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不應該仍在“鐵託主義”與“切特尼克主義”兩個極端之間循環往復。
應該承認，鐵託嚴厲鎮壓米哈伊洛維奇不僅僅是因爲他自己要“獨裁”。在南斯拉夫的各種政治流派中,與“鐵託主義”最對立、最無法相容的就是“切特尼克主義”。無論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對立都無法與之相比。
在其成熟時期以“民族平等、階級專政、自治經濟、聯邦國家”爲內容的鐵託主義，在階級專政方面不容自由主義，在自治經濟方面不容斯大林主義。但至少自由主義不反對自治經濟、聯邦國家，斯大林主義不反對階級專政下的“民族平等”。
而切特尼克就不同了。在各個方面它與鐵託體制都是絕不相容的：“民族平等”與切特尼克的大塞族種族主義對立，“階級專政”正是衝着切特尼克這種“反動階級”而來，“聯邦國家”更與切特尼克一貫主張中央集權不相容。
從歷史淵源而言，南共鎮壓烏斯塔沙，但歷史上畢竟還曾與之做過“同路人”(至於鐵託也是克羅地亞人這一點我倒認爲沒那麼重要)，而與切特尼克的對立則是貫徹始終。即便剛起兵時雙方關係最“不壞”的那幾個月，鐵託與米哈伊洛維奇的幾次見面也都是不歡而散。當然，即便從“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角度看，兩個獨裁者的不相容也要甚於獨裁者與民主派的不相容。
因此不難理解，到了幾十年後南斯拉夫解體時，對切特尼克與米哈伊洛維奇“翻案”的程度也就成了前南社會和政治“非鐵託化”程度的一個標準(但卻未必是民主化程度的標準)。而米洛舍維奇本人儘管由於政治上他的黨(塞爾維亞社會黨)與塞爾維亞共盟有後繼關係，很少就此明確表態。然而從“鐵託主義”到“切特尼克主義”的激變，確實是在他的支持下發生的。
這裏還要提到一件趣事：戰前與流亡時期南斯拉夫也有一個“塞爾維亞社會黨”，該黨當時就是力挺米哈伊洛維奇的，它甚至反對維斯島協議，指責西方放棄米哈伊洛維奇是個大錯——當然，1990年時東歐共產黨改名社會黨是個時髦，米洛舍維奇給黨改名時未必想到過這個典故。
米洛舍維奇80年代後期在塞爾維亞執政後，一方面利用塞族對鐵託聯邦體制的不滿，借當時的民主潮流鼓動“塞爾維亞愛國者”發動街頭運動，推進“反官僚革命”以清洗“鐵託派”，另一方面把這一潮流引向極端民族主義方向又可以使他得以抵制自由民主派的衝擊。於是在他執政下，以沃伊斯拉夫.•舍舍利爲代表的“新切特尼克運動”迅速壯大。
舍舍利在1980年代就曾因鼓吹切特尼克思潮而被判刑坐牢。1989年，舍舍利在美國塞爾維亞裔社區接受王國遺老、米哈伊洛維奇當年副手杜伊奇公爵授予的切特尼克“軍銜”，回國後發動示威，要求平毀鐵託墓。管理部門要求塞爾維亞政府出面保護，米洛舍維奇卻聲稱保護鐵託墓是聯邦的事，塞爾維亞不負責。
“新切特尼克運動”發展爲塞爾維亞激進黨後形式上是反對派，但米洛舍維奇明顯對其與自由民主反對派區別而另眼看待。不久他就與激進黨結盟，任命舍舍利這個既極端反共、又反“西方民主”的極右翼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領袖當了副總理。激進黨民兵武裝和米洛舍維奇支持的波黑、克羅地亞一些塞族武裝的軍服、軍銜與軍徽都仿效二戰時的切特尼克軍隊制式，奉米哈伊洛維奇爲偶像，而其對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殺更與當年的切特尼克一脈相承。
當時，不少社會黨人認爲米氏這樣做是在面對西方壓力下聯合舍舍利的統戰策略。可是米洛舍維奇垮臺後，竟進一步要求社會黨不再提本黨候選人，而要支持舍舍利作爲在野黨的唯一候選人。換句話說，不是舍舍利加入社會黨的統一戰線，而是要社會黨爲舍舍利抬轎子了。
而當時舍舍利也因其民兵的暴行而與米氏一樣被前南刑庭緝捕，儘管刑庭規定嫌疑人未判罪時仍有被選舉權，但明擺着不會有什麼人投一個不可能履行職責的在押嫌疑人的票，即便從競選策略講，米洛舍維奇這樣做也是荒唐的。顯然，這樣行事只能出於他對切特尼克思想的認同。
這裏要說：上次Never網友稱“全盤否定鐵託的是塞族激進派，並不是米洛舍維奇。”他所謂的塞族激進派就是指舍舍利這些人吧?連社會黨人也明白了，米洛舍維奇不就是舍舍利的後臺嗎?
因此毫不奇怪，儘管形式上米洛舍維奇的執政黨是共盟“改名易幟重組”的後繼黨，但是其治下的塞爾維亞“非鐵託化”比反對黨治下的克羅地亞還明顯。而鐵託的死敵米哈伊洛維奇則已經“恢復名譽”。
這不，我們剛纔經過的伊萬尼察，米哈伊洛維奇的林中故鄉，就豎着這位切特尼克領袖的塑像。在十字路口我曾瞥見其一閃而過，當時不知其爲何人。晚上上網才發現就是此公，權取網圖以饗各位。
翻過山口而下，在斯圖代尼查修道院路口，我們看到有一老人頭戴軍帽在擺售舊時軍裝。在俄國、波蘭我見多了擺攤賣紅軍舊貨(其實很多是新造的假古董)，以爲這也是前南“人民軍”的東西。仔細一看，才發現老人戴的和攤上擺的都是切特尼克的軍裝。
當然，最明顯的是伊萬尼察以北的拉夫那山，也就是米哈伊洛維奇的起家根據地，切特尼克的“井岡山”。在塞爾維亞各地大拆鐵託像的米洛舍維奇時代1992年，這裏豎起了一尊最大的米哈伊洛維奇像，其高大超過了前南尚存的所有鐵託像。同樣在90年代，這裏還建起了切特尼克紀念館，以及紀念教堂等。如今，拉夫那山已經成爲新興旅遊地，“切特尼克主義者”紛紛來此進行他們的“革命傳統教育”。
2000年米洛舍維奇垮臺後，塞爾維亞雖然在民主化、歐洲化和民族和解方面有了不少進展，但對切特尼克的評價似乎並未逆轉。2004年，塞爾維亞議會通過了一項要求重審米哈伊洛維奇案的動議。到2015年，塞爾維亞高等法院終於複審推翻了1946年對米哈伊洛維奇的死刑判決，指出當年的判決是南共的政治報復，在法律上是不公正的。當然，在政治上如何評價米哈伊洛維奇則是另一回事。
在今天的前南各國，塞爾維亞人評價切特尼克，如同克羅地亞人評價烏斯塔沙、阿族人評價第二普里茲倫同盟與“科索沃委員會”，都是民族關係中的敏感問題。對於塞爾維亞給米哈伊洛維奇平反，克羅地亞、波黑等鄰國官方都已表示不滿。而塞爾維亞人自己也是意見分歧。2009年曾有民意調查說，塞國公民如今有34.44%贊成爲米哈伊洛維奇平反，15.92%的人反對，而多達49.64%的人表示他們拿不定主義。
“轉型正義”的複雜性在這裏表現得很明顯。對米哈伊洛維奇案，政治評價和司法評價應該有所不同。處死米哈伊洛維奇、消滅這個政治派別或許有點過分，但切特尼克主義是絕不能提倡的。非塞族、塞族人和作爲同鄉的伊萬尼察人看米哈伊洛維奇可能各有自己的角度。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不應該仍在“鐵託主義”與“切特尼克主義”這二戰以來塞爾維亞歷史中最爲對立的兩個極端之間循環往復。
我們此行看到：最近十多年來這裏的人們對當年的兩個死對頭的評價不再黑白分明。如果說米洛舍維奇時代人們對鐵託的反感與對米哈伊洛維奇的讚揚形成強烈反差，那麼現在米洛舍維奇已經被民意否定，而人們爲米哈伊洛維奇案件尋求公正似乎與對鐵託的“懷舊”並不那麼矛盾了。
另一方面，根據2017年初貝爾格萊德安全政策中心的調查，儘管大多數塞爾維亞民衆仍然難以接受科索沃獨立，但多達73%的受訪者反對爲科索沃而打仗，只有10%認爲可以打，17%答“不知道”。即使最右翼的激進黨(舍舍利的黨)選民，反對爲科索沃打仗的也佔到一半以上，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政黨選民反戰的比例高達87—96%，第一大黨進步黨和當年米洛舍維奇曾經領導的社會黨也都在70%以上。
顯然，如果說米洛舍維奇時代主要是政治上的切特尼克主義在當局的默許乃至慫恿下興風作浪，那麼今天人們主要是在司法上認爲當年對米哈伊洛維奇的判決不公，政治上的切特尼克主義則隨着米洛舍維奇的垮臺已經消退了。
就當年的案件本身而言，處死米哈伊洛維奇和徹底剷除他的派別是南共的政治清算，司法上有重大瑕疵，這基本已成共識。但是他的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應該如何認定，各族仍有爭論。克族和穆斯林堅持當年的認定，並把它與後南斯拉夫時期塞族的行爲相聯繫。
一些塞族人則在減輕1990年代的罪行的同時，認爲當年對切特尼克的種族屠殺指控也是鐵託的惡意誇張。當然，也有人認爲應該一碼還一碼，40年代的真相與90年代的真相應該分別討論而不必捆綁在一起。這樣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米哈伊洛維奇俱往矣。那麼，對於伊萬尼察人的另一個同鄉、“鐵託派”小斯坦鮑利奇的悲劇，人們又是怎麼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