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蘭州街頭
蘭州機場至今還在中川，當時它是全國民航機場中除拉薩機場外距離市中心最遠的一個。近年來我國因爲經濟實力增強加上圈地方便，機場越建越大，也越建越遠，全國大型機場與市區距離平均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幾十年前的當時，我國大多數城市機場都像西安西稍門機場那樣靠近市區，像中川機場那樣遠離市中心達80多公里是絕無僅有的。
當時的機場公路也不是現在這條從主城區過黃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而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蘭新公路，從市區西行在黃河南岸穿過幾個衛星城，到河口再過黃河轉向北行去中川，不僅距離長，路況也不好。我們坐民航班車前往市區也走了兩個多小時，幾乎與飛行時間相等。
開出機場後很長一段路完全是荒郊野外，夜裏一片漆黑，連村落都很少。車過河口黃河大橋後則眼前一亮，我們進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業區。蘭煉、蘭化兩大公司的衆多高塔燈火璀璨，燃氣放空火炬徹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這一大工業景觀，很是激動。
那時我們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業化的，“煙囪林立，馬達轟鳴，鋼花飛濺，鐵水奔流”這種今天“後現代”的西方人聽起來就頭大的狀況，當時被我們描述爲絕世美景，到這些地方當工人更是我們這些農村知青最爲憧憬的夢想。
但同車一位蘭化的幹部卻說這裏污染很厲害，而且很奇怪這麼一片重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卻建在城市的上風上水處，導致西固黃河下游20多公里的蘭州中心城區環境很差，“不知當初的規劃是怎麼搞的”。說話間班車進入市區，最後在紅山根下的蘭州火車站到達終點。這時已經是深夜兩點，同航班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車來接走了。只剩我一人留在深夜空曠的站前廣場上。
初次坐飛機的新鮮和激動頓時被寂寞與寒冷所代替。那時我不知道蘭州大學離這裏不過公共汽車兩站地，即便知道，半夜三更到人地生疏的學校又能找誰?當時的蘭州火車站之簡陋也出乎我的想象，說是西北最大的鐵路樞紐，隴海、蘭新、蘭青、包蘭四條鐵路的交匯處，客運站卻只是一排平房，比南寧火車站還不如，而且深夜候車室還關門上鎖，不讓人進去。站前廣場邊緣甚至黃土披露，連水泥都沒鋪。
西北高原上的蘭州即便7月也很涼爽，並且晝夜溫差大，深夜甚至相當冷。我不知道哪裏有旅館，其實應該不難找，但按照我當年的經濟狀況和已經在西安付費沒住支出，是不會在凌晨兩三點鐘花錢到旅館住幾個小時到天亮。何況我坐飛機來此已經是超支了預算，再不敢“亂花錢”了。
看看周圍有若干不知是旅客還是流浪漢的人就睡在廣場上，我也就照樣找片水泥地就地一臥，枕着旅行袋露宿廣場了。看着蒼茫浩瀚的滿眼星空，想着剛剛與“上等人”一起坐飛機，轉眼又與“下等人”一起露宿街邊，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啊。
初遇恩師
迷糊中也不知道睡着了沒有，第二天一早我就爬了起來，一問知道蘭州大學就在不遠處，便蓬頭垢面直奔而去。到了蘭大人們還未上班，在歷史系門前遇到一個大學生，問起研究生複試在哪裏報到。那同學打量了我一下就說你是廣西來的吧?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趙儷生先生在上課時就提到了你，說他這次當了伯樂，發現了一個自學成才的“小廣西”。這樣吧，歷史系還沒上班，我先帶你去見趙先生。
在1978年年中，作爲當時蘭大文科公認的頭號名教授，趙先生剛剛擺脫20年“右派”厄運恢復了學術聲望，成爲蘭大歷史系兩個“黃埔一期”研究生導師之一。但是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那時還尚未解決，尤其是全國對“右派”的大規模平反還尚未進行，只是“脫帽右派”的概念基本消除，一般公認“右派脫帽”後就不再是“右派”，不該受歧視，但當年那個“戴帽”的過程仍被迴避。生活方面，“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也剛剛開始，趙先生一家還未搬出蒙難時期住的土坯平房，比另一位“黃埔一期”導師李天祜先生(金雁當時正在他的麾下參加複試)的住所差很多。
然而處在否極泰來的命運轉折點上，趙先生此時的心情舒暢，興致極高，談興也濃。他在那間堆滿了書的土坯房裏請我喫早飯，師母高昭一先生和他們兩位77級考進蘭大的子女(歷史系的趙縕和外語系的趙結，兩人如今都是有成就的史學家了)也在座。我自稱是“南蠻”北上投師，趙先生聽了哈哈大笑。
餐敘末了，還送我三本他珍藏多年的舊書，兩本是1950年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編印的《中國曆代食貨志彙編》第一、二輯，有編者陳連慶先生贈趙先生的題款，另一本是東北新華書店1950年出的《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手稿的一節)，有譯者日知先生(即著名世界上古史專家林志純教授)贈趙先生的題款。這幾本書不僅版本和贈書題款都很珍貴，書的內容本身對我後來的治學影響也很大。今年5月是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 先生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
第二天進行復試，複試過程對我而言覺得很輕鬆，感覺良好，認爲錄取不會有多大問題(後來知道還是爲體檢發生了爭論，他文已另敘)。複試結束就該返程了。
可是此時“寶天段”的中斷仍然持續，而且因爲又下了幾場雨還越塌越嚴重，不僅寶天段沒修好，連其西邊的天水-甘谷段也中斷了。從寶雞過天水直到甘谷，那麼長的路段誰也不知道何時才能恢復通車。我來時坐飛機是爲了趕時間複試，回去當然就奢侈不起了。
但是走西蘭公路不僅費時、辛苦，而且那時同樣距離的長途汽車票價要比鐵路硬座票價貴。於是我與另一位從“關東”(潼關以東)來的複試生霍俊江師兄商量，我倆同行，先從隴海線坐火車到甘谷，再換汽車繞過水毀路段到寶雞，然後再回到隴海線的列車東行。沒想到路上又出了意外。
陳倉古道遇車禍
當天火車到甘谷已是下午，出了這個塵土飛揚的縣城小站，站前就有不少連接水毀鐵路兩頭的“擺渡”班車。那時寶天段鐵路附近沒有並行公路，由天水到寶雞得在南北兩線中擇一繞行，北線繞到隴山以北，經張家川、隴縣到寶雞，南線繞得更遠，要經過長江流域的徽縣、鳳縣，先南後北兩次翻過秦嶺主脈到寶雞。我們本以爲擺渡車當然是走近路的，於是見車就上，車開後才得知這車是走南線的。不過南線公路較好，沿途路經陳倉古道，必有可觀，我們也就釋然了。
從甘谷到天水，當時的公路是走塬脊，而鐵路則走渭河谷，無怪乎鐵路水毀而公路無損。不過這一帶的黃土塬梁侵蝕嚴重，溝壑縱橫，沒什麼平坦塬面，公路依山勢七折八拐，路線比鐵路長的多。入夜後才從天水北山脊上下來，俯視河谷裏一片燈火，那就是天水市區了。那時的山區公路客運都不能夜行，我們就在天水住宿過夜。
次日一早即放車南行，翻過麥積山附近的秦嶺餘脈到達娘娘壩，進入了長江流域。黃土塬谷逐漸變成青山綠水，景色相當宜人，不過道路卻愈加險峻。白天連續經過徽縣、兩當兩個縣城，夕陽西照時進入了嘉陵江上游峽谷，與寶成鐵路交錯並行，溯江北上，再翻過秦嶺就可以到寶雞了。這裏地勢更險，沿途多處有關塞廢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時可以看到古棧道遺蹟，“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六出祁山”、“鐵馬秋風大散關”等故事都發生在這一帶。
我真是大飽眼福，可惜當時沒有照相機。後來我曾經由寶成鐵路多次經過此地，但是火車在這一帶基本都行駛於隧道中，再見不到如此景觀，而且據說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也導致“舊貌換新顏”，即便爲開發旅遊而對古蹟進行“修舊如新”的“維護”，也常常是不倫不類了。
我正慶幸沿途能見到如此景緻，可謂不虛此行，甚至鐵路中斷也是“壞事變成好事”了。不料樂極生悲，車過雙石鋪不久，一處急彎使司機打方向盤過猛，轟隆一聲汽車翻到了路邊排水溝中，滿車旅客被震得七歪八倒，一片驚叫。好在是靠山一邊，如果翻到峽谷一邊，我大概就不可能寫下這段文字了。驚魂甫定，我們下得車來，只見汽車兩輪陷在溝裏，兩輪懸在空中，雖說萬幸沒有翻得四輪朝天，衆人也沒有死傷，可這車是沒法動彈了。
那時沒有“移動通信”，不能就地求援，只能等過往車輛前去城裏報信。偏偏幾輛貨車駛過都未停車，我們的司機罵他們見難不救，而乘客責怪司機開車莽撞，陷我們於此前不巴村後不着店之地進退不得。過了一個多小時情況仍無轉機，眼見天色已晚，我不由得煩躁起來，在公路上走來走去。不料繞過一個彎子，看見一處岔路口，路牌上寫着到太白若干公里。根據我平時看地圖的印象，得知這裏是川陝公路與鳳縣-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寶成鐵路鳳州車站應當不會很遠。鳳州是快車經停站，到那裏就不愁了。
於是我回來對師兄說，與其在此傻等，不如干脆自救，我們走到鳳州去找火車得了。但是師兄說已經天黑了，離隊獨行不好，也不能確知火車站有多遠，到了車站誰知道下一班去寶雞的列車又是什麼時候，沒準比救援車還慢呢。還是再等等吧。我一想，師兄是要回河北，只能走隴海線，他是必須要到寶雞的。而我是回廣西，到不了寶雞也可以由寶成線南下走四川、貴州回去，鳳州南下北上的車次應該不少，我都可以坐，不會久等的。反正我倆到寶雞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別吧。
改道大西南
於是我與師兄相約錄取後在蘭州重聚，依依惜別後就拎着旅行包一人向鳳州走去。果然大約走了六七里路就到了鳳州站。這裏是過去陝西鳳縣的老縣城，古時甚至還是直隸州鳳州的州治(相當於如今的地級市)，後來降州爲縣，縣城又遷到了雙石鋪，這裏已經衰落爲“鳳州公社”，甚至都不在該縣4個建制鎮之列，但它的車站仍很重要。當時寶成線秦嶺段是中國唯一一條電氣化鐵路，我也在鳳州平生第一次見到電力機車。
這時天已全黑，恰巧半小時後就有一趟快車南下成都，我也不用住旅店了。後來在蘭州與師兄重逢，他說他們兩小時後乘救援車繼續北上，到鳳州時還找了一會我，想搭上我同行。但是，那時我已經南下很久了。
這是我這次複試往返中第四次改變旅行計劃：第一次在鄭州改去蘭州爲去西安，第二次在西安改坐汽車爲坐飛機，第三次在甘谷改走北線爲走南線，這次又改北上寶雞爲南下成都。然而這次改變也有代價：當時中國的鐵路客運十分擁擠，快車在起點站往往就出售站票，而在鳳州這個中途站上車是篤定沒座的，並且這趟車到鳳州已嚴重超員，我是一路站到成都，有一段甚至擠得跟沙丁魚罐頭一般動彈不得。到成都換車繼續南下，我已經疲憊不堪，於是第五次改變計劃，在貴州遵義中途下車，到我二姨家休息了兩天。
前面說過，我插隊時曾經因爲“盲流”而在貴州冊亨被強制“收容”，那次就是想到二姨家去“朝聖”(瞻仰“遵義會議”會址)的，不料中途鎩羽。而這次我本來沒想去遵義，卻陰差陽錯成了此地的不速之客。因爲事先沒打招呼，他們見到我都驚訝不已。聽說我很可能考上研究生也都十分高興。
二姨一家是隨所在的“一機部第二設計院”在文革時期從上海“內遷”到“三線地區”的貴州的，在這裏也喫了不少苦。遵義這個革命史上的紅色名城在那個“最革命”的年代卻十分破爛，城市主幹道上竟然還有成片的土坯茅草房。當時文革已結束，我到那裏時該院的人都在鬧着要求遷回上海。不久以後他們就離開遵義了。
而我的父母在文革中從自治區首府南寧被髮配到崇山峻嶺中的鳳山縣，直到我這次複試路經南寧時仍然是無家可歸。然而複試後返程再到南寧時就聽說，我父母也被“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即將調回南寧了。聯想到蘭州的趙先生出山重主杏壇，生活上也即將走出土坯房，趙縕、趙結都成了“黃埔一期”大學生，我自己也有望從“早稻田大學”畢業成爲“黃埔一期”研究生，我妹妹應屆參加78年高考也錄取在望。可以說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變化，我的親人、親戚、熟人、先生、師兄和我自己——人們的命運都發生了或者即將發生可喜的轉折!
回想我這十多天的行程雖然意外頻出，使用了從手扶拖拉機、汽車、蒸汽火車、電氣火車、飛機還有自己的兩條腿等各種工具，從京廣線北上，從寶成線南歸，由華南、中原、西北、西南兜了一大圈，幾次改變路線，轉了半個中國，最終平安完成此行。這是否也可以被視爲我們國家經過“文革十年”的無數坎坷和波折終於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一個縮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