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是提高集體勇氣、終結“囚禁心理”的信號，“民主化”是我們的邁開政治體制改革道路的開端，只有他鬆綁了我們的改革才得以啓動。”
我們見到了KOR創始人
波蘭是“蘇東波”民主化轉型中的先行者，也是27年來經濟轉軌中的“優等生”。作爲波蘭團結工會從帶有“工聯主義”的反對派是如何完成角色轉換?從缺乏管理國家的實踐經驗到掌握成熟的政治能力，從罷工遊行到懂得運用妥協政治文化，從反對市場經濟到進行市場改革的轉變，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從文獻和書本上雖然得到過不少信息，但是缺乏與這些當年參與者的直接對話和交流，仍然有滿肚子的問題。兩年前我和秦暉在華沙的國家議會大廈裏，有幸與兩位“保衛工人委員會”KOR創始人烏耶茨、裏廷斯基座談，聆聽他們回顧團結工會成長的道路、職能轉變過程及其從事後的角度如何進行反思。
裏廷斯基和烏耶茨都是團結工會中赫赫有名的代表性人物。裏廷斯基因撰寫《團結模式》一書，創建新型反對派運作模式 ，被譽爲“團結工會的教父”。烏耶茨曾任任團結工會公民委員會祕書長，是波蘭民主化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他們二人有很多相同的經歷，都是華沙大學的學生，在1968年參與高校啓蒙學生運動，組織抗議當局禁演19世紀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的戲劇《先人祭》，被當局開除學籍並遭到監禁。
這些“68年人”在分析總結了東歐地下獨立運動經驗教訓後，提出“反對派是更爲寬廣的公民運動的一部分”，不要進入摩尼教二元對立的思維，“不要燒燬委員會，建立你自己的委員會”，拋棄“摺奏派”在體制內用力的思維方式，重建社會紐帶，創建一種新型的社會土壤，使得“條條大路通民主”成爲可能。
1976年9月裏、烏二人與庫隆、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一起創立了波蘭最早的獨立組織KOR(保衛工人委員會)，該組織從70年代開始就成爲獨立工會的“智庫”，爲其出謀劃策、爲遭到鎮壓的工人及其家屬提供經濟、法律和醫療幫助。所以當瓦文薩被問到爲什麼團結工會能夠用談判而不是汽油瓶來解決問題時，他回答說“因爲我們有KOR”，我們有工人與知識分子聯盟，使我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行爲更加理性。
KOR的工作模式不同於LN式的密謀組織，它以真實、公開、行動自主以及互相信任爲後來的團結工會奠定了多元、開放的自主體系。裏廷斯基在其的代表作：《團結的模式》一書中對這種新型組織的原則定義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違反KOR的原則，他們應該被允許追尋自己的理念。”而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識之內信任每一個人”。“KOR的一個長遠目標是促使不同地區產生獨立自主的新的中心，”而不是重蹈自己對手的老路。
在把“社會的功能還給社會”的理念支配下，70-80年代這些自稱爲“社會工作者”的KOR成員起草了“保衛工人權利宣言”，在統一工人黨的眼皮子底下展開了生氣勃勃地下公民社會實踐，組織各種社會活動和獨立團體，獨立出版社、創辦《工人》雜誌，飛行大學等等。準備爲並不宏偉的目標作出耐心持久的實踐。可以說，KOR是“維斯瓦奇蹟”鏈條當中的第一環，只有這一環接對了，新的規則才能保證其後的鏈條正確連接起來。
1981年KOR與團結工會合流，裏廷斯基與烏耶茨二人均成爲團結工會的顧問，除多次被捕坐牢以外參與了團結工會全部活動，並在“後團結工會”時期發展着重要的作用。烏在第一屆團派執政時期任“農村發展委員會主席”。 裏廷斯基任總統的顧問。我們知道，團結工會是一個多元組成，這兩人的觀點一左一右，裏廷斯基秉承着KOR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是團結工會的左派，而烏耶茨是天主教知識分子，屬於團結工會中的右翼。誠然他們不喜歡以“左右”來評判其價值立場，但是一時找不到更準確的概念，只好暫且稱之。
這是兩位年已過七旬的可愛老人，思維敏捷，說話語速極快，似乎有很多內容想向我們傳遞，如果不是我們的時間限制，他們會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下去，幾乎要講成一個濃縮版的團結工會史了。
他們說，“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沒有先例，我們願意與任何人分享我們的經驗”。二人在很多問題上都有不一致的看法，經常彼此間發生爭論，但是又都相互包容和理解，體現了一種“和而不同”的KOR價值觀，我們想這也許就是一種團結工會精神。我們的談話範圍非常廣泛，我把談話按照內容分類加了小標題，並對一些口語化的講述、數字、時間和引述與文獻進行覈對後做了一些訂正。
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
近年來80多歲體弱多病的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評價並不好，雖然他在國外頻頻獲獎，但是在國內只有一些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還在挺他，所以俄文網站曾以“世界的英雄，俄羅斯的棄兒”爲題來形容他。但是民調顯示有59%的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44%的人認爲戈爾巴喬夫應該爲此承擔責任。
更有人認爲，戈爾巴喬夫是“這一體系中創造性的錯誤”，是西方在蘇聯培養的“第五縱隊”，是爲了從內部摧毀蘇聯。雷日科夫說：“戈爾巴喬夫一下子就摧毀了一個偉大國家，所以他是以反面人物載入史冊的”。
俄共的久加諾夫對戈爾巴喬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齒，他認爲，“在俄國曆史上有許多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政治家，但從來沒有哪一個人向戈爾巴喬夫一樣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毀滅了蘇聯文明，消滅了偉大的世界強國，他應該爲自己的罪過給俄羅斯人民道歉”。中國的官方輿論也把戈氏視爲“叛徒”，報紙曾經以“蘇聯解體之痛、東歐劇變之苦”爲標題來講述這個過程，那麼波蘭人是怎麼看待戈爾巴喬夫的?
以下是他們二人的回答：
就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了，對戈爾巴喬夫的評議歷來因其所處立場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戈爾巴喬夫放棄了被當做“內部殖民地”的衛星國，自然會在習慣了帝國思維的國人面前丟分。按照普京的看法，20世紀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蘇聯的解體。
但是站在波蘭的角度看，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好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與他們的評價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對我們來說，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是提高集體勇氣、終結“囚禁心理”的信號，“民主化”是我們的邁開政治體制改革道路的開端，只有他鬆綁了我們的改革才得以啓動。
蘇聯一直擁有對東歐事務的最後決定權和控制權，導致50-60年代東歐的改革夭折。蘇聯對東歐政策的變化使團結工會不必擔心武裝干涉，我們可以不再重蹈1956年匈牙利人和1968年捷克人的覆轍，可以迅速大膽地幹了。平心而論，波蘭的民主化過程是不能忽略戈爾巴喬夫的功勞的，如果1985年在蘇聯上臺的是另一個人，團結工會可能就像波蘭歷史上的多次抗爭一樣會以失敗告終，最後被時間所淹沒。
不要說我們團結工會，就連波蘭統一工人黨內有人早就意識到，共產主義是“挑在蘇聯的刺刀上送來的”，在蘇聯鉗制下，“使波蘭選擇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蘇聯人“就像斧頭一樣懸掛在波黨及其領導集團的頭上”，杜布切克的遭遇時刻提醒波共領導人，對我們所允許的界限在哪裏?拉科夫斯基承認，接受蘇聯模式是波黨慘敗的主要原因。
蘇聯人一直強調是他們在援助波蘭，可實際上波蘇貿易協定具有不平等性質，據專家估算多年來波蘭向蘇聯多支付30多億盧布，加上利息數額達42億盧布。這些信息的披露，加深了黨內領導層對蘇聯的疏離和反感情緒，所以在波蘭也發生過拆毀蘇軍紀念碑的行動。
在80年代末波蘭團結工會罷工的時候，波共領導人像過去一樣找到蘇聯人請求幫助，戈爾巴喬夫說，你們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吧，不用再向克里姆林宮請示彙報了。蘇聯後盾的消失，使波共黨內的改革力量佔了上風。戈爾巴喬夫當時想把波蘭作爲一個實驗室，可以通過波蘭的先行試驗摸索來觀察，爲蘇聯的改革積累經驗。他想通過非暴力的辦法解決社會主義的弊病。
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引進資本主義，他只是想給社會鬆綁帶來一定的自由，他認爲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修復蘇聯僵化的體系，戈爾巴喬夫把自己的改革定性爲“民主改革”，但是他並沒有想到在黨內利益集團的強大勢力面前，拿什麼來保證他的“公開性和民主化”。
幸好他沒有被蘇聯的保守派暗殺掉，如果是那樣，歷史就將改寫，就不會有波蘭今天的局面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戈爾巴喬夫。切爾年科是不會改革的，安德羅波夫死了以後，《經濟學》雜誌發表文章釋放了一個信號，表示只有經濟改革才能救蘇聯，只有戈爾巴喬夫感覺到體制難以爲繼，推動任何領域的改革都需要制度配合，於是啓動了政治領域的改革。
其實我們從事後的眼光看，戈爾巴喬夫仍然是共產黨的思維模式，他說，我原來對共產主義是有信心的，我相信通過對這個體制的修補，能夠完善它，挽救它，可以保持一個“控制下的真正聯邦”，可是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太大。戈爾巴喬夫並不是爲自由而鬥爭的人，他想通過改良這種制度而保存它，起碼說明他知道蘇聯需要改革，靠專制打壓、靠輿論控制那一套已經玩不轉了。他是共產黨領導層裏唯一想努力改變極權狀態的人物。
他自信開放蘇聯社會他仍能把握住權力和控制改革的進程，自信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能夠經得住合法性的考驗的，他認爲東歐“芬蘭化”是一種保證西部安全更有效而不喪失道義形象的一種手段，但實際上蘇共就像一臺年久失修的機器早就運轉不靈了。這是共產黨改革家有個的通病，自信凡是給人民好處的人會得到擁戴，對於黨犯的錯誤總認爲人民是會理解會原諒的，從來沒有想到民衆會把對共產黨多年積累下來的怨氣撒在給他們鬆綁的人身上。
戈爾巴喬夫感到很意外、很驚訝，他是蘇聯領導人當中少有的“放權派”，但是卻要爲前幾任的暴政統治買單，很快在民衆挑戰統治者權威的不斷緊逼下和民主派佔領制高點狀態下，他便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能力。說戈爾巴喬夫毀了蘇聯是不對的，毀了蘇聯的是在這個體制下造成的民族、經濟和社會問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他上臺的時候已經失去吸引力，只不過靠強硬的專政手段硬捂住罷了。沒有哪個民族永遠不過“政治轉型”這個坎。
至於說到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在東歐沒有人認爲戈爾巴喬夫是叛徒，就連最傳統的左派也是如此。只不過認爲他的性格當中有飄忽不定的特質但做決定卻又顯得冒失，在國內的改革起步太晚，改革的資源又儲備不足，缺乏處理各種政治事務的智慧，比如對待民族問題上拿不出有效的策略。就我個人(裏廷斯基)而言我非常喜歡戈爾巴喬夫，我認爲他是蘇聯領導層中最值得肯定的人物，如果不是他主動放權，我們不可能贏得一場反對蘇式模式的鬥爭。波蘭民族夢寐以求的“去蘇聯化”的前提是要莫斯科改變思維方式，戈爾巴喬夫是蘇共領導中唯一做到在對外政策中放棄使用武力的人。
共產黨很少有人能夠越過“權力關”的，不論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都是蘇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放棄了權力的領導人，他起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作用。戈爾巴喬夫對雅魯澤爾斯基有一種無形控制的影響力，蘇聯領導人的態度使東歐“小兄弟黨”的“一把手們”知道該自己做出判斷的時候了，不需要再看老大哥的臉色行事了。這使波蘭社會與政府較量的發生了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