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選舉時，考慮到單純的工會難以代表各階層的公民，團結工會成立了“公民委員會”來容納各階層人士，協調各社會羣體利益併爲將來的執政制定綱領。
公民委員會聚集了以原來KOR人士爲主體的許多支持團結工會的知識分子，烏耶次成爲公民委員會的祕書長(實際負責人)。這個組織不僅在選舉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而且在鉅變後成爲第一屆團派政府——馬佐維耶茨基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實際上已經具有政黨的雛形。
這種局面使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感到自己被“架空”，對馬佐維耶茨基政府和公民委員會漸生不滿。同時，鉅變之初波蘭在一片混亂和崩潰的經濟形勢下實行“休克療法”，一時物價暴漲失業劇增，工人羣衆受到很大壓力。高度組織化而且剛剛贏得“民主勝利”、鬥志正昂揚的團結工會基層很快調轉矛頭，起來抗議“自己的政府”。
當時一方面瓦文薩基於自身的政治抱負，要利用這種情緒向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工會政府”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條件下也確實有轉化爲利益多元格局下的政黨政府的客觀趨勢。
於是在1990年6月4日，瓦文薩突然發難，宣佈撤銷烏耶次的公民委員會祕書長職務，說自己作爲團結工會主席有權力和義務對該委員會的行政和執行機構進行人事調整，並聲明公民委員會今後必須與公民議員團(團結工會議會黨團)脫鉤。這實際上是否認公民委員會具有代表團結工會的政黨性質。
次日，烏耶次發表聲明，對瓦文薩的“突然決定”表示驚訝，並強調自己這個祕書長是公民委員會全體委員選舉的，瓦文薩個人無權任免。米奇尼克、蓋萊梅克等人也對瓦文薩的做法提出批評。但瓦文薩卻變本加厲，他在6日的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表示，他本人和團結工會將退出公民委員會。而同日團結工會議員團主席蓋萊梅克(他同時也是公民委員會政治改革議題組組長)卻在議員團會議上發言，反對把議員團與公民委員會脫鉤。
瓦文薩的反應是於8日發表聲明，宣佈近來公民委員會與“其他政治上很活躍的團體”(指團結工會系統中的其他組織)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是有害的，“公民委員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財產”。
此後，瓦文薩的批評範圍逐漸擴大，從指責烏耶次和公民委員會，發展爲指責馬佐維耶茨基總理與政府。他一方面指責政治變革太慢，舊體制的許多機構和官員仍有很大影響;另一方面指責經濟變革又太快，使工人羣衆生活蒙受衝擊。
這種論調顯然迎合了當時團結工會基層的一種情緒，即一方面對“革命勝利後舊官僚仍然舒舒服服”不滿，要求搞政治清算。另一方面又對“休克療法”的陣痛多有反感，覺得我們勝利了怎麼反倒日子更難過。
其實20多年後看來，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無法迴避的：波蘭的和平變革以圓桌會議協議的政治和解精神爲基礎，民主政府如果違背承諾去搞政治報復，豈不成了以暴易暴?而休克療法儘管並非經濟轉軌的萬應靈藥，但是在1989年經濟崩潰的特定形勢下要想無代價地轉軌，甚至無代價地穩定經濟，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後來公認波蘭的經濟轉軌在東歐還是陣痛最短代價最小的。
而“迴避經濟轉軌，熱衷政治報復”恰恰是這種過渡時期的大忌，但它卻易於在這個敏感時期煽動民粹情緒。尤其是，如果社會真的因此陷入惡性循環：因爲不滿經濟陣痛而加強政治清算，政治不穩又拖延經濟轉軌，導致陣痛延長、痛苦加劇，這反過來又導致更激進的政治清算——如果這樣，無論政治還是經濟的改革就有徹底失敗、甚至陷入深淵的危險。
波蘭當時的各派政治家其實都是認識到這一點的，瓦文薩也不例外，他後來如願當上總統並迫使馬佐維耶茨基總理辭職、由“自己人”組閣，但他實際上並未改變馬佐維耶茨基的政治經濟政策。第一次波蘭團派執政時期4年換了四屆政府，政治和解和經濟轉軌的基本政策都保持了穩定。我們是從文獻上了解這段經歷的，但是希望聽到當事人自己的回答。
問：在波蘭政治鉅變完成後，有否存在着一個“重造權威”的過程?因爲民主程序的鬆散性和不確定性以及非效率因素，什麼事情都得慢慢來。而鉅變後的國家問題成堆，根本等不起，如果議會掣肘這無疑加重經濟轉型的難度。因此有人說，這時需要一個快刀斬亂麻鐵腕人物，這樣對恢復秩序是有益的。如此一來會不會造成一些個人的膨脹，而突破剛剛建立起來脆弱的民主制度。
在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會面臨着從政治浪漫主義回到地面的失落過程，同時也是民粹主義滋生的過程，摧毀極權的行爲如何才能不變成扼殺民主的過程，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都收穫了與其初衷的理想主義不同的東西，最後轉化成自己的對立面。波蘭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換句話說，如何看待瓦文薩個人的作用，他能夠脫穎而出成爲領軍人物說明他具有個人魅力。瓦文薩在198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時的資源向他身上集中，而在反對派運動中的確也需要有象徵性符號，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會不會導致瓦文薩的自我膨脹，混淆了自身的能力和團結工會的奮鬥歷程，而導致形成新的專制。
答：團結工會的歷史不是瓦文薩個人的革命。如果魅力是指個人風格、能力天賦，和遵循民主政治章程並不矛盾，依靠卡里斯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後共產主義的民主會受到來自三方面的包圍：它們分別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如何克服的確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
在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會面臨着從政治鐘擺回到地面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過程。民主本來就是不完美的，在充滿矛盾的社會中，我們從來也沒有把它過於理想化。要避免民粹主義呼喚鐵腕，防止個人專權，建立制度性的東西是關鍵。
的確當我們面臨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時，民粹主義很容易抓住人心，以輕易的許諾和簡單的口號蠱惑人心。好在波蘭還有明白人，我們在反對派的時候就告誡自己“不要和對手相似”，不使用強制性的力量解決問題。
我們依靠各種力量，提醒瓦文薩不要步入布爾什維克的車轍，不要成爲一個“使用斧頭”的總統，不要成爲專橫跋扈的權威，對自己扮演的角色要有時刻的警惕性，總統並不僅僅是統治，賦予權力就是要承擔責任，權力必須是有節制的，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
烏：對執政後的瓦文薩是有爭議的。現在波蘭有很多人在批評瓦文薩，說他如何專斷、如何不行，我們既要看到個人的侷限性也要考慮當時的具體環境，雖然我本人與他在90年的時候與他有過很大的分歧，我們之間曾經發生過一場所謂“頂層戰爭”的衝突，曾經喧鬧一時。瓦文薩在KOR的知識分子面前有自卑和敏感的一面，今天回顧，我並不認爲自己與瓦文薩有什麼實質性的思想分歧，不會爲了個人恩怨去拆團結工會的臺。
但是要承認瓦文薩的政治手腕了得，只要政治需要，他可以說翻臉就翻臉，同時他又有“站着說話不腰疼，坐下執政老一套”的本事，這是我們這些公民委員會裏憑理念問政的書生(烏耶次、裏廷斯基都曾經當過一線工人，但仍然以知識分子自詡)做不到的。應當承認當時他在擔任總統以後還是明智的。在當時各種儲備不足的狀況下，瓦文薩發揮的作用不能小覷，波蘭的政治轉型需要推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當然瓦文薩也有他的侷限性和一定的“膨脹感”，其實就具體問題而言，我們都與瓦文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個強悍的總統並不是說他就可以凌駕在一切之上。比如米奇尼克的《選舉日報》因爲批評瓦文薩被剝奪使用團結工會的標誌。好在我們已經改變了社會的權力系統，即便有人貪權戀棧，也不會走得很遠。而且執政後的團結工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問：瓦文薩的天主教信徒身份造成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烏：當然是以正面居多。天主教會對於在民族生存、保護民族價值問題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估計不足，在極權社會，教會是人們可以逃避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們認同理性，認同非暴力，他們從中穿線搭橋、協調各方面的立場促成談判，充當了“斡旋者”的角色。教皇保羅二世對波蘭有一種超越左右的感召力，他的道德壓力的氣場一直就壓過波共，1979年、1983年、1987年的三次訪波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
保羅二世是個有思想的教皇，他手中並無一兵一卒，但是勝似千軍萬馬，可以說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尤其是這後一項統一工人黨無法望其項背。他總是以最簡單樸實的道理告訴人們，你們所爭取的權利本來就屬於你們。與教皇的精神感召相比，統一工人黨的意識形態宣傳已明顯的蒼白無力。
波蘭的天主教也曾經不認同教皇的主張，但事實證明教皇是正確的。大多數波蘭人對選舉寄於很大的希望，當時波蘭只有團結工會，幾乎沒有其他的派別，這也是與烏克蘭不同之處。而統一工人黨的宣傳沒有人聽，這樣事情就比較簡單，人們要團結工會不要政府。如果要說有負面影響的話，瓦文薩反對墮胎等主張會喪失一部分支持率。
裏：1989年2月6日召開了一共57名代表參加的“圓桌會議”，其中團結工會的代表24人，佔35%，我們就經濟社會、工會多元化和政治改革問題分三個小組進行了大約2個月的反覆磋商和討價還價。會後雅魯澤爾斯基與瓦文薩見面，這是至1981年軍管後兩人的第一次會晤。
當時反對圓桌會議的人是極少數，不像現在反對圓桌會議的人反而多起來了，如果現在選舉可能比當年難多了。一句話概括，我們有效的手段就是團結工會以及我們使用的談判手段，那時的關鍵詞是：妥協、諒解、共同面對。
問：2007年的總統科莫羅夫斯基和圖斯克(2007年當選的波蘭的總理，現在的歐盟理事會主席)當時是什麼態度?
烏：科莫羅夫斯基就一直反對圓桌會議，說政府只會欺騙我們。最近有人訪問他，他說，只有選舉才能說服我，我發現可以用選票解決問題時就不反對了，後來他成爲馬佐維耶夫政府很好的合作者。
圖斯克當年傾向於反對派，也屬於反對派陣營，但是不參加團結工會的活動，1985-86年是格但斯克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辦一個雜誌叫《政治》，制定了一個經濟自由化的綱領，也發表了很多經濟自由主義的言論。
問：這兩天我們在波蘭已經聽到不少人對圓桌會議持有不同看法，認爲它過於軟弱傾向無原則的妥協，很多必要的條件都沒有提及。而我們認爲圓桌會議的意義不能低估，它是波蘭走向民主政治與政治和解的起始點，只有當政者願意座下來溝通同意做出讓步，團結工會願意與之對話才能達成。
圓桌會議這種條件可不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儘管目前波蘭對圓桌會議有不同的評價，但這仍然是令人羨慕的。雅魯澤爾斯基與瓦文薩見面時說的那句話：“山與山不會面，人與人常相逢”叫人感動。
烏：事實上沒有那麼簡單，波共在選舉之後也曾想取消選舉，說我們自己執政，但是孤家寡人沒有人支持他們，無奈之下只能服從選舉的結果，波共的轉變是被迫的。拉科夫斯基後來承認說：波共“是揹着滿滿一袋石頭向坡上走”，這袋石頭“是過去幾十年的錯誤”。這時的統一工人黨還算審時度勢和順應歷史潮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