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人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只要蘇聯的政治結構不改變，指望波蘭獨自顛覆這個體制是不現實的，如何處理波蘇關係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所以我們的抗爭在1981年與1989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結局。波蘭1981年12月13日戒嚴，不論雅魯澤爾斯基後來怎樣解釋，起碼當時在蘇聯背景下他仍想用暴力維持秩序。雅魯澤爾斯基派軍隊到工廠區，希望工廠能有像軍隊那樣的嚴酷紀律聽從指揮，對工廠也實行軍管。
但實際上軍隊的控制只是表面的，他們無法真正深入到工廠核心部門。政府認爲對團結工會的鎮壓能維持一段穩固的統治，在1981年的時候他還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到1989年就不同了。
在波蘭有一個說法，槍上有刺刀，用它什麼都可以做，但是你唯獨不能坐在刺刀上面。意思是說，統治者可以用各種方式使用刺刀，可以用軍隊幹各種事情，但是政權不能靠軍管維持下去，戒嚴管的了一時但是無法長久，投入的成本太大不說，人們的正常生活被擾亂，恐懼感會降低使戒嚴維持不下去。1981年的軍管逮捕了大約幾千人，對團結工會的大部分領導人實行“預防性拘留”。
在不對稱力量的較量下，團結工會沉寂下來。處於沉默的社會表面上看上去是容易控制的，但實際上更難以控制。大家都明白，無法用軍隊執政，戒嚴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
實行“軍管法”的時候，軍隊進駐企業，接管了工廠的管理，工廠的經理之類的管理層全都靠邊站，但是軍隊的人既不懂專業又不懂工廠的管理和運作，無法替代工會處理工廠的事物，政府指望依靠軍隊的力量強化政權，但是國家無法正常運轉，經濟連續下滑，歷時19個月的軍管只得偃旗息鼓。
雅爾塔協定把波蘭劃分在蘇聯的影響範圍之內，波蘭是一個“被綁架的民族”，軍隊亦在其中。當時波蘭的大批軍官遭到清洗或被迫退伍，蘇聯軍事顧問和將軍把持了各軍事要害部門，在斯大林去世前師以上的編制一直到國防部長幾乎都由蘇聯人把持。
波蘭的軍隊屬於華約組織，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和統一調配中，波蘭政府自己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波蘭的生存要看蘇聯人的眼色行事，蘇聯時常利用軍隊來警告“衛星國”，保持服從性是他們必須遵守的條件。米奇尼克說過，“沒有比讓東歐國家聽到‘我們的盟友’更令人不祥的詞彙了”。
這些做法都嚴重的刺傷了波蘭民族的尊嚴，所以波蘭軍隊最大的夢想是獨立，軍隊中私下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國家的敵人不是人民而在東邊(指莫斯科)”，他們明白“人民是不能用坦克和裝甲車來教育的”。武裝力量的“波蘭化”在80年代末呼聲就很大，他們夢寐以求的是隻做“祖國的防禦力量”，這使得軍隊和我們有共同點。
波蘭幾百年來是被歷史的大象踩在腳下的民族，曾經123年沒有國家，即便重建之後疆界也是可以被隨便變更的，這種處境對我們“後雅爾塔一代人”來說是刻骨銘心的。
“我們只有一個波蘭，我們必須學習生活在一起”， 既然波蘭不能被拆分爲統一工人的波蘭和團結工會的波蘭，我們就要學會在一個空間下相處。1981年的戒嚴以後軍隊有了心理陰影，再不願意手上沾血了，他們是同情民衆的。波蘭有一句俗語說，“誰揮動寶劍，他將死於劍下”。
1989年的選舉表明軍隊和民衆的想法一樣，都想要擺脫蘇聯人的控制獲得獨立。馬佐維耶斯基主張我們不要追究軍隊的責任，不要糾纏1981年軍管期間軍隊有什麼罪行，要依靠他們的愛國主義，馬佐維耶茨基說，如果你們願意爲波蘭做什麼，那就愛這個國家吧。這句話很簡單，但是真的很管用。對軍隊來說，主要的任務是把華約的軍隊變成波蘭的軍隊，那些將軍們都接受這個做法。
雖然沒有追究過軍隊和祕密警察的法律責任。但團派政府上臺以後對軍隊還是進行了調整，1989年9月馬佐維耶夫政府對波黨留下的幹部進行篩選，對軍隊進行了整改，取消了軍隊當中的黨組織，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轉變。到1992年6月先後40多位將軍、2千多名校官被解除職務或自動離職。同時對內政部也進行了改組，內務部的130名幹部，有100多名被退職，撤銷了對內監視的6個局，大大精簡了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但是沒有對任何個人起訴。1990年10月17日議會通過議案，沒收黨產移交國庫。結束了統一工人黨時代。總而言之，馬佐維耶茨基主張對前政權實行“粗線條政策”。
卡欽斯基(後團結工會的“法律和公正黨”領袖， 曾任波蘭總統，2010年4月10在俄境內斯摩棱斯克上空罹難)對此非常不滿意，認爲過於輕描淡寫的處理前體制的問題，既無法體現司法的公正性，也無助於重建時代的威嚴和凝聚力。他生前曾想重新審查當年的祕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宣稱波蘭需要清除舊制度的殘餘，需要再來一次“道德革命”。
波茲南的地方自治機構甚至起訴統一工人黨，但是一來時過境遷，二來馬佐維耶茨基當年也承諾過不再追究，使得這項工作無法進行下去。現在社會上對此有不滿情緒，有些人甚至認爲，我們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無視罪惡的基礎上，說這樣的民主從一開始就有瑕疵，這些派別要求我們應像東德一樣，對“紅色專制”時犯下的罪行進行法律問責和追究個人的責任，重翻歷史舊賬的呼聲一直存在。
這裏面存在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當年馬佐維耶茨基持卡欽斯基的態度，就會把支持團結工會的軍官嚇回去，使他們邁不出支持團結工會的決定性步伐，以免責而換取支持恐怕在當時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事後新政權爲了體現司法的公正嚴明，又會重提起前朝的責任追究問題，這個“度”和時機的把握的確很難掌握。
雅魯澤爾斯基後來就曾經表達過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在潛意識裏對團結工會有某種尊重，另外卻害怕對手得勢後的“秋後算賬”。 哈維爾當總統的時候也說，他在大街上遇到各種人要求他的處理“要更嚴厲些”。而哈維爾回答道，我們要做得有節制和得當，“必須有寬恕的空間”。我們的主張是，不要報復、不要渲染仇恨，但是要揭露事實真相，讓正義聲張並不是製造新的恐怖和對立。
1989年統一工人黨仍想依靠武力平息憤怒的羣衆，事與願違的是，沒有了蘇聯靠山，使用“專政工具”控制民衆這一招已經不靈了。本來蘇式模式是外來的沒有融入本土文化的“人造品”，長期以來共產黨靠“催眠麻醉法”和“強硬管制”的交替使用的這兩手都已經失效，即便是強力部門並不打算全心全意跟着政府走。
因此我們說東歐各國如此大範圍和迅速地完成從蘇聯模式向民主陣營的政治鉅變並不是偶然的，不是個別人物登高一呼就能夠達到的，它是有來自民間內在迸發力的。從1989年軍隊中選舉的得票我們就可以知道，大多數選擇了團結工會，這個結果和工廠一樣。還有政府所有的駐外使館進行投票的結果，也是幾乎一邊倒的支持團結工會，當然也有支持政府的，但這個比例可以忽略不計了。
如何評價雅魯澤爾斯基
2014年5月最後一任統一工人黨黨首雅魯澤爾斯基病逝，關於軍管的問題再次被人們提及，時隔多年團結工會的人權團體仍然要求對1981年12月雅魯澤爾斯基實行軍管提起訴訟, 把他稱爲“波蘭最後的獨裁者”。
2007年，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要求對雅魯澤爾斯基進行審判，他們提供的文件顯示，雅魯澤爾斯基曾經遊說蘇聯對波蘭進行幹預。而雅魯澤爾斯基堅稱自己的舉動是愛國行爲，提醒大家不要忘記1981年9月數十萬華約部隊在波蘭領土上舉行的代號“聯盟-81”的聯合軍事演習。他強調自己實行“軍管”是爲了波蘭不重演匈牙利和捷克悲劇的無奈被迫的選擇。
在蘇聯的記錄中我們能夠找到與雅魯澤爾斯基對應的說法，1981年3月4日，勃列日涅夫把卡尼亞和部長會議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叫到莫斯科，狠狠訓斥了他們一番，勃列日涅夫說：“究竟到什麼時候，你們才能實行軍管?10月16日卡尼亞因不執行莫斯科的指令被雅魯澤爾斯基取代，爲免遭蘇聯人的武力干涉，雅魯澤爾斯基宣佈波蘭進入戰時狀態。
對1981年實行軍管雅魯澤爾斯基的說法是，波共的權力不在華沙而在莫斯科，如果他不實行軍管，蘇聯軍隊就會進來，那樣的話結果會更糟糕。他說，選擇軍管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雅魯澤爾斯基的角色很複雜，他既是軍管的儈子手，也是政治和解的倡導者。正如內政部長基什查克披露的，早在1981年12月前的兩個月波共就準備頒佈“戒嚴令”了。共產黨政權習慣依賴武力，這也是一個常識。現在多數波蘭人還是選擇認可雅魯澤爾斯基的說法。
在倫理上否定一個人並不難，但在歷史現實中的人做出這樣那樣的選擇要複雜得多，畢竟對波蘭的局面蘇聯不會放手不管的，匈牙利和捷克的夢魘就擺在那裏。所以我們沒有對雅魯澤爾斯基進行起訴，對他逝世舉行了國葬，這是對前共產黨領導人少有的待遇。雅魯澤爾斯基生前對1968年奉華約之命率領波蘭部隊入侵捷克進行了道歉，認爲這是政治和道義上的巨大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