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皇帝，必然是憋屈、不快意的”
(一)
1054年，宋仁宗化身爲“純愛戰士”，決定爲自己摯愛的女人爭一份名譽。
這一年正月初八，年僅31歲的張貴妃不幸玉碎珠沉，她是仁宗皇帝一生最愛的女人，白居易那句“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用來形容張貴妃生前所獲的恩寵，恰如其分。
與莊重、嚴肅、不苟言笑的曹皇后相比，張貴妃溫柔、懂事、乖巧得多。面對皇后時，性格軟弱的仁宗常感壓抑，而在張貴妃的溫柔鄉中，給予仁宗皇帝的只有香溫玉軟、小鳥依人。
“巧慧，善迎人主意”的張貴妃，按今天的解釋，大概率是屬於“討好型人格”，這與她坎坷的人生經歷有關：
她幼年喪父，母親無力撫養姐弟三人，不得已只能將她賣掉。不料幾經輾轉，她被大長公主買下來做了舞女。所以張貴妃其實自幼便在宮中長大，長期寄人籬下的生活，使她年紀輕輕便已識透人間冷暖，心思之細膩自然遠勝那些望門閨秀。
自康定元年仁宗皇帝在一次宮廷宴飲中，無意間瞥見張姑娘跳舞之後，到慶曆三年這短短四年時間，張貴妃一共生育了三名公主(可惜都沒能活過5歲)。
妃嬪的生育頻次，是受寵與否的重要指標。考慮到女性的生育間隔和皇帝后宮數百名爭寵的女子，仁宗對張貴妃的確稱得上榮寵備至。
所以，當這樣一位摯愛突然離世，仁宗皇帝內心的悲傷可想而知。隨後，這份悲痛理所當然地控制了皇帝的理性，它很快化作超越常規和現成禮法的種種恩寵，與守文持正、恪守規矩的文官系統產生了衝撞：
仁宗皇帝希望以皇后的喪儀，爲心愛的張貴妃在皇儀殿治喪——這件事遭到了時任副宰相梁適的實名反對。
仁宗皇帝又下詔表示，將爲張貴妃之喪輟朝七日——御史呂景初大聲抗議，他說幾年前荊王趙元儼(宋太宗的第八子，按輩分是仁宗皇帝的叔祖)去世時，朝廷不過才輟朝五天，張氏只是一個一品貴妃而已，怎可“恩禮過荊王”?
按祖宗禮法，貴妃之喪，只當輟朝三日。
我都想替仁宗皇帝罵一句：老子最愛的女人薨了，你他媽的怎麼還想着多上幾天班啊?你身上的班味兒都把人味兒淹沒了。
正月十二，仁宗皇帝又下詔，表示將追封張氏爲皇后，賜諡溫成——然而正宮曹皇后健在，皇帝追封死去的貴妃爲後，在當時也是不符禮法的。
這封詔書遭到了樞密副使孫沔的強烈反對，這哥們數次上書，最開始只是勸阻皇帝不要追冊張氏爲皇后，後來連宰相也一併罵起來，意思是說，皇帝種種越禮行爲，都是當朝宰相這個佞臣鼓舞的。
面對仁宗皇帝逾越常規禮法的行爲，御史臺也沒閒着，以御史中丞孫抃爲代表的御史、諫官，輪番上疏，“奏請罷追冊”，甚至以集體辭職的決心“要挾”皇帝。
雖然御史臺羣臣激憤，但極悲之下的仁宗皇帝心意已決，他表現出個人帝王生涯中少有的“一意孤行”的任性，執意以皇后喪儀送別此生最心愛的女人。
可關於此事的鬧心事還沒有停止，在爲溫成皇后發喪的儀式上，原本預定流程是孫沔讀哀冊。誰也沒想到，事到臨頭，孫沔站在皇帝和滿朝大臣之前，寧死不爲溫成讀哀冊。
孫沔倒不是和溫成皇后有什麼私人恩怨，他的理由仍是“不合禮法”，因爲按規矩，皇后發喪歷來由翰林學士讀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恥之”。
然後，這哥們竟然在溫成皇后的喪禮上，在衆目睽睽之下，將哀冊放下，自行告退了，玩了一手無組織無紀律。
時任宰相陳執中爲避免皇帝尷尬，趕緊撿起哀冊讀了起來，這才讓溫成皇后的喪禮得以繼續。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爲溫成皇后撰寫碑文的環節，翰林學士擬好碑文後，仁宗皇帝希望請知制誥蔡襄手書碑文，因爲蔡襄是大名鼎鼎的書法家。
但皇帝的這一請求，卻被蔡襄明確拒絕了，他說這不是我負責的事，“此待詔職也”，這個理由簡直令千年後996的牛馬淚流滿面。
蔡襄面對帝王之悲，如此“不近人情”，仁宗也無可奈何，不能勉強他。
因爲仁宗皇帝不喜奢靡，所以溫成皇后生前的起居用器也很樸素。仁宗望着愛人生前所用簡單舊物，不禁悲從中來，一口氣賞賜了許許多多的珠翠金玉給溫成陪葬。
按當時習俗，這其中的許多陪葬品要焚燒掉。看到皇帝如此大手筆的爲溫成準備陪葬品，諫官範鎮上疏說，此舉“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請求罷焚錦繡珠玉等陪葬品。
仁宗皇帝不佔理，只能答應範鎮的請求。
除此之外，仁宗皇帝爲溫成皇后立忌、建陵、立廟時，均遭遇御史諫官不同程度的反對，直到溫成皇后已經去世多年，還有言官上疏“乞毀溫成廟”。
(二)
講溫成皇后的故事，意在呈現中國帝王鮮爲人知的另一面。
溫成之歿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個側面：
一則這只是皇帝的“家事”，即便皇帝在悲痛之下有稍許任性，也談不上涉及帝國的存亡興衰;
二則事由特殊，中國文化歷來尊重逝者，面對皇帝最心愛的貴妃病逝，即便基於最樸素的倫理人情，臺諫百官似乎也不該對皇帝的“不當行爲”過於苛責。
但是並沒有。自溫成皇后病逝後，面對仁宗皇帝任何哪怕細微的“越禮”行爲，御史臺諫的繩愆糾謬都會接踵而至，沒有任何含糊與遷就。
影視爽文看久了，現代人往往以爲，所謂皇帝，貴爲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以傲睨萬物，任性妄爲。
實際上，皇帝是一件風險很高，鬧心無限，卻歡暢有限、自由有限、權力亦有限的職業。
以北宋的皇帝爲例，雖然名義上皇權至高無上，但二府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在現實層面擁有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皇權，還擁有規諫皇帝的職責。
有宋一代，自宋太祖趙匡胤始，便立下“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的規矩，由此逐漸形成了寬仁民主、優假士人的政治風氣。
臺諫是大宋王朝中“分權與制衡”皇權的重要一環，北宋的御史諫官批評起皇帝來，那真是不留情面，毫不顧忌，他們對皇帝、宰相的一舉一動，可謂是虎視眈眈，任何細微的過錯都會遭到臺諫官激烈的彈劾。
面對貴妃之死，皇帝尚且有這許許多多的不自由，不暢快，那些事關國家改革和財政軍事的社稷大事，皇帝所面臨的種種掣肘與束縛，更可想而知。
(三)
仁宗時代被後來者譽爲治世的楷模，可你若站在皇帝的視角，回溯審視仁宗帝的種種工作，只會覺得各種鬧心：
朝堂上面對的永遠都是爭吵不休的羣臣，國家的內憂外患如江河般連綿不休，種種事情都等着你的指示和裁決，可偏偏你的決定，總會有人站出來表示反對，他們不僅抗議，還罵人，還PUA你。
國事羈絆重重，皇帝的私事也不得暢快，連和女朋友上牀這樣的事情，都會被諫官指着鼻子罵荒淫無道。
明道二年，垂簾聽政十一年之久的劉太后去世。仁宗皇帝終於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親政。
沒了劉太后的監督，繼位以來“不近聲色”的仁宗皇帝，開始沉溺於美色之中，最令仁宗不能自拔的，是楊氏、尚氏兩位美人，這倆美女幾乎每天晚上都要侍寢，以至於讓仁宗這個正值壯年的小夥子，一度因縱慾過度，上朝都睏倦無神。
其實這事也好理解，和所謂的荒淫無道沾不上邊。宋仁宗當時只有25歲，這個年紀的小夥子，遇到傾國傾城的絕世佳人，那基本上就是四個字：如狼似虎。
可如此“男之常情”的帝王私事，御史臺諫表示也要管上一管，上疏規勸者衆多，也有不留情面直接開罵的。
比如滕子京(就是范仲淹千古名篇《嶽陽樓記》中提到的那位)就上疏，罵仁宗“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
臺諫官的批評令仁宗不堪其擾，無奈之下，不得不忍痛割愛，答應將楊、尚兩位美人遣出皇宮。
聖旨下達後，尚美人哭哭啼啼地不肯走，嚷着要見皇帝，一個叫閻文應的太監上去就是一個嘴巴，如扔垃圾般將兩美人逐出了皇宮。
你瞧，堂堂天子，連自己心愛的美人都保護不了，欲留而不能。
(四)
所以後來宋神宗曾對臣子感嘆：
“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
瞭解了這些做皇帝的“苦衷”，或許就能夠理解，爲何宋神宗當年會如此放任王安石率領“變法派”在朝堂上肆意妄爲，以種種手段排斥異己，驅逐反對派了。
因爲皇帝的手腳被千萬條無形的繩索束縛着，他太渴望“鬆綁”了。
皇帝也有七情六慾，皇帝也渴望更自由、更放縱，也渴望及時行樂。
可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機制，必然要求帝王是不暢快的，即作爲“人”的皇帝，必須有力量制衡其慾望——如果制衡帝國統治者的力量消失殆盡，那王朝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終的崩潰。
譬如，和相對剋制的仁宗皇帝相比，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就是一個更任性，更自由，更放縱自我慾望的帝王。
徽宗這個皇帝，當得可比仁宗“快意”多了。
若論“好色”，如果金國翻譯官王成棣的記錄真實可信的話，那宋徽宗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好色的君王之一。
靖康之變後，金人俘虜了許許多多宋朝王室的女眷，這些女眷被押送到金國分賞給權貴們，王成棣是押運部隊的一名翻譯官，他將一路上的見聞記錄了下來。
王成棣一路聽這些皇室女眷講述了許多皇宮祕聞，其中就記錄到：
宋徽宗五到七天，必須用一位處女，這些女孩，他每臨幸一次會給她們進一階，徽宗退位時，服侍他的宮女達到了6000人之多。
不過對於古代君王而言，好色，應該是社會成本最低、邊際效用遞減最強，對民間盤剝打擾最輕的一項“愛好”了。
作爲帝王，多臨幸幾個美女，根本構不成對帝國的威脅。古往今來認爲帝王沉湎女色導致江山易主的人，在我看來都純屬腦子進屎邏輯不清的無菌級傻帽。
因爲相對於愛錢、愛功名、愛開疆拓土、愛大興土木這些更奢侈的事物，一個皇帝再好色，也很難造成民間哀鴻遍野、家破人亡、生靈塗炭的悲慘。
士大夫們當然也知道這一點，但必須防微杜漸。因爲真正危險的，必須提防和警醒的，是帝王放任自己慾望、野心和權力的徵兆。
仍以宋徽宗爲例，在花錢享樂方面，宋徽宗的窮奢極侈也居於宋代皇帝之首。
徽宗的一大愛好是大興土木，爲了建造出全世界最奢華奇豔的園林，他專門授權朱勔(北宋六賊之一)爲自己在東南搜刮珍稀方物。朱勔爲了討好皇帝，也是不辱使命，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巧取豪奪，中產之家幾乎都被盤剝至破產邊緣。
方臘就是朱勔“奉旨搜刮”的受害者之一。方臘其實是個小富二代，因不堪忍受朝廷的盤剝才聚衆造反。當方家這樣的富庶之家都被皇權壓榨得無法過活了，可以想象那些處於社會更底層的百姓，該是何等的悽慘。
所以方臘起義的口號之一，就是誅殺朱勔。這場起義帶有明顯的復仇色彩，凡是被方臘起義軍抓到的宋朝官吏，全都被酷刑折磨至死。
古往今來，帝王慾壑難填的背後，往往是草芥小民悲慼的呼號和血與肉的獻祭，可人的慾望哪裏有止境呢?
(五)
中國男人心裏大抵都有一個當皇帝的美夢，很多人骨子裏還覺得自己真能做成爲一代聖君。
實際上，這樣想的人往往既不瞭解歷史，也不瞭解自己。
如果立志要做一個被萬世稱頌的聖君明主，那麼皇帝這份工作就不僅僅是枯燥無味，而簡直稱得上是心力交瘁、愁腸百結、寢食俱廢的一份“苦差事”了。
要我說，普通人所夢想當的皇帝，無一例外將是世人眼中的昏君、暴君，即終日嬉戲，縱情聲色，殺伐果斷，看到不爽的人就撂一句：“朕必誅你九族”的皇帝。
而一個好皇帝，必然是“憋屈、惆悵、不快意”的。
政治家其實沒有多少任性恣情的時刻。所謂政治，想象中是縱橫捭闔，睥睨天下，其實在現實中更多是平衡、取捨、隱忍乃至退步，是不得不爲，是隻能如此，是打碎了牙齒和血吞。
一個隨心所欲、快意恩仇的皇帝，則多半是一個昏聵、暴戾的帝王。
在君權體制下，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首先需要依靠帝王自身對慾望和權力的剋製爲道德基石。
而皇帝作爲一個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其人性中的貪嗔癡，與成爲聖君明主所需具備的“神性”天然相悖。
在此之上，德政仁君的實現，需要以種種祖訓、禮法、制度、法規及臺諫糾察機制制衡約束皇權，而君主則需要以極高的道德自省和高度的自律意志，接納來自制度、法律及士大夫等文官集團的約束、平衡與規諫。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無法調和的矛盾。
如何讓作爲人的皇帝，超越自身的“人性”，克己復禮，抵達和接近聖帝明王所具備的“神性”，即克服皇帝的“本我”，實現“超我”，是封建帝制最大的挑戰。
昏君佞臣，向來是帝制王朝最大的危機之一。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階層，窮盡各種辦法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設置各種機制平衡各方權力，束縛統治者的慾望和任性，皇位傳承儘可能謹慎地選擇“有德之人”……
然而歷史的演繹，卻遵循着近乎一致的劇本：
一個王朝無論曾經如何昌盛，帝制之下，它總會走向權力逐漸失衡，欲求逐漸膨脹，一切藩籬化作齏粉的那一天。
昏君，是帝制王朝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畢竟，在至高無上的皇權加持下，一個有血有肉、有慾望、有雄心的皇帝，內心深處一個始終澎湃不息的衝動，就是打破一切藩籬，扭斷一切束縛，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任性地行使權力，貪婪地滿足個人慾望……
施行“王道”，固然可以名垂青史，但是作爲肉體凡胎的一個具體的人，作爲手握皇權的一代君主，沒有什麼比行“霸道”更爽的事情了，做一個所謂的“昏君”，實在是太舒服太肆意太暢快太有吸引力了。
生而爲人，誰不想簡簡單單地做個昏君呢?