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惡達到善”是不會受到譴責的
“用非法手段獲取資金”原本是哥薩克的手法，以至於現在俄語俚語中仍把偷竊和搶劫叫做“乾哥薩克”。後來這一傳統被“民粹派”繼承下來。“民意黨”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爲了整體利益”的“合理利己主義”是“與道德不衝突”的理論發展成“道德虛無主義”，鼓勵採用以任何方式同“惡”作鬥爭，提倡通過一切手段劫取不義之財，比如可以販毒、可以利用祕密警察、可以向沙皇當局告密、可以印僞鈔、可以搶劫、可以拿敵國的錢，所有這一切只要是爲革命運動這個宏大目標，這樣的行爲都是受到讚許和默認的。這樣就在理論上爲“突破底線”的行爲放行。
他們的理由是，社會進步高於個人的自我完善，整體的利益、崇高的目的與個人道德操守不是一個層面上可以比較的東西，這二者在不同步的情況下，評判標準是“取大舍小”。既然以“善達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礙，統治者攫取和霸佔了一切資源，那麼“以惡達到善”，是不會受到譴責的。只要“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爲了崇高目的的“作惡”就不應該受到譴責，因此在道德上不能苛求革命者。
從涅恰耶夫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手段”。在“一切道德都是爲革命服務”的口號下，“對同志的衡量看他對事業的利弊”，這些理論形成了後來的路徑依賴，既爲了達到最終目的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俄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反對派是民粹派，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從中“脫胎”而生的。19世紀80年代第一代民粹派組織遭到鎮壓以後，其後繼組織民意黨開始向恐怖派別轉化，他們流行的理念是，“破壞是創造的手段之一”。面對反動政府迫害，革命者是沒有“刑事犯罪”這個詞彙的，需要“剝奪剝奪者”，只要從少數佔有財富的人手中剝奪這些財富，還給另一部分人，社會就獲得了公平。民意黨內一貫認爲既然統治者在攫取財富中不講道德，那麼在“破壞現存制度”過程中也是沒有道義可言。
爲革命而殺人是“革命的復仇行動”，以搶銀行、劫富豪、喫大戶方式爲革命籌款，只不過是通過不同的手段“拿回”原本屬於“人民”錢財，搶劫國家與個人的“不義之財”的“充公行動”是革命黨的應有之義。有了這種正義理論“包裝”，“底氣”會陡然升騰。他們在幹這類活動時常用的一句哥薩克的術語“哥兒們，到船頭上去!”意思是“搶劫開始了”。無疑“布爾什維克組織原則——‘民意黨’的歷史繼承者”的建黨模式，對他們的行爲方式有直接的影響。
口誅筆伐與發揚光大並行不悖
誰都知道俄國社會民主黨不但不是民粹派的後繼組織，而且是在與民粹主義的鬥爭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但是列寧與民粹派的決裂是不徹底的，他在對民粹派其他理論口誅筆伐的同時，對民粹派的鬥爭形式和組織模式情有獨鍾。
用《俄國共產主義宣言》的起草者司徒盧威的話說，表面上看起來，在俄國是馬克思主義戰勝了民粹主義，實際上是“戰無不勝、所向披靡的民粹主義改造並同化了馬克思主義”，後來“它以革命社會主義的形式，始終發揮着重要作用”。別爾嘉耶夫也認爲，俄國激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實際上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下，堅持着民粹主義思想”和行爲模式。
所以儘管列寧在某一階段批判民粹派很賣力，可以從《列寧全集》中列舉出一長串的批判民粹派的文章，但實際上是“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下，把民粹主義消極的一面更加發揚光大”。一方面由於“民意黨”的這種活動方式對布爾什維克有很大的影響，另外，布爾什維克派中普遍欣賞法國大革命中激進的雅各賓派的血腥思想，認爲對革命的敵人實行極刑和剝奪是人民神聖的權力，列寧反覆強調“布爾什維克就是俄國的雅各賓派”。
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立後，雖然對民粹派不擇手段的鬥爭方式進行了批判和抵制，列寧也撰寫文章譴責民粹派的後繼組織“社會革命黨”的“恐怖行徑”和“無政府主義習氣”，表明要與之劃清界限，他也有大量反對恐怖活動的言論。曾有人說列寧是“俄國黑社會頭子”、“恐怖主義的贊成者”，反駁者立刻就會從列寧全集中找到大量論據證明這種論調純屬胡說八道，從《列寧全集》中許多文章中，似乎都可以斷定列寧是始終反對民粹派及其後續政黨的恐怖策略的。
但實際上列寧一直採取雙重標準，在批判社會革命黨的同時，對布爾什維克“剝奪行爲”和“遊擊活動”卻非常讚賞。由於醉心於地下密謀政黨的活動模式，列寧無法從中央委員會中拿到錢來從事他所堅持的職業革命家的戰鬥活動，(而從第四次代表大會到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中央委員會的正式預算只有2萬多盧布，到1911年根據警察密探的報告，不包括列寧手中的資金，俄國社民黨大約只有3萬法郎)，以“遊擊活動”和“剝奪”方式爲布派籌集屬於自己的經費就尤爲重要。
爲此布爾什維克專門成立了以列寧、波格丹諾夫和克拉辛(在俄文第三版的《列寧全集》註釋中，關於克拉辛是這樣記載的：他“領導中央委員會的戰鬥業務局”工作，克拉辛因爲熱衷於製造炸彈而被封爲“鍊金術大王”)的“三人集團”爲“行動隊”來解決“革命司令部財政的‘獨立小金庫’”問題。由列寧擔任總負責，由克拉辛負責技術指導，斯大林、奧爾忠尼啓則等一些人乾脆就被稱爲“高加索的沒收者”。
托洛茨基明確指出：“整個布爾什維克和‘沒收活動’都是有牽連的，這已經不是祕密”。列寧的對外講話只是一種策略，因爲能否參與杜馬杜絕“恐怖行動”是關鍵，他是許多“遊擊活動”或“剝奪”運動的幕後策劃者和受益者。因爲布爾什維克主要是“職業革命家”，他們是靠中央發放的“津貼”爲生的，沒有了“沒收活動”就等於斷了他們的“活路”。列寧也曾經在報紙上公開爲“沒收活動”辯護。
他說，害怕無產階級專政和密謀組織，迷戀民主自由就是機會主義，“布爾什維克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的密謀組織”，革命家的本職“工作”就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把運動限於某一固定的形式，它承認各種各樣的鬥爭形式，馬克思主義不拒絕任何鬥爭形式，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不斷向羣衆的實踐學習”。它“不會錯過任何一個打擊敵人力量的機會”。把“我們的遊擊行動同過去的恐怖手段相提並論是錯誤的”。
不能用死人的尺寸來量我們
“搶錢”被稱作把從人民那裏搶去的東西拿回來，或者叫“高尚剝奪”，只要是爲革命，就不但絲毫沒有愧疚，而且充滿了凜凜正氣。列寧義正詞嚴駁斥到，“有人說，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是小偷，不是土匪，我們高於這一切，我們反對遊擊戰爭，遊擊戰爭會使覺悟的無產階級墮落到不可救藥的無賴流氓的地步，工人運動受到破壞的事實不能歸咎於遊擊戰爭，運動受到破壞的原因是黨的軟弱無力”。
某些人“攻擊掠奪行爲、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特卡喬夫主義、攔路搶劫，這種攻擊和自由派的做法一模一樣，自由派藉口防止‘無政府狀態’而拒絕同政府作任何武裝鬥爭”。但“這種現象在目前革命發展的階段上，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孟什維克也直接或間接參加了對官家財產的剝奪，對戰利品的利用”，憑什麼反過來道貌岸然地指責我們呢。用錢的時候像小人，憑什麼搶錢的時候裝君子。斯大林說，“孟什維克好像棺材匠一樣，拿早已死去的人(馬克思)的尺寸來量活人”，拉大旗作虎皮藉此抨擊我們。
當時黨的機關報《火星報》認爲列寧在類黑社會的密謀組織中“大搞職業革命家的個人崇拜”，他的主張“過分強調活動的技術方面和軍事革命方面，而完全忽視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和任務”，致力於極端個人主義的軍事準備工作，完全與工人運動相脫離。這些說法被認爲體現了孟什維克對黨報的影響。但實際上一些獨立於布、孟兩派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是這樣看的。
當時兩派都尊敬的社民黨大佬普列漢諾夫也沒有參加兩派，而且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支持列寧，但他也指責列寧犯了巴枯寧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等同於民意黨，爲了眼前的利益損害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普列漢諾夫認爲列寧以不正當手段獲取資金的辦法會損害黨的名譽。
孟什維克理論家阿克雪裏羅德更指出：“黨是一個政治組織，它能夠而且應該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軍事的、技術的或密謀的方法”，“我們黨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採用恐怖主義和密謀的方法上，則只能使無產階級精神渙散”。他甚至指責列寧之流是社民黨內的一幫“刑事犯罪的強盜”，是“涅恰耶夫的忠實繼承者”，他認爲這種犯罪行徑從道義上是應該加以反對的，因爲它玷污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榮譽，而且行爲方式與目標之間的關係絕不僅僅前者服從後者這麼簡單，它會影響到以後“立”的模式，爲黨內鬥爭的“善良淘汰機制”大開綠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