊是種悲劇，是天才的抑鬱症。”雅各布森說。那些阻礙多半來自他人的不理解，因爲超常人羣理解、分析和創造事物的能力超出常人。但這些不理解往往表現爲負面的評價，使得天賦異稟者反過來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基於自己的經歷和觀察，雅各布森在書中列出了10個天賦人羣經常遇到的質問。雖然這些抱怨往往是無害的“觀察”，但它們並不溫和，也不容易被忽視。按照破壞性由大至小排列，它們分別是：
10.“你爲什麼不能放慢腳步?”
9.“你怎麼什麼事情都擔心?”
8.“你就不能只堅持做一件事嗎?”
7.“你太敏感、太戲劇化了!”
6.“你做任何事都要較勁。”
5.“你要求太高了!”
4.“你就沒有滿足的時候嗎?”
3.“你太有幹勁了!”
2.“你這些瘋狂的想法是從哪裏來的?”
1.“你以爲你是誰?”
她一一拆解這些評價背後的意義，以及如何反轉它們帶來的負面影響。她對那些不斷被否定的“日常中的天才”強調，這些評價都不是事實，“選擇將舊的消極因素重新定義爲肯定的積極因素，能促使我們消除損害我們視野和阻礙我們發揮天賦的障礙”。
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尤其考慮到“有天賦”是一種持續終身的特質，而人生各個階段面對的挑戰卻是不斷變化的。雅各布森對我講到了自己的大兒子。他剛上小學時，老師說他沒有完成作業，即按照作業簿要求去收集一些圖片。雅各布森反問：“他爲什麼要做這個?那不算是教育。”老師說：“我覺得他有心理問題。”於是他們把孩子送到專家那裏接受測評，結果是他的閱讀已經達到大學水平，數學是九年級水平，而他從沒學過那些知識。
跟做不做作業相比，超常兒童成年後遇到的問題看起來更難解決。大約10年前，雅各布森的大兒子參加了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面試，經過九輪面試，最後只剩下他和一位50多歲的候選人，最後公司聘請了另外一位。“你只有30歲，(聘用你)這不公平。”雅各布森覺得遺憾，“人們往往意識不到，經驗固然可貴，但它很難和與生俱來的天賦匹敵。”這樣的年輕人，要做的是如何正確認識這些挫敗，不將之歸咎於自己。
雅各布森提到了《女人來自金星，男人來自火星》這本書，用來類比天賦異稟者在社會中的處境。在她看來情況就是如此，“人羣中有一些人來自冥王星，而可憐的冥王星甚至被降級了，不再是一顆行星了”。一旦成年，學習不再是唯一的任務，社會成就的衡量方式更爲多樣，而“比別人優秀”這件事本身帶來的影響也更爲難以預測，在一次會議上，她忍不住問一位男士：“我發言的時候你看起來似乎很不高興。”對方說：“好吧，我本來想說，那是因爲你聽起來很聰明，讓我覺得自己很蠢。然後我意識到了，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這是我這輩子見到的第二誠實的人，人們總是忍不住拿自己與超常人羣比較。”雅各布森說。而更多人因爲長期的自我壓抑，甚至很難找到正確的求助渠道，“如果他去找了一位不理解天賦人羣的諮詢師，那麼他們可能認爲他那些正常的特質是有問題的症狀。”
即使那些被訓練成應當理解天才特質的人，也很難在面對一個天生優秀的人時剋制住負面情緒。在英國和澳大利亞，學者對不同國家的教師以及他們對天才兒童的態度進行了非常有趣的研究。這些老師選擇成爲天才兒童的老師，應當因爲他們愛這些孩子，但當他們進行內隱聯想測試，看看他們對超常學生的印象如何時，他們潛意識中挑選出的詞語是傲慢、專橫、咄咄逼人、苛刻。雅各布森說：“他們是天才兒童的老師，但他們的潛意識中卻仍有這樣的偏見。如果不是一個有天賦的人，是很難從內到外地理解天才的。”
天才往往需要構建起兩重自我，雅各布森稱之爲第一天性和第二天性。“他們的第一天性都是好奇的、善於質疑的，這些與生俱來，無法抑制。這是天才真正的自我，通常在五六歲就形成了，而隨着天才的成長，大多數人會分裂出一個社交自我，因爲他們真正的自我不受人歡迎。”實際上，天賦異稟者比人們想的要更懂得人情世故，雅各布森對我提起一位她非常喜歡的前上司，他是個幽默又聰明的傢伙，雅各布森有一次對他說：“你一定屬於天賦異稟人羣。”但他說：“千萬別告訴我的同事們這件事，否則他們就不會喜歡我了。”
身爲天賦異稟者，可能是一件孤獨又殘忍的事情。“人們需要你的創造力，需要你能爲社會做的貢獻，但我們不希望你做自己，也不必處理你是誰的問題。我們可以支持你，但你得拿出讓我滿意的成果來。對我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剝削。”雅各布森說。
有意思的是，當我與雅各布森交談時，我感覺她是一個真誠、令人愉快的人，她非常努力地想讓我理解她這樣的一類人經歷着怎樣的困擾，我絲毫感覺不到她所說的，普通人對天才的嫉妒。但在回顧我們的採訪時，我發現她的話如此直白，她所描述的先天優勢如此絕對，她談論這些事情的口吻不容否決，那種隱約的不適感還是冒出了頭。
我問她關於天才的刻板印象是否有可能隨着人們對天賦的認知加深而逐漸消失。她對此不抱樂觀的態度，“有的時候刻板印象不會消失，是因爲人們不讓它消失”。
創傷與創造力
雅各布森在書中講了一個愛因斯坦的故事。愛因斯坦不喜歡“天才”這個詞，他能察覺到，即使一個人受到尊敬和喜愛，也不等於被理解。1949 年，一位德國劇作家在愛因斯坦 70 歲生日時，送給他一些自己寫的詩句。他的回信的一部分反映了他對一位志趣相投的人的感激之情，因爲這位志趣相投的人也認爲自己“並不是很有天賦”。
儘管愛因斯坦也難以逃脫天賦帶來的情緒困擾，他卻同樣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另一些擁有天賦的人身上，心理創傷看起來與他的成就關聯更爲密切。任何人都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中是否會出現創痛。一個殘忍的假設是，創傷和創造力之間是否存在某些特定的關係?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劉正奎多年來一直從事超常兒童相關的研究和教育實踐。他曾參與北京八中少年班的選拔工作，2007年參與發起了針對流動兒童中的超常兒童的教育項目“青雲學子計劃”。他進行超常兒童研究的起點是“保護”，他說：“超常兒童與普通兒童存在遺傳、認知與個性上的差異，將超常兒童按照普通兒童的方式培養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提供適合他們發展特點的教育，也是保護他們的受教育權利。雖然超常兒童不一定都成功，但成材率相對來說比普通兒童高。反過來說，如果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遇到不合適的環境，他走向了社會的對立面，他對別人或社會造成的傷害也可能更大。”
劉正奎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他是在少管所見到那個孩子的，前三次去孩子都沒有開口講話，直到第四次纔對他敞開心扉。劉正奎告訴我，這個孩子的智商測試得分在135以上，能夠達到少年班的入學標準。他從小就聰明，讀書一看就會，因爲上課不聽講，老師一直叫他罰站，一週三四天都是站在外面過的，他因此沒有玩伴，非常孤獨。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一個小朋友家裏自行車鑰匙丟了，大家一籌莫展，他在電視上看到過開鎖的畫面，拿一個回形針捅開了。後來，同學家中自行車鑰匙丟了或忘記了帶家門的鑰匙等，都找他幫忙，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鼓動，“他就有了一個夢想，要把天下最難的鎖打開”。最後他發展到去銀行開了保險櫃的鎖，當場被捕。
“我一直認爲教育的首要任務不是成才，而是讓孩子的權利得到保障，這是最基本的目標。能否成才與個人發展、機會和社會環境等密切相關。”劉正奎說。在他發起的“青雲學子計劃”中，孩子們往往有一定的創傷經歷，比如拮据的家庭條件、不和諧的家庭氛圍、不愉快的人際交往。比起如何開發他們的天賦，如何讓他們和周圍人建立起健康的“關係”成爲更關鍵的問題。
參加“青雲學子計劃”的孩子，入學第一個星期是不上課的。爲了讓這些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區的孩子構建一個豐富的支持網絡，劉正奎設計了一些有特定規則的團建活動。“我們專門研究過兒童社會網絡的結構與心理健康的關係。如果這個網絡是自然形成的，每個人帶着自己的問題、自己過去的經歷進入網絡，那麼這個社會網絡往往會對兒童心理健康起不到保護與促進作用，甚至成爲風險因素，而且一旦形成，那麼以後要改變就非常困難，會形成一個個非正式小團體。”團建能讓學生組成儘可能多樣化的羣體，打破那種天然趨同的、帶有每個人先前印記的自然社交，讓儘可能不同的人相處，最後這個班級的氛圍就會非常出色。“人與人的關係是進化的產物，這是人類在對抗外界時形成的連接系統，這意味着我們不必只依靠自己的基因，自己的力量。這就是關係的重要性。”
由於政策原因，“青雲學子計劃”的孩子最終沒能在居住地參加升學考試，劉正奎和同事們爲他們爭取了留學機會和資助，一部分孩子得以到國外讀書，一部分家庭實在無法負擔費用，但大多數孩子依然靠自己的努力回到家鄉高考，走上了不錯的人生軌道。一個孩子畢業後聯繫劉正奎，“他說自己也看過很多說法，比如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癒等等。但恰恰在學校，因爲有個安全的社會關係環境，他內在的力量能夠成長，他說當自己這種力量逐漸強大後，完全可以應對或擺脫原生家庭的影響”。
那個孩子說的一句話讓劉正奎印象深刻：“我之前那麼無助是因爲從來沒有找到過一個安全的地方讓自己內心受創的部分得到療愈，我內心積極的力量那一部分長不大，長不大就永遠擺脫不了。”劉正奎非常喜歡這句話。“我們現在正在專注於研究創傷和創造力的關係。創傷事件會給兒童的心理機能帶來負性影響，如果有良好的社會支持環境，更多的兒童會在成長中將創傷看成是一種契機，由此學習到如何戰勝挫折和困境，提升自我力量，實現自我的成長和超越。”
我與劉正奎聊到了20世紀的波蘭籍心理學家卡齊米日·達布羅斯基(Kazimierz Dabrowski)的理論。達布羅斯基也是一位關注創傷的專家，他提出了積極分裂理論(positive disintegration)，認爲人要實現更高級的發展目標，衝突和內心的痛苦是必需的。並非所有人都能走向高級發展，但超常的天賦與“過度興奮”結合，會指向更高的發展潛力。達布羅斯基提出的“過度興奮”包括五個方面，強度-心理運動、感官、智力、想象力和情感(intensity-psychomotor, sensual, intellectual, imaginational,emotional)。不能說所有天才都具有過度興奮的特質，但發現天才人羣中具有這種特質的人比普通人羣中更多。
達布羅斯基自己也是一位飽經創傷的學者，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期間，他冒着生命危險爲逃離納粹的猶太人提供庇護。他被監禁，遭受酷刑，被禁止從業。他的理論源於他自己與死亡、痛苦和不公正的對抗，以及他想要理解人類存在意義的願望。
達布羅斯基的私人診所吸引了許多富有創造力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他在他們身上看到情感的豐富性，這些人尋找“更高層次的現實。而且他們常常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它”，與此同時，這些人往往要經歷激烈的內心衝突、自我批評、焦慮和對自己理想的自卑感。當時的醫學界將這些衝突稱爲“精神神經症”，並試圖通過消除症狀來“治癒”患者。達布羅斯基的理論是對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論的反駁，他認爲這些“症狀”是追求更高層次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熱切地希望說服專業人士，內心衝突是一種發展而非退化的跡象。
創傷和創造力不能說毫無關聯，但不能過於看重他們的因果關係。20世紀70年代早期，精神科醫生南希·安德烈森(Nancy Andreasen)基於系統的精神科診斷標準，對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的常駐作家進行了訪談，發現他們多數人被嚴重的心境障礙困擾過一段時間，但並不會持久發作，反過來，這段經歷還會爲他們的創作提供素材。不過當它們可以服務於創造的時候，往往已經化爲淡淡的情緒了，就像華茲華斯所說的“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
我們或許無法找到天才與心理特質之間的特定解釋。但是至少應當允許真正擁有天賦的人舒展地做自己，不再讓他們迫於外力而遮蔽自己的才能，不再讓他們把自己的“不同”定義爲“病態”。
雅各布森的願望是“讓有天賦的人能夠自由地生活”。這意味着他們要坦誠地接受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學會與天賦帶來的負面情緒相處，同時也需要外界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跟天才可能爲人類社會做出的貢獻相比，這些支持是應當的。雅各布森不喜歡熒幕上那些“被刻畫得像卡通人物的天才”，關於如何改變關於天才的刻板印象，她說：“先從不將他們稱爲天才開始吧，也別說是傑出的人。大家需要擺脫那種‘他們自以爲比我們都優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