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0年，一代改革家王安石親自執筆，寫了一篇《駁韓琦疏》。面對前宰相韓琦的批評，時任副宰相的王安石反駁道：法是利民之法，若有害民之事，自是州縣官吏鬆弛怠慢，因緣爲奸，不可歸咎於法。也就是說：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執行歪了。
公元1070年，熙寧三年。這一年，王安石的變法迎來了最關鍵的考驗。
其實從兩年前開始，王安石就在經受考驗。公元1068年，宋神宗在延和殿召開了一場意義重大的變法啓動會，會議的主角是王安石和司馬光。
會議開始，司馬光便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如今朝廷財政不足，首先應該苦一苦官員，必須減官、減兵、減費。
而王安石卻拋出來一個讓宋神宗大爲驚喜的觀點：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對此，司馬光嗤之以鼻：什麼叫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只是桑弘羊斂財的鬼話，司馬遷記錄下來是爲了諷刺漢武帝。桑弘羊不從老百姓那裏斂財，又從哪裏斂財?要真像他說的那麼好，漢武帝后期又怎麼會盜賊蜂起，老百姓要不是窮困不堪，又怎會官逼民反。
司馬光拋出了一個後世引用率極高的觀點：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後世的學者們引用這句話，通常是批評司馬光的保守，認識不到社會財富的可增長性。
但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世界的財富總量的確沒有增長。因此，司馬光的觀點在彼時並沒有錯。在19世紀之前，朝廷財政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分配的問題，是國富、還是民富的問題。
因此王安石變法面對的壓力空前巨大。反對者中，不乏當時的名臣重臣，如司馬光、歐陽修、富弼、韓琦等等，他們都認爲王安石的變法是“剝民興利”，也就是從老百姓手裏斂財。
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只看表面的理論，青苗法設計的非常精妙。青苗法就是在民間青黃不接之時，由朝廷向農民提供貸款，有需要的農民自願借貸，等秋收後再還款。這樣一來，農民不必忍飢挨餓，也不必忍受地主商人的高利貸，而朝廷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貸款利潤。朝廷得利、百姓得利、官員無需過苦日子，一石三鳥、簡直完美。
但問題是，青苗法的實施，依靠的是龐大的官員體系。青苗法顯然增加了官員的工作量，如果不能從中得到好處，官員們憑什麼賣力地推行新法?而且這個好處，還必須要超過地主商人輸送給官員的好處。
在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裏，和珅和紀曉嵐有過一段經典的對話。大災之年，和珅說：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還救什麼民!對此，紀曉嵐的反駁雖然充滿了理想主義，但顯然只是書生意氣。
因此，一個朝廷的政策，無論目的如何，首先必須有利於官，否則定然無法推行。若小利於民，則必須大利於官。所以歷史上的貪官都非常勤奮，而且辦事能力很強，而清官則大多碌碌無爲。
對貪官而言，他們不怕飢難戰禍，反而怕太平無事。因爲只要有事，就需要官員去解決，只要辦事，手握權力便有利可圖。
所以青苗法的推行，很快就成了官員盤剝百姓的新工具。從農民自願貸款變成了強制貸款，每家每戶都必須借貸，而且利息不低。這種強制的高利貸，一年還要貸兩次，春天一次，夏天一次。這就意味着，朝廷表面規定的利息是20%，但實際已經高達40%，已經等同於民間商人的高利貸，甚至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還超過了60%。就這樣，朝廷拿走了20%的利息，官員也拿走了20%的利息，甚至官員拿走的更多，除了政績之外，這就是官員推行青苗法的動力。
青苗法之下，農民確實不用再向地主商人借高利貸，而是必須向朝廷借，農民的負擔反而不斷加重。甚至就連王安石最器重的學生陸佃，也就是陸遊的祖父，都認爲青苗法走了樣，於百姓無益。
所以，前任宰相韓琦退休多年之後，竟專門上書批評青苗法。韓琦說：自己在河北看到的青苗法，只是打着利民救民旗號的斂財利器而已。
韓琦在北宋有着極高的政治聲望和地位，被譽爲：兩朝定策元勳，公忠體國老臣。王安石可以攻擊司馬光有私心，甚至攻擊富弼等人結黨，但無法用同樣的招數攻擊韓琦，因爲韓琦已經用一生的作爲，證明瞭自己對皇帝、對朝廷的絕對忠誠。
所以王安石洋洋灑灑的《駁韓琦疏》，歸根結底就兩句話：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執行歪了。
事實上，王安石所有的變法，表面上看都非常的美好和動聽。但王安石不是神仙，他的變法體系執行下來竟是漏洞百出，最終全部淪爲了官員斂財的新工具。所以王安石不僅沒能做到民不加賦，反而極大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和疾苦。
歷來人們談論王安石變法，往往聚焦於變法的具體措施和得失優劣，而忽略了變法的動因——宋神宗。
宋神宗是一個極具野心和政治抱負的年輕皇帝，他想開疆拓土名震千古。但當他心懷壯志坐上龍椅的那一刻，才發現自己接手的，竟然只是一個滿是積弊沉痾的爛攤子。
其中最嚴峻、最緊迫，也是最關鍵的問題，便是朝廷的財政不足。朝廷需要供養的人越來越多，冗吏、冗兵、冗費已經將北宋朝廷的家底掏空了，再也沒有多餘的財力支持他開疆拓土。
所以，王安石變法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全面鋪開，與其說是王安石天縱奇才，不如說是王安石的斂財主張，剛好契合了宋神宗的野心。因爲變法爲國庫創造的財富，是立竿見影的豐厚。
比如：青苗法每年可以增加收入300萬貫，免役法每年可以增加收入400萬貫。宋仁宗時，北宋朝廷每年的收入約3600萬貫，而王安石變法後，朝廷每年的收入竟然暴增到6000萬貫。而彼時，北宋朝廷一戶人家的年收入僅在50貫左右。
新收上來的這麼大一筆錢，不是因爲北宋的生產力提高了，也不是因爲分工更加細化了。這筆錢的每一文，都是從原本生活就很艱難的百姓手中摳出來的。
正如司馬光所言：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司馬光、韓琦等老臣重臣看到了這一點，就連王安石最器重的學生陸佃也看到了這一點。難道王安石沒有看到這一點?難道宋神宗沒有看到這一點?難道上面的本意都是好的?
若上面的本意都是好的，可他們爲什麼依舊選擇了再苦一苦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