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蘇聯，有這樣一種理論：我們越接近勝利，敵人就會越多，階級鬥爭就應當越來越尖銳。於是在“抓內鬼”的宣傳鼓動之下，蘇聯的告密文化便開始大行其道。
1931年，12歲的蘇聯少年帕夫利克，揭發自己的父親莫洛佐夫沒有階級立場，竟然同情富農階級，還私下給他們一條生路。
面對父親的疑問，帕夫利克自豪的說：我的行爲不是作爲一個兒子，而是作爲一名光榮的少先隊員。最終帕夫利克的父親被流放，然後遭到槍決。
從此之後，帕夫利克竟然成了蘇聯的少年英雄。隨後他的告密行爲也更加誇張，村民都被舉報存在所謂的反動言論，結果引發了衆怒，最終不知何故被人殺掉。
1932年11月，因爲涉嫌謀害帕夫利克，帕夫利克的爺爺、奶奶、堂哥等四人，被定爲反革命集團，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依然遭到槍決。
帕夫利剋死後，蘇聯大張旗鼓的宣傳他，並告誡所有的蘇聯少年：就算你的父母與你血濃於水，他們同樣可能是你的階級敵人，他們更不應該被放過。
彼時，蘇聯的少年爭相加入少年隊和共青團，不過不是因爲信仰，而是想要有所作爲，畢竟所有的少年都覺得自己天賦使命。但要想做一名少先隊員，必經之路就是要在親屬和教師中舉報“階級敵人”，還要在學校裏組織對“反革命分子”的審判。
在這樣的告密文化之下，父母在家都只能揹着兒女說悄悄話。正如一名醫生的回憶：我們從來不敢當着子女的面，談論政治話題，更不敢批評和質疑蘇維埃，不然隨時都可能有大麻煩。
在告密成風的環境下，蘇聯人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覺。甚至赫魯曉夫都在回憶錄中寫道，那一時期他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因爲內務委的槍決從來不需要什麼證據，告密人的口供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那蘇布的告密文化有什麼特點?
第一、義務化
1922年初，蘇布宣佈建立告密制度。蘇布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在蘇布全會上更是表態說，告密是每一個成員必須履行的義務。
但“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所以古比雪夫把“告密”改爲“報告”。從此之後，蘇布以“報告”的形式把告密行爲義務化。
古比雪夫說道：如果一個人告密，那麼他即便有錯，也是我們的朋友。但如果他拒絕告密，他即便沒有錯，也是我們潛在的敵人。
第二、合法化
爲何要鼓勵告密，本質是因爲無法通過法治體系治理。“告密”二字，值得探討。告“密”並不等於告“罪”，他人的隱私和祕密並不等於觸犯法律。告“密”不等於訴諸司法，而是訴諸權力。
因告密而使被告密者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這樣的結果與法律的判決毫無關係，只是權力的迫害。
但蘇布卻故意模糊兩者之間的區別，他們藉助意識形態或宏大敘事來自我辯護，以此證明告密行爲擁有更高的合法性。
第三、覺悟化
蘇布的理論認爲，家庭的私人生活是個人主義的最後堡壘，是通往烏託邦社會的最大障礙。所以蘇布的理論，從一開始就對私人生活充滿敵意。
蘇布的理論認爲，倘若私人生活未被國有化，不受國家的監控，那麼就極其容易變成孕育反革命分子的溫牀，所以從私人情感到夫妻生活都必須收歸國有，徹底揭露和剷除一切對國家有害的思想，構建一個沒有質疑的和諧社會，鍛造一種忠誠純潔的集體主義。
這種集體主義，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否定良心、丟掉良心，因爲良心是建立在對自己內心的叩問上。在蘇布構建的倫理體系裏，良心被覺悟取代，覺悟被認爲是一種更高級別的道德判斷。
因此背信棄義、大義滅親，雖然沒有良心，但是有覺悟。所以在蘇聯，人們相互提防、相互防範，同時也會相互舉報、相互背叛，既冠冕堂皇，又殘忍無比。
第四、利益化
蘇佈設立了最高的獎懲機制，那就是劃分敵我。最高的獎勵，就是被劃到“我”這一方，然後就可以擁有至高無上的革命權。而最嚴厲的懲罰，就是被劃到“敵”這一方，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對象。
在這套獎懲機制的影響下，蘇聯社會充滿着背信棄義，充斥着勢利之徒。
更恐怖的是，野心家可以藉助告密平步青雲，依靠揭發成爲國家英雄，從而迅速地逃離黑暗、貧困和受壓迫的命運，整個社會卻反而因此陷入了被壓制、被摧殘、被扭曲、被征服、被殺戮的恐怖體系。
第五、人質化
充滿背叛的社會，令人窒息和惶恐。告密成風之下，人人自危、噤口不語。
不僅私人空間和私有財產在消失，思想和行爲方面也走向了互相監督的集體監控。人們不僅需要隱匿過去的身份和自身的想法，紛紛校正自身的行爲羅盤。同時爲了自身利益和自身安全，鄰居一夜之間成爲陌路，紛紛先下手爲強，爭先恐後加入告密隊伍。此外，告密還成爲了證明自己與過去決裂的最好證明。就這樣，蘇聯人人都成了別人的人質，一套充滿生命力的人質制度就這樣完美的網羅了蘇聯所有人。
在這套人質制度之下，最可怕的是親人之間的告密。親人的被捕被殺，不僅沒有讓他們質疑，反而讓他們堅定了蘇維埃化的決心，進而努力改造自我，不斷提高自身覺悟，積極向組織靠攏，從而進一步強化了人質制度。
所以，逆向淘汰的社會機制，並非僅僅是自上而下，更是全民參與的惡果，這樣才能陷入惡性循環。
回顧蘇聯的告密文化，還有一些明顯的特點，比如告密是自上而下縱容與發動的結果;縱容與發動告密反映了蘇布的不自信;告密的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本質都是權力鬥爭的結果。
當一個社會告密盛行的時候，“天使”就會變成“魔鬼”。它們臺前是“天使”，背後是“魔鬼”，而且“喫人不吐骨頭”。因此，“人的社會”就成了“豬狗不如的社會”。但，最大的“傷害者”和“受害者”，其實都是大衆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