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是教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表達的科學。
明末的傳教士利瑪竇教授徐光啓邏輯與數學，並通過歐幾裏德幾何學的翻譯出版，把邏輯知識傳授給了中國的士大夫。
不幸的是，這些邏輯理性知識很快就在中國大地銷聲匿跡了。一直到了鴉片戰爭後，中國派留學生到西方，才重新發現西方人熟練應用了兩千多年的邏輯知識。
略言之，邏輯是一種思維工具，教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表達。科學研究對邏輯的倚重自不必說，人們的言行都離不開邏輯。說話沒邏輯，即不能有效表達和傳遞自己的想法;做事沒邏輯，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缺少邏輯常識，會成爲人云亦云的跟風派而遭愚弄。
初入中國，“邏輯”幼兒遭受寒流
因此，20世紀初，邏輯傳入中國後，教育界將邏輯學納入到了正規課程之中。1902年，清廷頒佈《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政科”三年須開設邏輯課(名學)，每週兩學時。
1904年的《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將邏輯課(辨學大意)列爲“經學科”、“文學科”、“商科”的必修課;《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則把邏輯學列爲公共課程，共一學年，每週3學時。
進入民國後：邏輯學逐漸成爲很多大學、高等師範學校乃至中學的必修或通習科學、目。金嶽霖(1895-1984年)1925年回國，1926年在清華大學哲學系專講邏輯學，僅僅招到了一個學生，令人嘆息。
1920年代，蘇聯開啓了對邏輯學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學校取消邏輯課。受其波及，一批受蘇聯影響極深的文人，也於1920末開始掀起對邏輯學的批判。
艾思奇等人宣稱要用“辯證法”來打倒邏輯學，甚至公開“宣佈了形式論理學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末，雖然聲勢浩大，卻未能撼動邏輯學在大、中學校課程中的地位。
張東蓀、金嶽霖等人，也尚有空間與葉青、艾思奇進行論戰。1931年，金先生到美國哈佛大學與著名邏輯學家謝非教授一起學了一年的現代邏輯。1936年金嶽霖《邏輯》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
1939年，蔣介石甚至還曾下達指示，欲聘請專家來講授邏輯學，以改良公文的批示。1940年，金嶽霖《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最佳學術著作評選二等獎;1948年金嶽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不講邏輯的動盪年代，邏輯教學遭受重創
很長一段時期，受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的邏輯學更是舉步維艱，“一度將現代邏輯視作帝國主義時代爲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僞科學”。
中國的邏輯課內容，曾深受蘇聯影響。據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邏輯學會理事宋文堅回憶：“學習蘇聯邏輯，是在已有邏輯研究和教學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爲嚴重的是我國大學的邏輯課程。”
金嶽霖晚年對學生諸葛殷同說：“我當初就打心眼裏瞧不起那些書(指蘇聯的《邏輯》教科書)。”
曾經，艾思奇到清華大學演講，批判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艾思奇講完之後金嶽霖帶頭鼓掌，接着說：“艾先生講得好，因爲他的話句句都符合形式邏輯。”嗣後，引起一場全校性的討論，一些學生在牆上批判金先生公開爲形式邏輯辯護。
在動盪年代中，邏輯學再遭重創。邏輯研究機構和大學的邏輯教研室(組)被撤銷了，學校裏邏輯課取消了，專業隊伍解散了。結果使學生只知道些現成的結論，不知道推理過程和論證……
邏輯雖起死回生，卻又被迅速拋棄
動盪年代結束，邏輯課開始在大、中學校復甦。不但有全國邏輯學討論會召開，中國邏輯學會也得以成立。
當時，教育學家張志公撰文，呼籲“中學生應該學點邏輯”。但鑑於教材、師資匱乏的現實，張志公建議：“在中學普遍開設邏輯課顯然是不可能的……由語文學科明確地把邏輯訓練和簡要的邏輯知識的教學任務承擔起來，是可取的。”
類似的呼籲很多，也有一些效果。例如，高中語文課本曾一度增入了一些與語言運用、思維表達相關的邏輯基礎知識。
然而不久，情況變得更爲惡劣。在很多大學，邏輯從必修課變成了可有可無的選修課——最典型者，莫過於邏輯被從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範類)的專業基礎課程踢了出去。
邏輯課的這種命運，背後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場化僅是其中之一。正如邏輯學者曾昭式所總結的那般：“許多學校的邏輯課被取消，或者邏輯的課時被壓縮。”這既與邏輯課上上下下都不受重視有關，也與一些高校缺乏邏輯教師有關。
百年來，邏輯常識教育的長期缺席，使社會呈現出一種思維上的病態。這種缺席必然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訴諸情感、訴諸傳統、訴諸暴力……等背離邏輯的交流方式，隨處可見。很多公共話題的討論，因參與者缺乏基本邏輯常識，常淪爲無意義的謾罵口水戰。
艱深的數理邏輯，自然不必人人修學。但作爲通識教育的普通邏輯課缺席，實在是不應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