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經過鐵託去世10年後的時事移易，南斯拉夫已經沒有“純粹”的鐵託主義者。以前說的這些人對鐵託遺產都是有揚有棄的。但如果不作價值判斷，僅從基本事實而言，什麼是“鐵託主義”不好說，什麼不是“鐵託主義”還是可以講的。
鐵託主義第一不可能是切特尼克主義，第二也不可能是斯大林主義(儘管鐵託本人剛掌權時曾是最正統的斯大林派，但那時是根本沒有鐵託主義這種概念的)。
當年“鐵託主義”第一齣自1945年前後對切特尼克的嚴厲鎮壓，第二齣自1950年後對斯大林模式的大幅度“修正”。鐵託當然也打擊過“自由化”，典型的就是對吉拉斯等人的整肅。但是規模、嚴厲程度與影響都遠不及他對前兩者的打擊。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鐵託大規模處決過切特尼克分子，大規模逮捕、小規模處決過“情報局分子”(“歐洲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是戰後蘇聯建立用以部分繼承共產國際職能的控制機構，南蘇決裂後被指爲斯大林代理人的親蘇派因此得到這個惡諡)，但從沒有殺過包括吉拉斯在內的自由派。
在鐵託“修正主義”的高潮時期，他和卡德爾等同道們大搞改革，用“自治社會主義”取代“集權社會主義”，用“社會所有制”取代“國有制”，這雖然沒有完全跳出“專政”體制的窠臼，但一直被視爲整個東歐相對而言“最自由，最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鐵託死後改革侷限性漸顯，國家逐漸進入危機。各族共盟都有不少人想朝更自由更開放的方向進一步“修正”體制，以恢復鐵託理想的凝聚力。
在塞爾維亞，這種思路的代表就是斯坦鮑利奇。這使得一些媒體把他與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相提並論：“戈爾巴喬夫和伊萬•斯坦博利奇自覺地進入了社會改革的雷區，相信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他們的性格或行爲要求以不使用武力作爲政策要件。這讓他們更軟弱並失去了機會”。
但兩人的不同在於：鐵託留下的“最自由，最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斯坦鮑利奇的距離畢竟比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蘇聯與戈爾巴喬夫的距離小得多。因此俄羅斯保守派會攻擊戈爾巴喬夫背叛了蘇聯和列寧，塞爾維亞卻沒人說斯坦鮑利奇背叛了鐵託。
在斯坦鮑利奇與米洛舍維奇決裂後的互相攻擊中，米洛舍維奇只是攻擊斯坦鮑利奇背叛了“塞爾維亞祖先的光榮”、遺棄了“烈士(指拉扎爾大公等)的事業”，指責斯“反塞爾維亞”，而沒有說他反鐵託。
倒是斯坦鮑利奇多次攻擊米洛舍維奇背叛鐵託。而斯的一些同志譴責就更尖銳：如“1941年參加革命的老戰士”蘇•穆罕默德巴希奇就在公開信中說：“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你濫用了科索沃塞族人與黑山人的悲慘命運，你抓到政權後就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險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關係，……已把國家推到了內戰的邊緣。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別活動的政策，是反鐵託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以革命的名義，你下臺吧!”
而那些迴歸斯大林主義的軍方強硬派如卡迪耶維奇等，其實也很少提到鐵託。他們在前南戰爭初期支持米洛舍維奇對其他共和國動武，但動機卻有區別：米氏要搞“大塞爾維亞”，熱衷於支持各共和國塞族擴大地盤對周邊用兵，力圖使塞族地區連成一片以實現“所有塞族共處一國”，而對佔據像薩格勒布這樣非塞族的大城市並不熱心。
軍頭們卻要恢復聯邦，一心想進攻薩格勒布，而對塞族區連片與否興趣不大。他們也不同意米洛舍維奇把塞共盟變成切特尼克化的塞爾維亞社會黨而與其他共和國的共盟解除關係，因此他們不加入社會黨，卻另成立了一個主要由軍人組成的“共盟-南斯拉夫運動”，而且自稱是全聯邦的組織，不限於塞爾維亞。
1992年米洛舍維奇解散“大南斯拉夫”成立“小南斯拉夫”，同時也解散了“南人民軍”(JNA)而建立 “南聯盟軍隊”(VJ)，這些軍頭大都辭職退役，“共盟-南運”也就幾乎煙消雲散。1994年這些人大都轉入米洛舍維奇夫人米拉•馬爾科維奇成立的““南斯拉夫左派”(JUL))。但米洛舍維奇本人要走切特尼克路線，不可能同時又打切特尼克的死敵南共的招牌。他寧可引舍舍利爲同道，而不願與卡迪耶維奇這樣的人走近。
JUL只是其夫人聯絡老軍人的一個社交圈，政治上幾乎毫無作用，社會基礎也談不上。米洛舍維奇垮臺後，卡迪耶維奇等人與米拉•馬爾科維奇都流亡莫斯科，這個“南斯拉夫左派”已不復存在。
實際上，當年鐵託的“修正主義”反斯大林要比赫魯曉夫厲害得多。如果說在今天的俄羅斯，打着斯大林旗號要求恢復蘇聯的“聯共布”之類組織都興不起來，更何況南斯拉夫了。如果在南斯拉夫搞斯大林主義，就和搞切特尼克主義一樣，還說什麼鐵託遺產?
米洛舍維奇夫婦長袖善舞，一個結盟舍舍利，一個拉攏JUL，雖說也應了那句“極左與極右其實相通”的話，不過在前南這種條件下，這種相通只能以極右、而不可能以極左爲主體。JUL如果不打民族主義牌，意識形態又難逾鐵託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扞格，像卡迪耶維奇那種職業軍官也發明不了新“主義”，只一味強硬怎麼會有人聽?如果你還是軍頭，不聽你直接就動拳頭也罷了，現在你也退役了，沒人聽就只能散了。
所以今天在南斯拉夫要講鐵託派，當然只能以斯坦鮑利奇這類人爲代表。雖然他們也不是“原教旨”的鐵託派。鐵託“階級專政+民族平等”的那一套，不僅在南斯拉夫失敗了，在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有“列寧式聯邦”也都失敗了。今天如果真要講民族平等的理想，首先就要講人權平等。而人權平等可以避免民族戰爭，但未必能夠建立跨民族國家認同——這種認同是需要“想象”的。
20世紀尤其是1990年代的民族仇殺已經毀掉了“南斯拉夫”這一共同體想象，堅持民族平等理想的今日鐵託派只能寄希望於“歐洲”的想象。更何況在現實中如今他們是弱勢派，不僅面臨塞族民族主義的壓力，其他共和國掌權的非塞各族民族主義者也不認同他們，而我前面已經提到，前南地區弱勢者一般都更“親歐”。
因此無論從理想還是從現實來講，這些鐵託派認同民主化、歐洲一體化的程度，甚至比許多自由民主派還高——後者儘管不極端但通常還有溫和民族主義色彩。而今天的鐵託派和當年的鐵託本人一樣，只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不存在了，他們就希望做“歐洲人”。共產黨人當年的“國際主義”很容易就轉化爲他們今天的“歐洲主義”——這種理想對他們而言，倒有點像我們這裏所謂的“兩頭真”老人，遺憾的是如今理解他們的人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