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區”內那種“江湖經濟”的“混亂”情況時很是愕然，當即與另一夥伴一起以“四·二二戰士”的名義投書“造反樓”廣播站，建議整頓那裏的秩序，以免給“聯指”抓到把柄，結果無人理睬。後來我漸漸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熱的意識形態口號下，人們的行爲也往往具有現實利益動機。“四·二二”如果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識形態面孔對着市民，怎能具有動員能力指望他們的支持?
正是這種非意識形態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論者認爲它有“持不同政見”的性質。然而我卻感到它有點像“阿Q革命”。如果說處於意識形態(“極左思潮”)狂熱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麼那種“非意識形態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樣可悲。
當時在“解放區”內有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即“廣西四·二二保衛處”，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貼出的佈告。這個機構在“四·二二”活動的後期權勢日益增大，從巡邏、“抓賭”、“收稅”、“清洗內部”、參與總部決策直到上陣參戰，無所不爲。
在“四·二二”內部，尤其是在較爲具有“理想主義”的學生們中，對這個機構的人員素質、品行、行爲方式及其可能的發展當時就有不少議論。如今人們已經無權更多地指責他們，因爲據說它的成員在1968年那個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於不公正的鎮壓。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會如何呢?
在廣西兩大派中，“聯指”做的錯事和壞事要遠較“四·二二”爲多，而後者曾長期成爲不公正的犧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員的筆者如今這樣說應該不會被指責爲有“派性”之嫌，因爲這是1983-1985年“處遺”結束後政府正式公佈的材料(參見《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證明瞭的。但今天我還想說，這樣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爲“四·二二”沒有掌權。
倘若“四·二二”大權在握又當如何?歷史沒有給“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機會，但我們從其他省“造反派”掌權時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從廣西境內“四·二二”局部地或暫時地掌過權的地方印證，如果這一派完全掌權，情況會是怎樣。
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員的家裏，當時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權，並得到駐軍的支持。然而與南寧相反，這裏的“草根階層”卻普遍同情“聯指”，而且“聯指”也在“草根階層”聚居區開闢基地，如同南寧的“四·二二”一般。我問爲何如此?這位“老多”成員嘆口氣說，“得勢不饒人哪，我們把他們(聯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來，無論哪一派都有這個“得勢不饒人”的弊病，而無論在桂林還是在南寧，老百姓都把同情給了弱者。但“弱者”一旦掌了權，他們會善待老百姓麼?想想未莊的阿Q，想想中國歷史上一次次重演的“農民起義”導致王朝更迭的活劇，想想理想主義的蛻變，委實難以讓人樂觀。
1967年《廣西日報》社“5·25”事件時我就隨隊伍在報社院內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這是我第一次捲入武鬥。此後類似的場合只要“組織召喚”，我都隨隊前往。當然像我這樣十三四歲的孩子不能充當“戰鬥”的主力，只能助威壯勢或作些“戰地”服務工作。每次去，心裏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種爲“革命”而戰的悲壯與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實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來不及招呼我，我會在懊惱之餘又有些慶幸。
家裏對我如此“好事”極爲擔心，多次勸阻無效。到這年8月武鬥由冷兵器發展爲熱兵器，流散到民間的武器使武鬥級別陡然上升。家裏慌了，提出由媽媽帶着我和妹妹去貴州看外婆，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對愈演愈烈的武鬥的確越發怵頭了，於是便借臺階下樓，離開槍聲四起的南寧而當了“逃兵”。直到10月間纔回來，又重新參加了四中“革聯”的活動。
當時第一次武鬥高潮已過。“四·二二”在“五次接見”後一度在政治上處於上風，雖未能成爲掌權派，但畢竟揚眉吐氣了一陣子。戰友們相見，大家都很高興，然而我內心卻很爲自己當了“逃兵”而感到慚愧，畢竟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成了“缺席者”。
這種局面很快就告結束。進入1968年後，“四·二二”面臨的形勢又嚴峻起來。到4月間“新四·二二”成立後，一場新的更爲殘酷的內戰又在醞釀之中，小規模的衝突已日益頻繁。我們當時已預感到會有大變，卻以爲未必會超過上一年8月內戰的水平。
就在這時，家裏決定媽媽帶我再去外婆家探望，並把妹妹接回來(上次返回時妹妹留在了外婆家)。於是我又於5月間離開南寧到了浙江寧波(外婆已於此前遷居於此)。這次離邕心裏倒沒什麼“逃跑”的感覺，然而到寧波後不久廣西即局勢大亂，鐵路中斷，甚至連通信也不正常了。
那些天，我們全家常爲等不到留在南寧的父親的來信而焦急萬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間，我才從報紙上關於《七·三佈告》①的報道和寧波街頭的“文革”小報上隱約地感到：“四·二二”完了。8月間我們收到父親的來信，催我們速返。後來才知道這是大鎮壓結束後、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前各單位要進行清點，尤其是“四·二二”成員，清點不到恐怕要被當成“逃亡分子”，所以父親這麼着急。
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乘坐的列車在晚點很長時間後到達南寧站。下車後的景象令我終生難忘：當時經歷一個月來激烈巷戰後的南寧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襲擊，全城大部分被淹，斷垣殘壁間成爲魚蝦遨遊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謂“解放區”位於濱江一帶，被淹尤慘。
不少退入地道中堅持抵抗的“四·二二”殘餘人員慘遭滅頂，些羣衆包括原自治區副主席、民革負責人李任仁先生在內也被淹死，當時稱爲“水火之災”②。
我們摸出漆黑的火車站，一下臺階即陷入及腰的水中。當時全城停電，交通斷絕，已成河狀的朝陽路兩旁的大樓寥無人跡，茫茫夜空中只聽得幾處高音喇叭在宣佈“……殲滅伍匪(那場內戰中雙方均稱對方爲“匪”：四二二稱聯指爲“聯匪”，而四二二由於支持伍晉南(文革前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韋國清的政敵)，便被稱爲“伍匪”。很久以後，廣西官方還一直把這場內戰稱爲“剿匪”，表彰了許多“剿匪英雄”，各地都搞了“剿匪烈士墓”。
不久我母親去融水縣出差，看到廣西得勢的組織下狠手整治四.二二，到處都是被殺的屍體、被砍的人頭，慘不忍睹。還曾經寫了一首詩：“山頭白骨猶縱橫，多少人家淚欲吞，誰信刀砧魚肉事，竟由站隊種禍根。”直到80年代“處遺”，“烈士”被取消，墓被平毀，四二二死亡者也不再是“反革命”、“匪”了——雙方都被定性爲“非正常死亡”)的偉大勝利……”。
第二天趕到學校，只見滿校園除了“打倒”、“槍斃”“革聯”壞頭頭的標語之外，就是原“革聯”戰士寫的“退出革聯，反戈一擊”的聲明。一個夥伴告訴我，人人都得寫，你也寫一份吧……
但我終於沒寫。倒不是我特別“勇敢”特別效忠於革聯，而是我看到對方當時沉浸在全勝之後的亢奮之中，忙着收拾本校從“解放區”押回來的俘虜、開鬥爭會、成立官方紅衛兵團、籌備革委會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紅色政權”中分配交椅，根本顧不上對我們這號“老初一”學生進行清點——我們這些直到“畢業”當了三年“新生”的人，由於並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學時代的同學與本派的“戰友”，對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認識，素無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級學生在政治鬥爭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糾纏而蓄意整人。
倘若我不是個初一的無名小卒而是高年級學生或骨幹分子，那是溜不過去的。同時“革聯”既沒有留下什麼檔案，“反戈一擊”的聲明又實在太多，彼此覆蓋，誰也鬧不請“革聯”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寫了這種聲明。當然，“革聯”已經不存在了，我寫與不寫，還有什麼意義呢?
之後很快成立了各級革委會，學校建立了“紅衛兵團”——這個“紅衛兵團”已不是原來那種羣衆組織，而是官辦性質的“優秀學生”組織，其地位類似當時尚未恢復的共青團。“團部”相當於校團委，年級班級設連、排，則團總支、團支部之類也。我們的對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員都自動轉爲紅衛兵團員，其他人則須像過去申請入團那樣，“爭取加入組織”。……
一年後我們“初中畢業”了。這一年沒有實行“一片紅”(即全部下鄉)，而是進廠、升學、下鄉皆有。進廠當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現”——後者在當時實際上就是指你是否屬於掌權一派的戰友，我顯然不會有份。但升學的名單上有我，因爲我屬“班”上年齡最小之列，當時規定滿16歲可去插隊，不滿者可繼續讀高中，我符合這一條。
但是我不願升學，要求去插隊。“班主任”楊老師頗感意外，幾次要我慎重考慮，還到過我家去徵求家長意見——爲此我敬重她。因爲他不屬於那種千方百計地“哄”人下鄉以顯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這種人當時是太多了。當證實了我確已下了決心並且家長也同意之後，楊老師又勸我寫一份“決心書”以便校方對此宣揚一番，同時還勸我寫申請加入紅衛兵團——相當於入共青團。當時學校的確有幾位積極要求下鄉而“火線入團”的同學。
我還是兩者都謝絕了。因爲我雖然仍有理想與信仰，但已不願再做“紅衛兵”了。我雖然也相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鄉部分地也是出於一個“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讀兩年(當時高中爲二年制)後我的分配前景會比現在好，而且當時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單等待“下放”農村，如果我再讀書，到時也會隨家轉學而離開南寧。與其到那時下鄉，還不如現在可以與我的夥伴們——他們都在下鄉之列——繼續在一起。
1969年9月，我終於以“非紅衛兵”的身份離開了“母校”——那個我並未留下學習記憶，卻以血與火的洗禮銘刻了我一生的南寧四中，到“廣闊天地”去尋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結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擺在我這個15歲少年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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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廣西發佈措辭嚴厲的《佈告》，指控某些羣衆組織(實即“四.二二”)搶劫“援越物資”、中斷鐵路等，並授權區革籌與軍區進行鎮壓。這是文革中第一次公開發布這種大規模軍事鎮壓告示。以後“七三”成爲聯指一派掌權十餘年間廣西特有的政治圖騰，各個城市都出現了“七三區”、“七三路”、“七三廣場”、“七三百貨大樓”、“七三劇院”等等命名。直到“處遺”後才取消。
②當時與如今一直有傳說，這次罕見大洪水是鎮壓者打開上游水庫人爲造成的，目的是摧毀四二二的地道戰。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因爲除了最近剛剛動工的百色水電樞紐外，南寧上游的整個邕江水系並無可供如此肇禍的大型水庫。不過，這場洪水對於摧毀四二二的最後抵抗的確起了作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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