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達波蘭的時候，正值烏克蘭廣場運動的尾聲，我們在新世界大街還看到了聲援烏克蘭抗議俄羅斯的示威遊行，也聽到不少人把烏、波二者之間進行比較，明顯感覺到烏克蘭的道路更加曲折艱難。
廣場運動通常很難達成妥協，那些民主派領導人很難說服激憤的羣衆，於是大家就處在激進比賽當中，比如烏克蘭的歐羅曼丹運動就是如此。我們關心的問題是，爲什麼波蘭人在團結工會領導下能夠求同存異，能夠達成共識。而烏克蘭在2014年2月21日舉行的談判中(波蘭也派代表參加)達成的協議實際上和波蘭的圓桌會議達成的協議差不多，但廣場上的羣衆並在沒有接受這個結果，廣場上的人不撤離，反而失了先機。
波蘭爲什麼能夠理性的把握時機，需要妥協的時候妥協，需要進取的時候懂得如何加碼，準確的拿捏住火候?不清算、不找後賬，這些主張又是怎樣在團結工會不同的派別中達成共識的?
於是就這些問題，我們向團結工會的前輩們提出了一些看法。
他們的回答如下：
我們的原則有兩個：第一是非暴力，第二是真誠公開，強調創立民主階段的責任心對防止個人野心家是很有效的。
每個人都簽署自己的名字並作出承諾，大家有一個底線共識。比如工會有權組成獨立工會，但慎重使用罷工、遊行這些手段，不把問題激化到不可迴旋的地步。
也有工人團體與我們有不一樣的做法，他們已經習慣動輒就上街遊行、去抗議。格但斯克罷工委員會採取談判的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被聘爲“廠際罷工委員會”的顧問。我們懂得，既要有談判技巧也要有戰略戰術，進退有章法，不能一味地堅持，這些談判取得成功以後，我們就把它作爲一個模式推廣到工人運動中去。
團結工會的行動使政府的經濟改革方面無法貫徹下去， 80年代後半期又開始了罷工浪潮，我們最主要的成功之處，就是說服政府和民衆進行談判。KOR告訴工人們，這是一場“需要自我剋制的革命”。
當然我們兩手都要用，我們不但告訴工人罷工的權力，同時告訴工人什麼時候應該談判，怎樣談判。還要貫徹非暴力原則，我們非常小心，不讓當局有把柄，避免問題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對團結工會內部的分歧，正如馬佐維耶茨基所說：我希望在政治觀點不一致的情況下，大家學會真誠的相互對待，學會成爲政治競爭者，但不成爲敵人。我們要改變前體制思維，不要讓團結工會成爲第二個統一工人黨。在一個各派共存的社會裏，不是佔上風的一派非要把處於弱勢的一方打趴下屈服才肯罷休。
烏克蘭沒有成功，是反對派一定要打擊政府，其實亞努科維奇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但是反對派都不接受，條件層層加碼，提出來的要求總是不能得到滿足，這些人表面上看是佔了上風，其實只是逞了一時之強，結果可能更糟。
烏克蘭與我們1989年的不同處在於，我們在一些最基本的原則上形成了共識，即便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但是也要遵守一定的遊戲規則，這個約束對所有的人都有效。
廣場運動不僅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和路線圖，而且要有大家都要遵守的原則和遊戲規則，程序是制約每一個人的。它不僅需要大氣魄也要能夠控制其力量的運作，可以做到“見好就收”。
而烏克蘭反對派內部很難找到共同點，缺乏需要共同遵守的一些原則底線，各派都指責對方出賣烏克蘭民族利益，搞得劍拔弩張互不買賬，於是就在街頭比賽看誰更勇敢更激進，因此烏克蘭這一波的民主化表現得比我們更曲折。
80年代格但斯克進行談判的做法使很多人看到它的有效性，通過談判的作法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和肯定。以後這樣的談判在各地各工廠都在進行，人們看到，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把損失降到最低，可以解決問題。此後便形成路徑依賴，那裏有衝突，哪裏就有談判。只要有一個地區有不同的意見，大家就會採取談判的方式找到共同點。
這是個民主化的學習過程，積累經驗的過程。每次談判前我們都要進行事前分析，派誰去、談什麼、怎麼談?對方的弱點以及我們的最低目標和最高期望，談判後要進行事後總結，在這個學習過程中讓大家知道如何與不同觀點的人相處，學會進退有度、懂得妥協的策略，勝利是一點一點取得的，掌握不把對手逼入死角的“火候”是很重要的。我們沒有槍、沒有燃燒瓶，我們只考慮能爲波蘭做什麼?
那時我們已經感覺到，1981年的戒嚴不可能再出現了，統一工人黨已經處在弱勢，民主化時代就快到來了。而政府也知道動用武力會引起什麼樣的社會反彈，會喪失掉多少道義形象，就連戈爾巴喬夫都已經放棄波蘭，雅魯澤爾斯基沒有了蘇聯的支持，必須要用談判的方法解決問題。
當然我們也存在極端派別，有一部分人叫“戰鬥的團結工會”，是一個極端人士領導它，現在你問他，“你們的戰鬥是什麼?”“你們有沒有槍?”他就會說，“我們沒有槍，我們只是紙上的戰鬥，我們只是言辭激烈些，不像你們一味地軟弱妥協”。
這樣說來，我們之間的本質區別也不大，此人一直到90年代還認爲我們是蘇聯的殖民地，在波蘭極端分子主要是言辭激烈一些，並沒有行動，而且號召力有限，在我們這裏理性的力量佔主導，這是我們與烏克蘭的廣場運動的差異。
我們與烏克蘭的另一個區別是，當時蘇聯的領導人是戈爾巴喬夫，而現在俄羅斯的是pj，這兩個人的出發點和思維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戈爾巴喬夫認爲應該給東歐國家自由，讓他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pj想恢復蘇聯不允許烏克蘭人加入歐盟，他贊成那些對戈爾巴喬夫批評的說法，企圖以強硬的姿態把俄羅斯又帶到了帝國霸權的狂潮中。
這時，烏耶茨與裏廷斯基爭論道，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戈爾巴喬夫並不是沒有出動軍隊鎮壓的先例，在立陶宛和第比利斯他就使用過暴力鎮壓(1989年4月蘇聯對格魯吉亞、立陶宛、阿塞拜疆的示威人們的鎮壓行動，在這場中鎮壓中有20名格魯吉亞人、143名阿塞拜疆人和14名立陶宛人死亡)。雖然我們不能苛求戈爾巴喬夫，但是不應過度美化他。
共產黨的核心就是控制，離開了這一手段他就什麼都不是了，戈爾巴喬夫放權的同時，也削弱了自己的控制力。在權力是不可分享的原則下，某一方面的孤立改革是不可能單獨完成的。戈爾巴喬夫只不過想爲蘇共打開一個安全閥門，打開了就關不住了。
裏廷斯基反駁說，但是畢竟在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講話說，“不得動用武力，在對外政策中已經放棄使用武力，那麼對待本國人民就更不能求助武力”，我們不能忽略蘇共的變化。
戈爾巴喬夫最近也在頻頻講話，認爲西方利用俄羅斯的衰弱，對俄羅斯的步步緊逼破壞了信任與合作，導致了世界處在新一輪“冷戰”的邊緣，並且讚揚普京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做出的種種努力。可見在涉及到民族問題上會自然而然地胳膊肘向裏拐，否則很容易被本民族所拋棄。看來，民族主義這道坎不好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