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俄羅斯文學作品的人，對“哥薩克”這個名詞都不陌生。
它能讓人聯想到呼嘯的戰馬、鋒利的彎刀、迎風飄揚的黑色披風，伴隨着“烏拉”的呼喊砍瓜切菜一般衝向敵人的騎兵，他們具有桀驁不馴、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邁英勇、粗狂強悍、身經百戰、嗜酒如命、是令人嚮往的充滿異國風情的英雄。
但同時哥薩克又是令人恐怖的劊子手，是沙皇鎮壓革命運動的馬前卒，哥薩克用馬鞭抽打遊行的學生、驅散反抗沙皇的人羣，是雙手沾滿了遊行請願的羣衆鮮血的人，而且在革命語境中“哥薩克”總是與人民爲敵的“警察、憲兵”聯繫在一起。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老輩中國人都還記得“蘇聯文學熱”的時候，我們翻譯的關於哥薩克的小說：託爾斯泰的《哥薩克人》、肖洛霍夫的《靜靜地頓河》、綏拉莫維奇的《鐵流》、巴別爾的《騎兵軍》，還有波蘭作家顯克維奇的《火與劍》、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阿·託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等等，以及列賓的名畫“查波羅什哥薩克給土耳其蘇丹的回信”，這些作品都爲我們形象地描繪出一個“強悍的馬背上部落”。
有人說俄國的哥薩克就如同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國的俠客一般，是一個“遊蕩在社會邊緣的族羣”，這個比喻只說對了後面一半。騎士是中世紀歐洲的沒有繼承權的人的一個封號，日本的武士是隸屬於領主的家丁門客，而中國的俠客只是賦予了太多文學想象的統稱，歷史現實中並沒有這樣一個羣體存在，俄羅斯的哥薩克卻是一個性格鮮明的有共同特徵的社會文化羣體，它的確“遊蕩”在波蘭、烏克蘭和俄羅斯邊境地區存在了大約500年的歷史。
哥薩克Казак這個詞原來自突厥語，是俄國的民間文學中的“綠林好漢”的意思，類似於我們熟悉的“水泊梁山”。很多書上都解釋說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實換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武裝盲流”。15-17世紀在俄羅斯農奴化過程中，不願爲奴逃亡到邊區去謀生的人，逐漸聚集成羣，受西南部草原地帶突厥民族的影響，養成了一種亦兵亦民善騎射不受管束的有獨特文化的認同關係。
這片廣袤的土地當時處於俄羅斯、波蘭-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幾大強國勢力的交界處，歷史上多次成爲歐亞大陸民族大遷徙時突厥語遊牧民族來往的通道。這些嚮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與之相結合，就以突厥語自稱“哥薩克”了。
而他們生存的“邊疆”就是“烏克蘭”(斯拉夫語“烏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邊疆之意，大家可能記得十多年前，前南斯拉夫地區戰亂時，克羅地亞一些塞族人在克國與波黑交界地區成立過“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國”，“克拉伊那(крайна)”與“烏克蘭”其實都是“烏克拉伊那”的發音，指的都是“邊區”)。
大量的逃農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帶，沙皇俄國在迅速擴張過程中對南部草原鞭長莫及，只有名義的權力，管理十分鬆散，人口統計和稅收制度都無法正常進行。於是這些邊區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時爲民戰時爲兵，長期處於準軍事狀態，處在一種自治狀態，逐漸做大。
東歐平原山少河多，哥薩克多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頓河哥薩克、伏爾加河哥薩克、烏拉爾河哥薩克、西伯利亞哥薩克、外貝加爾哥薩克、庫班哥薩克等。沙皇政權自然瞭解這種半軍事體制的自由人集結數量巨大對國家的危險，但是當時俄國向外擴張的勢頭正猛，分散了國家很大的精力，一時之間人力物力軍力都顧及不到那裏。
由於沙俄的地理環境因素，人口稀少，擴張過快，中央政權消化不了新增領土，對一些“三不管”地區管轄能力有限，不像中國傳統社會可以完全融化和併吞掉社會的異己力量，因而使哥薩克尾大不掉。同時統治者也需要這些勇敢、驍勇善戰的武裝力量來防禦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北歐海盜、波蘭軍事貴族和土耳其蘇丹的武裝，通過草原的商隊經常受到韃靼人和其他遊牧民族的襲擊，因此沙皇需要藉助哥薩克的力量爲其效勞，利用其機動性和戰鬥能力爲帝國戍邊徵戰。早期歐俄周邊國家的統治者對這些“草莽英雄”也奈何不得，一般採取懷柔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便形成了一個叫“哥薩克”的特殊族羣。
哥薩克的組織形式是軍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體，他們建築一種特殊的營地叫“塞契”(有的譯爲“營地”)，有土圍子、塹壕、原木圍牆，和帶有射擊孔的塔樓組成，與蒙古人以勒勒車組成臨時宿營地有相似之處，它雖然地點固定，但是隨時都可以開拔轉移，營地定期舉行全體成員大會。其中以烏克蘭的扎波羅什哥薩克最爲有名(Запоржская Сечь)。這是一種獨立的軍事自治流動組織，早期哥薩克大部分居民依靠戰利品爲生，一部分人從事漁獵，養蜂和狩獵，只有小部分年老體弱者駐地從事農業。
從17世紀起，草原地區的哥薩克從事農業生產已逐漸常規化，他們以自治的村社組織來耕種“什一稅田地”，即1/10用於軍事哥薩克的糧餉，組成自備武裝的輕騎兵(以頓河馬、彎刀和長矛爲主要裝備)，到自己地盤以外地方搶竊、尤其是在河灘地段搶劫船隊是他們的保留節目，到了冬季商隊減少就會到德涅波河、伏爾加河等的沿岸城市出售獵物或做短工，他們也常常襲擊黑海沿岸的韃靼人和土耳其人。
這種組織的特點是對外“自由”，對內“民主”，部落的各級蓋特曼(頭領)通過選舉產生而不能世襲，對下負責而不受上面任命，並由這些人組成最高軍事會議，戰時統領軍隊、平時行使行政管理。這種軍事化部落內部講究嚴格地集體一致，與尊重個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作爲前近代傳統它與俄國本土和周邊國家農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牴觸。
最先是波蘭人開始利用哥薩克武裝人員，他們用登記造冊的方式來實行掌控，未經登記的人被認爲是非法的，1625年波蘭初次登記的在冊哥薩克是6000人，這些人受招安歸順以後成爲領有封地的哥薩克上層(他們有的也有屬於自己的家丁)。哥薩克以“只要當哥薩克就可以獲得自由之身”，並提出“不進行人口統計，不向國家交稅”的口號，使其數量增加很快，1649年就擴展到4萬人，1654年是6萬人，於是在哥薩克內部也開始發生分化。
後來俄國統治者也效法“冊封哥薩克”的辦法，賜予哥薩克上層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認其自治權力和藩屬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薩克的內部管理，有時出於統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們的人數，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貶的人物，例如判處死刑的大貴族家臣等等發配這些地區。
17-18世紀在俄國南部形成一條很長的軍事防禦體系，綿延數百公里，主要就是靠少數俄軍的“前哨所”和“哥薩克村(塞契)”的軍事力量來維持。政府只是儘可能設法不讓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東的內地來。
俄國曆史上三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06-1607的鮑洛特尼科夫起義、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義和1773-1775年的普加喬夫起義實際上都是以哥薩克爲主力的。1654年烏克蘭的哥薩克首領赫麥爾尼茨基起兵反抗波蘭受到鎮壓，次年赫麥爾尼茨基轉而投向俄國，與俄國簽訂別列亞斯拉夫協定，宣佈接受俄羅斯保護。在後來的俄羅斯歷史書中，這個協定被視爲“俄烏合並”條約。
實際上，赫麥爾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於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拋棄了他之後才轉而又投靠到俄國人的門下。即便這時他也並不像俄國史學家說的那麼親俄，後來他曾後悔並又尋求另一個俄國宿敵瑞典的幫助。而這個如此重要的別列亞斯拉夫協定的文本始終沒有公佈，只有幾個內容相歧的抄件在流傳，據說一直到1990年烏克蘭獨立時，葉利欽才從俄國曆史檔案中找出塵封的原本，複製給了烏克蘭政府一份。
原來所謂的“俄烏合並”條約那不過是一種同盟關係而已。但俄國人以此長驅直入，與波蘭人爆發大規模爭奪戰，使烏克蘭血流成河，最終形成俄波瓜分東西烏克蘭之局。又經過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廢除哥薩克人的蓋特曼自治，烏克蘭總督魯緬採夫把10個哥薩克軍團改編爲俄軍的10個正規騎兵團，納入到俄軍的統一體系當中，但是其內部管理大體上仍然遵循哥薩克的“內部自治傳統”，基本不加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