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以後，革命處在低潮之中，國內武裝鬥爭革命者的生存空間日漸狹小，工人羣衆有組織的活動減少，與此同時地下革命政黨的恐怖活動、暗殺行爲驟增。
從下列罷工人數和恐怖行爲的對比數字就能反映出當時的形勢：1905年有275萬工人蔘加了罷工，1906年減少到100萬，1907年只有75萬，1908年立刻下降到17.4萬人，1909年減少到6.4萬人，這其中還包括了重複罷工人員。而恐怖活動則逐年上升，1905年233人被暗殺，1906年768人被暗殺，1907年有1231人被暗殺，全國各地到處出現“恐襲”下的“沒收的洪流”——武裝搶劫銀行、財庫和其他儲金機構的數字卻大幅上升。
從1905-1907年，僅外高加索一地就發生各種恐怖行爲1000多起，雖然這些恐怖行爲並不只是一家組織所爲，但無疑布爾什維克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列寧就曾倡議說：“我們建議我們黨所有的大量的戰鬥小組不再無所作爲，要採取一系列遊擊活動”。鑑於沙皇頒佈的《十月十七日法令》中首肯了憲政改革的部分內容，沙皇政府表示要發展普選法原則，“賜予”人民公民自由：人生不可侵犯，信仰、集會、和結社自由，任何“非恐怖主義的政黨”都可以通過選舉在國家杜馬中公開活動。
於是參加杜馬選舉這個新議題被俄國社會民主黨提上議事日程，黨內溫和派孟什維克急於摘掉“恐怖組織”的帽子，在杜馬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們認爲“要儘可能地爲合法活動形式提供幫助”，使俄社民黨作爲一個合法的、得到承認的黨、爲走上寬廣的“德國道路”而做準備，尤其在杜馬選舉的關鍵時刻，杜馬外的活動要服從杜馬黨團的利益，消除革命政黨因“恐怖活動”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事關重要。
1906年4月10-25日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否決了某些布爾什維克要毫無保留的維護“遊擊行動”的觀點，責成布爾什維克解散“對黨來說是非法‘小集團’”的列寧、克拉辛、波格丹諾夫領導的專門從事“剝奪”行爲的組織，並在斯德哥爾摩會議上通過一項決議，譴責這種“剝奪行爲”的“遊擊活動”，解散那些爲籌措經費而組建的“特殊戰鬥隊”，還社民黨一個“清白”之身。
斯德哥爾摩會議上禁止“遊擊活動”決議的部分內容：
1、由於沙皇制度的殘暴政策，無產階級中有部分人表現出以“遊擊活動”形式進行鬥爭的傾向，幾個人或集體發動襲擊，殺害政府的代理人和資產階級代表。
2、並在此基礎上，剝奪國家財產和私有財產的時間和規模在擴大，次數在增多。
3、政府以“遊擊活動”和剝奪財產事件作爲藉口，對守法人民加強了鎮壓措施。這些活動也爲“黑色百人團”在廣大民衆當中、尤其是在軍隊中進行煽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4、社民黨員捲入這種活動，妨礙了黨爲反對工人階級中無政府主義傾向所作的努力，也損害了黨在廣大羣衆心目中的形象，還使黨的隊伍內部陷於混亂。
大會決定：1、黨組織必須展開一場反對遊擊活動和剝奪財產的運動。2、黨員絕對不得從事或參加這樣的遊擊活動或剝奪財產活動，違者開除。
列寧在參加斯德哥爾摩會議時帶去了一個支持“遊擊活動”的草案。在這份草案中說，“遊擊活動”是十二月武裝起義的必然繼續，是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的準備工作，“剝奪財產”具有“積極準備武裝起義和籌建革命政府的必要性”，但是“沒收資金活動”必須要在“黨的控制下”進行。
由於在布派內部對這種主張存在着不同看法，這個支持“遊擊活動”的草案最終沒能拿到桌面上來。孟什維克“禁止遊擊活動”的決議，在20票棄權的情況下以64：4票的絕對多數獲得到通過。據說投票的時候列寧不在場。決議同時規定只有在某一地區已經建立起革命機構的情況下才允許奪取國家財產。
後來斯大林說，孟什維克的這個決議能夠通過完全處於偶然。因爲這一次布爾什維克不想應戰，確切地說，我們不想把戰鬥進行到底，純粹出於一個願望：“就讓孟什維克同志高興一次吧”。對此說法托洛茨基評論道：“這種慈悲爲懷的關切態度在列寧的政治習慣中是看不見的”。
但真正的原因是在會議上他們不僅遭到孟什維克、崩得分子和拉脫維亞代表的反對，而且受到他們的盟友波蘭代表的反對，此外，布派內部在“沒收”問題上也存在尖銳的分歧，很多人對這種“民意黨式”的恐怖行徑也不贊同。
列寧在代表大會閉幕以後以布爾什維克代表的名義寫了一封《告全黨同胞書》，對大會通過的一系列決議作了尖銳的批評。列寧認爲“關於沒收問題”的討論“也不是什麼原則問題”，他公開說：“我們不要讓自己上統一思想的圈套，我們也決不允許孟什維克管束我們”。“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不等於是會背馬克思主義的公式，當一個馬克思主義，應當有相應的心理素質，就是雅各賓主義，所謂雅各賓主義，就是不惜採取任何果斷行爲未達到目標而鬥爭，不是戴着白手套從事鬥爭”。
“遊擊鬥爭是國內戰爭中兩大戰役之間的一段較長的間隔時間內不可避免的一種鬥爭形勢”。對於反對“沒收”活動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認真看待，過於拘泥於經典理論，缺乏靈活性策略的做法不是馬克思主義派別的行爲準則。我們“該怎麼幹還怎麼幹!”
“第比利斯銀行搶劫案”風波
1906年社會革命黨搶劫“莫斯科互助協會”77•5萬盧布。1907年俄國又發生了幾大要案，與這些案件“有牽連被捕的人都是有點名氣的布爾什維克”。先是6月柏林警察在俄國僑民活動的住所搜獲了一批武器和紙張與圖樣，據皇家銀行的專家證實這是用來僞造票面額爲三盧布的鈔票的，隨後在日內瓦又破獲了幾起俄國政治僑民僞造假幣案件。
1907年6月12日第比利斯發生了一起銀行搶劫案。“劫匪”成功地劫掠了34.1萬盧布，其中大多數是500盧布票面的鈔票。三名護送隊員當場斃命，約50人受傷，很快在慕尼黑和斯德哥爾摩兩地，幾個俄國僑民在銀行兌換從第比利斯搶劫來的票面爲500盧布的鈔票時被捕。據羅伊•麥德維傑夫說：“斯大林屢次參加搶劫行動”，也參與了這次第比利斯‘剝奪行動’的組織和策劃工作”。
列寧認爲，這只不過是“利用敵人的錢來籌集黨的經費的一次簡單嘗試”。在俄文版的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的有這樣一句附錄“1907年6月12日，第比利斯“沒收事件”：34•1萬盧布。緊接着格魯吉亞著名作家恰夫卡瓦澤親王遭暗殺，7月份俄國又發生了一宗財政部20萬盧布的鉅款被劫的事件，後來又發生巴庫石油大亨綁架勒索案和洗劫“尼古拉一世”號客輪案……。俄社民黨人後來試圖在國外兌換這些鈔票時被抓獲。
這樣的事件被報道出來，與此有牽連被捕的人都曾經是“前”布爾什維克成員。他們在從事“剝奪活動”之前出於策略考慮都退出了原來的組織，但顯然他們都是在爲布爾什維克“搶錢”。據後來波格丹諾夫同列寧鬧翻後提供的材料證明，在這段時期內布爾什維克以各種方式得到的經費不少於大幾十萬盧布。俄社民黨被牽連在這一連串搶劫案中聲譽受到很大的損失，在杜馬中頗爲難看，其黨團代表呼籲“法律環境”的發言遭到一片噓聲。
這些消息在媒體上一經披露，孟什維克感到非常震驚，中央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剛剛一年，布派就公然違背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禁令。他們說，從1907年以來，我們一直以宣傳鼓動的方式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分裂政策。兩年當中，我們冒着被指責爲包庇布爾什維克“小中央”的風險，沒有向全黨報告這個組織的犯罪活動。我們一再提請中央對此加以注意，可是這些機構已爲列寧集團所篡奪。由於布爾什維克集團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腐蝕，黨的機構遭到削弱，許多重要人物也因此而脫離了它。
阿克雪裏羅德在一封信中寫道“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那麼我要問，我們怎麼能同他們留一個共同的黨裏”。普列漢諾夫提出必須同布爾什維克徹底決裂。社會民主黨中央在《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1908年2月第一期發表的社論中指出，要麼是黨粉碎“這幫壞蛋”，要麼是這幫壞蛋把黨粉碎。
因爲布爾什維克在第比利斯搶錢案，據早期黨史專家記載，普列漢諾夫和馬爾托夫這幫有政治上的“潔癖”的“書呆子”在第二國際裏到處嚷嚷，氣得考茨基大喊大叫，說要求設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法庭，來審判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說，你們倒好，德國的工人富了，交納大量的工會會費，黨是合法的，而我們呢?後來這個可惡的老頭子還被當作我們兩派之上公正的資產仲裁者。
列寧很快對考茨基的態度發生轉變，說考茨基是個卑鄙下流的聖誕老人，在整個世界社民運動中沒有比他更可憎、更下流的僞善者了!列寧甚至說，“在一切國家，只有公開反對考茨基主義的人，只有不怕分裂的人，纔是我們感興趣的”(《列寧全集》第2版，第47卷，254頁)。
就是許多布爾什維克也對這一系列恐怖事件感到不理解。在列寧已經同意“爲消滅而參加”地“利用杜馬講壇”，並且黨已有效地參加了第二屆杜馬選舉的情況下(第二屆杜馬有65名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被選上)，不敗壞黨的聲譽、不給沙皇政府以鎮壓的“藉口”、服從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和紀律，已是黨內的共識。
爲什麼列寧仍然要在“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製造混亂”。過去一直被千方百計遮掩着的“不光彩”的“祕密問題”這時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沙皇取締打擊“恐怖組織”有了“正當”的理由，並且在民衆當中造成很惡劣的影響，給黨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托洛茨基也撰文批評說：“革命以前黨所固有的、尤其是布爾什維克派所固有的密謀傾向充分發展了，揹着黨做了一些與羣衆政治生活毫無關係的事，這些事情就其全部實質來說也是無法置於黨的監督之下的。主張權威的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在自我保存本能的壓力下力圖使黨離開階級，使派別離開黨，把他們的全部政治實踐納入‘施蒂納’(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公式”。
1912年托洛茨基在給齊赫澤的信中稱列寧是“陰謀家”、“瓦解組織的能手”、“利用俄國的落後謀求私利的行家”。可見第比利斯等一系列“剝奪行動”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都是不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