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在神州大地上颳起了這樣一陣妖風，其影響之巨大，幾乎波及了所有省份，其消失之迅速，又使我們難以找到它存在的痕跡。
這就是乾隆朝的“叫魂”事件。能證明它存在過的證據，似乎只有乾隆的硃批奏摺，以及我們在百年後仍能看到的烏合之衆的癲狂。
故事起源於浙江德清縣，在這裏傳出了一種可怕的妖術，據說有遊方的和尚與乞丐，偷偷減掉了別人的辮子。被剪掉辮子的人，就丟掉了魂，甚至很快死去。
因此民衆惶惶不安，並將矛頭對準了遊方的和尚與乞丐，甚至對他們動用私刑。而且叫魂事件引發的恐慌，很快就蔓延到了其它省份。
與癲狂的底層民衆不同，官員清楚知道“叫魂”之說是子虛烏有。然而，要阻止民衆的羣體癲狂，需要大動干戈，因此官員們不願意強出頭。所以地方官員們奉行的原則是無事即安。
不過乾隆皇帝很快就通過隱藏在全國的暗探得到了這一消息，他隱約覺得有一個針對他的驚天陰謀正在上演，一個反對他的“妖黨”正在集結。
所以他雷霆震怒，嚴令各地徹查並抓捕妖黨。因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叫魂運動席捲神州大地。短短幾個月，無數人被捕入獄，一萬多人丟掉性命。
如此折騰了大半年，卻發現都是冤案。那些所謂的證據只是民衆的臆想和自我加戲。那些倒黴的妖黨，就算被打死，也招不出什麼陰謀——因爲根本就沒有。
這時候，乾隆才發現“妖黨”並不存在，那是自己的一種心魔。不過在這場考驗中，漢人官員們表現出的絕對忠誠，還是讓他有些安心。所以乾隆就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叫魂”鬧劇戛然而止。
1768年的叫魂事件，雖然震動朝野，但縱觀整個清朝歷史，可以說是無足輕重。因此很多歷史學家沒有注意到，也沒有專門深入研究。
而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孔飛力，卻通過這一現象，進行了發人深省的叩問。爲何會發生這樣一起無端的大恐慌?
其一是民衆的焦慮。
康乾時期人口激增，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已經無法滿足如此多的勞力，於是多餘的勞力便湧向了另一個階層——僧道與乞丐，但很多僧道並沒有度牒等合法手續。
民衆對於不斷增多的僧道與乞丐，自然會感到警惕和恐慌。任何陌生人的出現，都意味着多了一張喫飯的嘴，多了一個對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並且由於自身窮困不堪，更增加了對未來的焦慮，人們本能地感到緊張和排斥，甚至躁狂。
因此社會矛盾急劇激化，整個社會充滿了戾氣。人們會抓住任何可以趨利避害的機會來保護自己，即使是犧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叫魂事件，便觸到了民衆心頭這根敏感的神經。
其二是乾隆的焦慮。
清朝推崇漢文化，但清廷統治的核心畢竟還是滿人，所以辮子就成了漢人服從滿人統治的標誌。滿清統治者矛盾重重，既不願意看到有人圍繞着辮子做文章，又偏執地把所有和辮子相關的壞消息，都理解爲漢人的謀反。
在“叫魂”事件初期，各地官員並沒有第一時間把消息上報給乾隆。當然讓乾隆警惕，甚至乾隆已經相信，存在一個發源於江南，蔓延到全國的反清大陰謀，一個反對他的“妖黨”。
乾隆對於漢化和謀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高度統一，視他們爲帝國威脅的兩個側面。
因此，叫魂事件，就爲乾隆的焦慮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機會。在乾隆眼中，叫魂事件已經影響到他的統治根基。所以他高度重視、親自督導。
於是，戲劇性的一幕便發生了。
乾隆一聲令下，官府緊急動員，無數底層民衆便主動或被動的投身到這場洪流之中。
他們或藉機謀取私利，或藉機清算宿怨。藉着清剿妖黨之名，故意栽贓、大肆敲詐。如有不從，那就是妖黨，立馬捉拿下獄。那些所謂的認罪口供，不是故意栽贓，就是屈打成招。
爲什麼“叫魂事件”會演變成全國性的恐慌?
對於叫魂事件中遭難，以及恐慌最嚴重的民衆而言，他們所處的社會，無疑是一種底層互害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通過擴大生產顯然無法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他們心中的怒火無處釋放，只能進行“損害分擔”。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權力只存在於幻覺之中。只有在朝廷清剿異己的時候，才能短暫攫取這些漂浮在社會上空的權力。
所以當官府發動清剿，這種對叫魂的恐慌，對社會的怒火，便轉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鬥爭。那種瀰漫於社會的相互敵視，則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
在那個權力稀缺的時代，對普通人而言，以“叫魂”的罪名來中傷他人，突然之間就成了一種唾手可得的權力。
底層民衆從這種權力中嚐到甜頭後，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它，這就是恐慌大蔓延的原因。
在《叫魂》一書出版之前，孔飛力先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書寫的是中國，但中國人看得懂嗎?
因爲幾百年過去了，叫魂、叫魂，好像仍然陰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