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有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就是被關進了精神病院，要如何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1959年，赫魯曉夫在蘇聯作協發表了震驚世界的演講：在我們這裏，某些人是否可能神經失常?答案是可能的。那些呼籲反對蘇聯的人，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精神顯然不正常，因爲只有精神病人才會懷疑蘇聯光明美好的未來。
赫魯曉夫的演講公開了一個人盡皆知的祕密，那就是蘇聯嚴重的精神病疫情。
蘇聯有兩大貢獻，第一是人類歷史上最多的政治笑話，第二便是無所不包的精神病。
蘇聯的精神病疫情，來源神祕、歷史悠久。1836年，沙俄著名的哲學家恰達也夫出版了《哲學書簡》，抨擊了沙俄的農奴制，並號召逐步改良沙俄的社會制度。
可是沒過幾天，莫斯科市警察局便把他關進了瘋人院，並告訴他：根據政府決定，你是一個瘋子。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一書認爲：精神病與瘧疾不同，它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概念。瘋人院是權力機器運作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法律邊緣的一種奇特權力，當權力與醫學診斷相結合，瘋人院就會成爲權力濫用的場所。
蘇聯就是把這個權力發揮到了極致，創造性的發展了精神病的研究。
蘇聯認爲西方的精神病研究缺乏唯物主義的樂觀精神，處處充滿了唯心主義的腐朽思想。蘇聯的精神病研究認爲，個人主義是西方社會司空見慣的精神創傷，對困難生活的抱怨更是一種嚴重的精神變態。
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是“呆滯型精神分裂症”的發明者，他統治蘇聯精神病學界長達40年，深受蘇聯歷屆領導人的重視，獲得獎章無數。
一個蘇聯人，如果對現實體制不滿，自認爲知道真理，從而表現出幻想改革，並屢教不改的追逐反動思想等等，這便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狀。
最絕的是，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還指出，精神分裂症具有時間不定的潛伏期。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症狀，都可能感染了精神分裂症。
對於這類人，在上世紀30年代之前，一般是被物理清理，或者移送古拉格勞改營。
但到了40年代末，這類人越來越多，國際影響也越來越大，蘇聯的精神病疫情便開始蔓延開來。
比如在莫斯科，有一個法醫精神病學研究所，名義上是研究社會類精神問題，但實際上是研究如何把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人確診爲精神病。他們還給這種操作起了個高大上的名字：蘇維埃電氣化精神療法。而且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爲了病人的身心健康，爲了社會的共同利益。
用治病的名義把一些不方便處理的麻煩處理掉，實在是再方便不過。既維護了法律的體面，又展現了人文的關懷，還繞過了司法的程序，更解決了社會的麻煩，可謂一舉四得。
1969年，時任克格勃的頭目安德羅波夫提出，要一次性清理掉反蘇的異見人士，因此他頒佈了一條法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險行爲措施條令。
也就是醫生有義務在社會上消滅精神病人，也有權力把混跡在羣衆中的精神病人揪出來，並讓他們接受蘇維埃的電氣化治療。
於是，蘇聯便誕生了世界精神病史上的奇觀，蘇聯的醫生化身爲警察和法官，四處出擊、釣魚診斷，隨時準備把一個正常人判定爲精神病。
謝爾勃斯基研究所的軍醫倫茨，就曾得意的宣稱：我說誰是精神分裂症，誰就是精神分裂症。
1967年，克格勃第5局的報告顯示，蘇聯發生了大規模的反蘇案件，手底下的精神病院已經不夠用，要求至少再劃撥5個，當時第5局已經有16個，一次性可以收治80萬人。
據聖彼得堡市市長披露，1978年蘇聯全境有450萬名登記在冊的精神病人，而當時蘇聯人口還不到3億，感染率已經超過了乙類傳染病。甚至到了1989年，蘇聯還有1020萬人被登記爲疑似精神病。
被當成精神病關進監獄的著名人士有：支持相對論的蘇聯氫彈之父安德烈·薩哈羅夫，反對畝產十萬斤的生物學家若列斯·梅德韋傑夫，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大作家約瑟夫·布羅茨基等等。
因犯罪被關進監獄，有時候還要經過審判，會有關押年限，但關押在精神病院可沒有法律規範，只要醫生持續證明“病人”精神異常，就足以把這些精神病人終身監禁。
而這些精神病人也沒有自辯的機會，他們說的任何話都是瘋話，都不足採信。
比如蘇聯的著名作家布科夫斯基，就被關在精神病院十幾年!1961年，19歲的布科夫斯基，寫了一篇文章批評蘇聯的共青團制度，文章剛剛出來，他就被診斷患上了“呆滯性精神分裂症”。1976年，在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下，蘇聯被迫釋放了一批“呆滯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布科夫斯基運氣爆棚才被釋放，後來他移居英國在劍橋大學任教。
一個普通蘇聯公民，必須謹言慎行，才能避免被傳染上蘇聯人特有的“呆滯型精神分裂症”。可以說，直至蘇聯解體，被精神病的疫情，這份恐懼和壓抑一直籠罩在蘇聯人的心頭。
如果不小心被強制送院治療，也不是沒有出院的可能。其中的要義，不在於證明自己如何正常，這無法證明，而是要證明自己對蘇聯的建設有利。
如果一個精神病人不去談論任何的敏感話題，而是正確的認識到自己已經太久沒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設蘇聯的義務。當你聲情並茂的說出廣闊的西伯利亞大有作爲時，你離出院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