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大學生是怎麼樣的?他們學些什麼?又考些什麼?古人上了大學後，是不是直接去朝廷打工了?
西周辟雍、宋朝書院、明朝國子監……中國古代的學校是如何建立、發展的?這些學校和當時的朝廷又有着怎樣的關係?
這些問題，我們均可以在史學大家錢穆的經典著作《國史新論》中找到答案。
我們會成爲什麼樣的人，和我們受到的教育關係密切。我們能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和國家的歷史、政治相勾連。而一代人接受教育的總體境況，又將影響政治與歷史的發展。
錢穆在《國史新論》中寫道：“全部中國思想史，亦可謂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腦，或重心，或其出發點與歸宿點，則必然在教育。中國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做人。’”
今天，我們摘選了書中“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一章，呈現中國古代教育的興衰與特色，“就新時代之需要，探討舊歷史之真相，給時人以借鑑”。
01 西漢
西漢的教育制度和選舉制度是相結合的。要想成爲政府官員，需要進入太學學習一年並參加考試。
西漢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與“選賢”雙軌並進。換言之，乃是教育制度與選舉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學即郡國學申送十八歲以上青年入太學，受業一年，經考試，以甲乙等分發。甲等得在宮廷充皇帝侍衛，乙等迴歸本鄉作吏。
爲吏有成績，重得選舉入充皇宮侍衛，再由侍衛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擔任各職。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漢代政府，較之以前歷史上所有之舊政府，展現了一獨特之新面相。凡屬政府成員，皆須太學出身，或是由太學生服務地方政府爲吏之雙重資格爲出身。此等人，皆經政府之教育與選擇。每一成員，既通經術，亦長文學，又擅吏事，漢人謂之“通經致用”。縱位極丞相，亦不例外，必備此資歷。故漢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備受後世之崇重。後代政府，亦莫能自外於漢代之規模，而別創一新格。總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職。教育地位乃顯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於五經，有兼通，有專精。但雖兼通，亦必以專經任教。惟一經亦可有幾派說法，經太學博士與朝廷公卿會合審查決定。所以到宣帝以後，五經共設有十四博士，即太學中共有十四個講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難者則在考試，須定一客觀標準。故每一太學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據某一講座之說法而作答。漢人謂之“家法”。五經共分十四家，每一經之章句訓詁，必遵從某一師之家法，以爲考試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實所謂師傳家法，皆爲便於考試;在學術上，其高下是非則仍待討論，非有定案。
但太學在此後已成爲利祿之途，來者日衆。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漸增至一百人、兩百人、一千人。有人說孔子弟子三千，太學生名額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漢之末年。下及東漢晚期，太學生乃增至三萬人。試問十四位講座，如何能教三萬名學生?太學至此，逐漸變質，失卻了開始重視教育之用意。
02 東漢
漢朝考試需要遵循“家法”，但有這種墨守成規的標準答案的存在，創新活力受到抑制，民間私學因故興盛。
既定家法，則重墨守，陳陳相因，無發明，無創闢。私人聰明反而窒塞了。於是官學遂又不受人重視。真心求學的，重又轉歸到社會私學去。私學即是排拒在博士講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講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會貫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爲太學所不容，於是隻在民間設教，當時謂之“開門授徒”。
太學博士所講，以其爲當時所通行，稱爲“今文經學”。民間所授，以其非爲當時所通行，乃稱爲“古文經學”。古文經學無家法，可兼通，可博採。此亦都在東漢之世。私學乃又代官學而崛起。
其間最值一述者有鄭玄，山東高密人，曾造太學，又自向私學從師，遊學遍全國。以東方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介紹，投馬融門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受業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僅得高業弟子轉授。三年，不獲見融一面。某日，融會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召見於樓上。玄因得備問所疑。既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玄不仕在鄉，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曾途遇黃巾數萬人，見者皆拜，並相約不敢入縣境。孔融、袁紹亦對玄備致敬禮。
就歷史言，無數百年不敗之政治，亦無數百年不壞之制度。西周以下辟雍、泮宮等制度，今已無可詳說。秦漢兩代博士制度之演變，經學上今古文雙方之異同得失，餘已有專書詳述。惟鄭玄以在野學者之身，當朝廷提倡數百年經學達於墮地將盡之際，玄之爲學，不專治一經，更不專師一家，能囊括匯通，成一大結集。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師傳盡歸散失，惟鄭玄最晚出，而使經學傳統不墜重光。其功績實爲兩漢經生四百年來所未有。
可見教育事業，主要在“師道”。師道所貴，主要在爲師者之“人格”與“學問”。振衰起弊，承先啓後，其能發揮絕大功能者，則多在師不在學校，又每在野不在朝，抑且在亂不在治。如鄭玄之在兩漢，即可爲一例。故其人在中國教育史上，尤爲後代所重視。
鄭玄稍前，有一郭泰亦當附說。郭泰亦當時一太學生。其時太學生數萬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講，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學清議，成爲當時政治上一難對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學生中之翹楚。同時又有苻融，亦太學生，師事少府李膺。膺乃當時名公卿，但見融，必絕他賓客，聽其言論，爲之捧手嘆息。郭泰家貧，從其姊夫借五千錢，遠出從師。並日而食，衣不蔽形。及來太學，時人莫識。融介之於膺，時膺爲河南尹，待以師友之禮。後泰歸鄉裏，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泰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視若神仙。時漢政已污濁不堪，太學亦有名無實。但公卿中有賢如李膺，太學生中有英特奇偉如苻融、郭泰。其故事著之史籍，長供後人玩賞。雖無救於漢室之覆滅，但中國文化之內蘊，與夫其社會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無窮生命，決不隨一時朝政而俱熸。
03 唐朝
唐朝國力強盛，公立教育再度興起，但和漢代不同的是，唐代的教育與考試不再捆綁發展。唐代以考試選拔人才，考試內容看重詩賦創作。
隋唐統一盛運再興，於是漢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隨之復起。唐初太宗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都派留學生來中國，太學生多至八千餘人。又有書、算、律各門專科，學制似較漢代更爲進步。
但漢制須先進太學，再經選舉;而唐代則教育、考試分途發展。太學出身與進士之公開競選屬於兩事，把考試來代替了漢代之選舉。學校出身其事易，公開競選其事難。社會羣情，都看重進士，不看重太學生。當時中央政府地位雖高，而國家公立教育則未有大振作。抑且唐代還有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之存在。就教育言，則未見有大勝於魏晉南北朝之世。
唐代考試重詩賦，其事亦未可厚非。考試本是一種智力測驗，短短一首詩，其中有學問，有抱負，有寄託，有感想;不僅智力高下，即其學問人品，亦可於此窺見。若作策問或經義，題材內容，先已有了限制，未易出奇制勝。而且陳陳相因，易於揣摩抄襲。不如詩題，層出不窮，無可準備。而應考者卻得借題發揮，各盡其趣，於拘束中見才思。
唐代終於把進士考試來漸漸替代了門第勢力。社會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廁身仕宦，使仕途不再爲門第所壟斷。而寒士應考前，則常赴寺院中讀書。乃有如王播“飯後鐘”故事。相傳播客揚州某寺，隨僧齋餐。僧加厭怠，乃齋罷擊鐘。播作詩有“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播顯達，出鎮揚州，訪舊遊，其所題詩，已受碧紗籠之。或傳段文昌事與此相類。其他此等事，亦復屢見。
故可謂唐代僅有考試取才，而無學校養才。養才仍賴於寺院與門第。寺院所養不爲世用，門第出身比數漸不如進士之多。而進士又僅尚詩賦，不免實學漸衰，流於輕薄。唐晚季，昭宗時，鄭綮以爲“歇後詩”得相位。彼自謂縱使天下人皆不識字，相位亦不及於我。制詔既下，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歇後鄭五作相，事可知矣。”或問綮，相國近有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那得之?”此亦可謂有自知之明。
然國家豈得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人來掌理治平。其時則已若政府社會舉世無才，有才則只在寺院中作禪宗祖師去。
唐末有書院教育，此事乃門第教育之殘波餘影。門第沒落，子弟向學無共學之人。乃於宅旁建書院，藏書其中，延納俊秀之來者，可爲子弟作師友。又爲避世亂，常擇名山勝地建書院，則受寺院影響。而書院之盛，則待宋代。故言中國教育史，有唐一代，實有腰虛中弱之象。此亦不可不知。
04 明朝
明朝廣泛立學，學校教育與考試製度再次融合，學生想要進入國子監，須先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國子監後，需要學習十幾年，方能出任官職。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開郡學。及即帝位，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府設教授一，訓導四。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據一時統計，全國府、州、衛、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餘員。較之北宋元豐時學官，幾多近百倍。則明初注意興學不可謂不力。
地方生員升至國學，初稱“國子學”，後稱“國子監”。監生分赴諸司先習吏事，稱“歷事監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學十餘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爲佈政、按察兩使及其他高級官職，出身遠優於漢之太學。又必生員入學始得應舉，則學校與考試兩制度亦復融合爲一。此皆明制之優於前代者。
即在此後，明代南、北監，常簡大學士、尚書、侍郎爲司成。一時名儒爲國立大學校長者，項背相望。晝則與學員會饌同堂，夜則燈火徹旦。不乏成材之士出於其間。明代國力，與漢唐相抗衡，人才輩出，亦與政府重視教育之意有關係。
然由政府辦學，學校興衰，終視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雖可稱道，而教育功效則終有限。此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擁有大批學人，可以不負實際行政之職位。此亦兼寓有一種教育意義在內。進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選爲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觀政，同時進學。此一制度，論其淵源，實頗似於秦漢時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猶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迴翔政府，儲才養望。此製爲清代所沿襲。論其制度，有張有弛;論其作用，有顯有晦;論其意義，在政治集團之內而別有一種養賢儲才之機構與組織，此則大值重視。
漢代政府之此項措施，乃受戰國諸子在野講學之影響。明代政府此項措施，則受宋元儒在野講學之影響。唐、宋兩代之政府中，亦有與漢、明大同小異相類似之措施。此見中國政治重視學術與教育之傳統精神，乃無時或已。此乃中國政治史上一大特點，所當大書特書，以供後人作參考。
惟由政府來提倡學術，培植教育，其最高意義總不免偏重於政治。此已不能滿足在野學術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國傳統政治，學校、選舉兩途並重。學校在造賢，選舉在拔賢。而學校與選舉之兩者，均不免要以考試爲標準。考試製度之在中國，遞有變遷，而終於不勝其流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經義取士，其變爲八股，流弊更甚。於是民間講學，仍必與朝廷提倡相對立。
明代民間講學，雖遠承宋元，下至武宗時代王學特起而大盛。陽明政務在身，而兼亦從事講學。其所至，學徒羣集。唱爲“惜陰會”，欲使學者時自集會，講論研究。及其身後，流風益甚。各地社會，自有組織。其大弟子，年有定時，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會，交換心得，討論新見;一面集合羣衆，公開演講。稱爲“講會”，亦稱“會講”。
此與朱陸書院講學有不同。一則講會近似一學會，學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則講會以宣傳普及爲務，更近一種社會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與深入。故此種講會，雖曾一時風起雲湧，而亦滋流弊，終於不可久。
最後乃有東林書院出現。此一書院之規制，更近似一學會。學者常川集合，輪流主講，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講亦涉及當時之政治。逮此一學會遍及全國，更復在京師有分會，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滅，黨禍始告結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學校，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其在傳統上均已名存實亡，無一定之宗旨以爲規則，以爲號召。在野學者，風氣亦變，無復宋、元、明三代講學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