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已經是冷戰時代，西方對米哈伊洛維奇一案是非常不滿的。當然有人會說這是冷戰思維：過去你需要對付德國人，就拋棄切特尼克而支持鐵託；現在你要對付蘇聯了，就反對共產黨人鐵託而爲米哈伊洛維奇叫屈了。
冷戰思維肯定是有的。不過西方各國也有他的道理：米哈伊洛維奇雖然因“消極抗戰”而被西方撤銷政治支持，但這與他究竟該判何罪應該是兩回事。就如今天歐盟要求“科索沃解放軍”繳械解散，但並不反對前“科解”人士參加議會政治一樣。“科解”人士有的被前南刑庭起訴判刑，那也是按司法規則辦的，並非對其進行政治清算。
按西方許多人的想法，戰後切特尼克再與合法當局搞武力對抗是不行的，但應該允許他們成爲合法反對派。他們中如果有人犯罪，也應按政治與法律分開的原則，依法進行審理，而不應變成對反對派的政治清算。
事實上不僅西方人這樣想，即便按當時東歐的一般狀態，鐵託的做法也是很極端的。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原來有一些默契，其中一點就是斯大林在他新控制的東歐勢力圈內，至少有個時期不急於實行蘇式制度，而只滿足於要求圈內各國在國際政治中跟隨蘇聯，不能加入冷戰中的另一方。
用當時的說法，就是這些國家在這個時期應該是“人民民主國家”而非“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不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其實也是這個國際背景的產物。我們都知道“新民主主義”又叫“過渡時期”，到了“三大改造”完成，就結束了這個時期，正式進入“社會主義”了。
但當時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只是在經濟上保留(原來還聲稱要發展)資本主義，政治上不搞“一黨專政”但也不搞多黨競爭，而是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而斯大林在東歐推行的“人民民主國家”比這還要寬鬆：不但經濟上可以搞資本主義，政治上也可以搞多黨競爭的議會政治，可以有反對黨，反對黨勝選還可以執政，總統、總理都不必是共產黨。
只有三個底線不能突破：第一是接受蘇聯紅軍駐紮，即必須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第二哪怕政府、議會並非共產黨控制，但“強力部門”即軍隊、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裏。第三不能加入美國主導的馬歇爾計劃，實際就是國際上必須跟蘇聯，不能跟美國。
有人說，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原意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那麼東歐的“人民民主國家”就更寬大，是“共產黨監控的資本主義”，連領導都不一定是我，只要我在旁邊盯着，你調皮時我能控制你就行。
按這個模式，當時東歐各國都保留了多黨競爭，當然這些黨不能與法西斯有牽連(其實西方也有這個限制)。實際上，在二戰中曾被法西斯佔領的這些國家，既非共產黨又非親法西斯的政黨，基本上就是戰前曾經活躍、戰時流亡西方的黨，尤其是組成流亡政府的那些黨。
所以東歐的“人民民主國家”，說穿了實際上就是蘇軍駐紮下允許蘇聯支持的共產黨和西方回來的“流亡政府派”共存的體制，而且這種共存允許一定程度的競爭，不像中國的“新民主主義”一開始就規定了共產黨領導。
當然，斯大林設想的這種體制只是一個過渡，他不可能讓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但是在1945年時，連斯大林也還沒有想到它會如此短命。而造成這樣短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鐵託。
1944年6月在維斯島上籤署的鐵託-舒巴西奇協議本來也帶有“人民民主國家”色彩。根據協議，流亡政府把“正統”地位從米哈伊洛維奇那裏轉給了鐵託。但流亡政府並不認爲米哈伊洛維奇是罪犯。協議建立了鐵託掌握實權的聯合政府，取代此前的奧諾伊與流亡政府，舒巴西奇作爲前流亡政府首腦成爲新政府的外交部長。
當時西方盟國領袖中最早支持鐵託的丘吉爾曾盛讚這個協議會給戰後帶來一個“民主的南斯拉夫”。不久，在貝爾格萊德簽署的第二個鐵託舒巴西奇協議又規定戰後的南斯拉夫將是“民主聯邦”，廢除君主制，國王不再回國，但允諾照顧王家在國內的利益。
然而與其他東歐國家不同的是，鐵託只給舒巴西奇等個人安排了位子，沒有允許戰前政黨返回。實際上鐵託一掌權實行的就是一黨制。1945年10月舒巴西奇就被迫辭職。幾個月後米哈伊洛維奇被嚴厲鎮壓，除南共外的一切政治勢力都被掃除。接着鐵託就開始在經濟上着手東歐最早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完全模仿列寧的“巴爾幹社會主義聯邦”。
顯然，從維斯島協議廢黜了流亡國王在國內的代表米哈伊洛維奇，到逼辭舒巴西奇，再到處死米哈伊洛維奇，“流亡政府派”不復存在，鐵託也就跨過“人民民主國家”，一步進入斯大林模式了。這在整個東歐是獨一無二的。然而他恰恰因沒有遵循斯大林安排的步驟而得罪了斯大林，這真是個悖論!斯大林當然不會惋惜米哈伊洛維奇被殺，但鐵託竟然要比照蘇聯搞個“巴聯”，在斯大林看來這不是太狂妄了嗎?
我此前已經提到，鐵託後來跟斯大林鬧翻不是因爲他要搞“修正主義”，恰恰相反，是因爲他表現得比斯大林更“正統”更激進。就像後來毛澤東也是因爲要比赫魯曉夫更“正統”才與後者鬧翻一樣。鐵託想到搞“修正主義”，是在鬧翻以後的事。
而弔詭的是：因爲鐵託不聽話而把其革除教門的斯大林，隨後卻在其他東歐國家仿效了鐵託的做法，提前廢除了“人民民主國家”而推行正統的蘇聯模式。這個轉變在那些“人民民主”時期共產黨勢力本來不大的國家(如捷克與匈牙利)還導致了不小的震盪。斯大林之所以改變主意，是因爲鐵託的桀驁不馴使他感到在東歐必須要強化控制，不能再實行原來許諾的寬容了。
隨着這個轉變而來的，就是在東歐各國發動了空前嚴厲的“斯大林大清洗”，成千上萬人，包括大批共產黨的高官都被指爲“鐵託份子”而遭處決。而這樣做恰恰是爲了要使各國步鐵託的後塵轉向更嚴厲的一黨專政!
但更令人大跌眼鏡的還在後頭：遭到孤立的鐵託走投無路之下，幾年後倒是真的轉向“修正主義”了所以，後人在封鐵託爲東歐“修正主義”鼻祖的同時不要忘記，此前他曾是在東歐推行“斯大林主義”或正統蘇聯模式的鼻祖，而斯大林那時倒是比他顯得更“修正主義”一些。
而他能夠這樣，當然與他在蘇軍到來前已經擁有強大武裝有關。鐵託後來一直以他是自己打天下爲自豪，這顯然有點誇張。起碼攻下貝爾格萊德的主力就還是蘇聯元帥託爾布欣麾下的紅軍，鐵託的軍隊只是配角。而他自然可以說是東歐各國中對蘇聯支持依賴最少的，卻不能迴避他也是東歐共產黨中接受西方盟軍援助最多的。
不過也應該承認，西方之所以拋棄“消極抗戰”的米哈伊洛維奇而改爲力挺他，也是因爲他此前確實“積極抗戰”。沒有外界援助，他其實不可能打下江山，但盟軍能看中他而積極援助，也是因爲他確實努力。
而這也成爲他戰後不屑於搞過渡性的“人民民主”體制，而是直接推行斯大林體制的本錢。這自然使他一時處在了冷戰的風口浪尖。從受到西方力挺，到與西方冷戰，在國際上的標誌就是的裏雅斯特事件，而在國內的標誌就是處決米哈伊洛維奇以及對其支持者的大鎮壓。
當時西方輿論，包括左派的社會黨人輿論都普遍指責這一審判不公平。說米哈伊洛維奇儘管“消極”但還是有過“抗戰”行爲，他曾經“聯德”而未降德，也屬有過但罪不至死，還說如此過分地鎮壓米哈伊洛維奇及其追隨者，就是爲了肅清流亡政府影響，以便推行一黨“獨裁”，等等。論者尤其指責審判的程序不公正。美國學者沃爾特. 羅伯茨的評論很有代表性：對米哈伊洛維奇的判決書“有事實，有捏造，但唯獨沒有正義”。
不少戰時在南斯拉夫上空被擊落而受到切特尼克救護的盟軍飛行員要出庭爲米哈伊洛維奇作證，但都被鐵託當局拒絕。米哈伊洛維奇被處死後，戴高樂指責鐵託是“兇手”，聲稱他“永遠拒絕與鐵託見面”，美國則應盟軍飛行員的呼籲給米哈伊洛維奇追授了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